试论郁达夫小说的审美追求

郁达夫的小说立足于展示作家自我经历和内心隐秘,奉行非功利、非道德的唯美主义文学观念,重视情感的自然流露和内心的情绪体验.在美学范畴上,他主张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有别于鲁迅、茅盾等注重主客体交融的现实主义美学范畴,属于主观表现的浪漫主义美学范畴.     

明代小说叙事理论真实性观念内涵研究

随着小说在明代的兴盛和小说观念的调整,明代文人士大夫开始关注这种新文体,新的小说叙事理论真实性观念产生.真实的现实世俗世界在观念中被认可,成为有价值的叙事对象;明代文人士大夫认识到小说叙事的虚构性;叙事之真被认为是由文学虚构所营造的真实感,这种真实感通过内视审美而实现,因而,明代文人士大夫认为由文学构造的真实比绘画和现实真实更具真实感;明代文人也认识到了在何种情况下会失去这种真实感以及如何通过一定的文学叙事手段使得小说叙事更为真实.这种新的叙事真实观念因而不同于传统的历史信实观念,它代表了明代文人士大夫对叙事文体小说的新认识.这一观念的产生也提示着,叙事文学从传统的历史叙事逐渐剥离而走向独立.     

略论1930-1940年代中国现代小说观念

中国现代小说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既往的小说观念便让位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左翼小说理论主要体现在注重社会环境及时代精神、追求大众化和典型问题等方面;而在此主流之外,还存在着与之相对立的现代写实主义、“新心理写实主义”等。40年代的小说观念则带有更多的战争时代特质,其中既有传统小说的历史绵延,又有对战争小说神话的构筑。相反方向的寻求另一方净土,及对小说中“美”的追求,也取得了虽不喧嚣但却耀眼的成就。对异域小说观念的追求,成为这个时期小说观念向现代性的高峰攀登的主导。总之,一个多元化的小说观念空间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     

文学小说观念的确立——论南宋说话四家之“小说家”对小说观念发展的贡献

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分史志小说观念和文学小说观念两种。史志小说观念产生于汉代,直到清代其表述变化不大,只是对象有一些变化。对我们今天的小说观念产生巨大影响的是古代文学小说观念。古代的文学小说观念产生于宋代,其标志是宋代说话四家之小说家的理论,《醉翁谈录》详细陈述了这一观念。由于说话表演的需要,说话人以人物故事为表演内容,诞生一批名篇,规范了小说叙事文体,使之脱离了史志小说杂录、杂抄的形态;由于表演效果的需要,说话人进行艺术创作,增强了故事的文学性。他们的理论总结,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文学小说观念,并由此逐渐发展成为现代的小说观念。     

中国近代小说与文化转型浅论

小说在中国传统文学结构中居于边缘,近代文化转型的历史趋势推动小说向文学中心移动,但传统文化与文学观念的桎梏却使小说付出了代价,而这一影响长久地制约着20世纪中国小说的发展.     

超时空思维与象征主义源流

时空范畴是人类把握对象世界的基本框架。文学时空思维基于其本质上的自由要求而不断拓展，到二十世纪，随着当代西方哲学时空观念的变革，现代主义文学以象征主义为开端，形成了超经验的、极其自由的时空意识。《荒原》贯通历史、现实、未来并打破生死界限的铁瑞西斯视角建立起了超时空总体象征结构．其后的意识流小说、新小说等二十世纪文学在时空思维上接受了这一影响。     

“语-图互文”与中国现代小说的兴起——关于图像与文学关系的一种解读

历史上的图像与小说关系就是图像与以小说为代表的文字争夺叙事主导权的一个过程,但无论怎样,二者始终是不可分的,共同促进了叙事艺术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现代小说的进一步发展。文学图像化将会对文学的接受和传播带来积极的影响;文学（这里主要是小说）图像化,为我们的叙事理论的发展开拓了新的思路。文学或是文学研究将走向一种语-图互文的方式。     

印度20世纪现代主义小说透析

现代主义小说是印度20世纪文学中的重要构成,其发生、发展大致经历过三个阶段,各时期的创作成就分别以泰戈尔、阿葛叶与布特代沃·巴苏和"新小说派"作家群作为代表.泰戈尔实现了印度小说叙事手段的现代性转型;阿葛叶和巴苏为印地语、孟加拉语现代主义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20世纪中后期出现并得到繁荣发展的"新小说派"借鉴、吸收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观念和表现手法,融合本土小说叙事基因,强化现代性诉求,坚持立异标新,对印度文学现代化进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小说的名实错位与学者的抉择标准

小说观念的名实错位不单是社会积习的无奈追寻，也是文人心态的曲折反映。社会舆论和文人心理同谋共构，杂体文类最终趋向文学小说层面的归依，小说观念亦由此呈现出历时性和共时性交相辉映的文学表征。对待小说观念的演变，我们不应是有意回避，而应当是放宽视野，重视小说本位及其周边环境，正视小说观念的芜杂现实，进而构建现代小说学，沿着小说研究的主体方向不断前进。     

人性的呓语与节制的抒情——试论早期自叙传小说的两种倾向

中国现代自叙传小说是融入了作者情感倾向和人生经历的虚构艺术.郁达夫等情绪派和郑振铎等写实派的创作代表了20世纪20年代自叙传小说的两种倾向.这两种不同的自叙传小说风格的形成与作家自身的文学观念及所处的文学环境密切相关.     

从呐喊到流言--鲁迅与张爱玲相同点之比较

鲁迅和张爱玲分别是主流文学和非主流文学的代表,他们之间存在着某些共同之处。二者在现代文学史上都被无情地扭曲了,一个是“红色经典”,现代文学的奠基人,被误读的大师;一个是个人主义的“靡靡之音”,长期被排斥在文学史之外。二者对人性的弱点都有深刻的了解和体会,在探讨现代人的生存处境时表现出深刻的悲剧精神。此外他们的创作都显示出相当成熟的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的审美追求。     

乡土本位意识的紧张及其缓解——以近年四部乡土叙事作品为例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土文学创作主体因乡村逐渐被城市化进程裹挟,乡土本位意识呈现出紧张状态。对近年几部有代表性的乡土叙事作品的解读,可以看出这种紧张状态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创作主体对农民与土地关系的困惑和焦虑;而缓解这种紧张状态最为典型的方式是在作品中强化乡村的生态意义,以"野地"与"城市"作直接对抗。     

“文学媒介化”:新世纪文学现象解读(一)

在新世纪,文学与媒介的关系经历了从"媒介文学化"到"文学媒介化"的世纪转换。在新世纪文学"被建构"的过程与序列中,"文学媒介化"现象格外引人注目,以"80后"文学为代表的文学媒介化景观,新媒介文学的"喧哗与骚动"都是显例。"文学媒介化"现象究竟会给文学带来什么样的终极影响,得经由时间来确证。     

从延安文艺新潮的勃兴到《讲话》的发表——解放区个性启蒙主义文艺思潮兴衰的反思

1941年下半年至1942年春,延安在解放区工农兵文艺主潮之外,兴起了一股短暂的文艺新潮。这一思潮承继“五四”启蒙主义思想,主张对现实、文艺的批评与反思,影响所及几乎涵盖了文艺界。对其引领潮头之作《三八节有感》、《野百合花》等的大规模批判,特别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是解放区文艺走向规范化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标志着文艺界思想趋于统一。     

文学研究会与初期革命文学的倡导

现代文学研究界从构造左翼文学历史的设定出发,把早期共产党人视为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事实上,文学研究会才是革命文学最初的倡导者.文学研究会认为,使革命得以成功的应是革命文学而非革命理论,呼吁文学家要创作反映社会黑暗与痛苦的革命文学.文学研究会开启的"文学与革命"讨论,引起新文学家与早期共产党人对文学使命的思考,他们从文学或革命的立场提出的革命文学主张尽管存在差异,但都强调革命文学家的重要性与神圣性.换言之,将革命文学家道义化与神圣化,成为初期革命文学倡导的主要历史特征.     

延安文学当代范型的成功建构——由王久辛长诗《大地夯歌》说开去

王久辛以《大地夯歌》为代表的系列长诗创作，在继承和发扬延安文学优良质素的基础上，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浓烈的忧患意识，作品始终高扬人文主义精神旗帜，强调史诗的历史承担责任，改写了当下新诗写作读者严重缺席的窘境，提供了当代诗歌创作的新范型。     

高旭文学思想初探

高旭是近代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创始人之一,他的文学思想也很有时代代表性。他认为,文学应随时代而变化,因而“变”是其文学创作的线索。他强调文学的现实性和战斗性,要求它具有社会内容,反对无思想性,但也须注重文学的艺术特质,讲求文学的功利性与愉悦性的统一。然而由于时代社会思潮及个人世界观的影响,他的文学理论在中与西、创新与复古的问题上,也存在着矛盾与混乱。     

"毛主义"话语的起源、性质与内涵--简评史华慈《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崛起》

美国哈佛大学已故教授史华慈是当代最著名的现代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其名著<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崛起>是其博士论文并是其成名作.该书中,史华慈首次提出"毛主义"的学术范式,对其形成、内涵和意义进行了最早的论证.他强调"毛主义"在革命的理念上与斯大林主义有着明显的差异,毛主义是"由农民所进行的革命",而不仅仅是"为了农民而进行的革命".前者强调农民自身就是革命的主体、性质和动力,而后者则只把农民利益当作革命的重要目标之一.显然二者的意义有着本质的不同.史华慈的这些论点对西方毛泽东研究领域影响极大,并引起了广泛争论.     

本色要求与体制之辨——明代七子派的“本色论”

刘勰首先将"本色"一词用于文学批评,初步探讨文学自身的规定性。刘勰的"本色说"在宋代得到回应,在明代七子派手里得到充分发展。七子派的"本色论"在批评实践中表现为十分重视体制之辨,他们维护各种文体体制的纯粹性,维护不同体式诗歌体制的纯粹性,对不同体式诗歌的体制坚决加以区分,其目的是为明人的各体诗歌创作提供典范。     

底层生存与纯文学:面对时代的问题

早就有人预言过“艺术的终结”,也经常能听到文学“发生危机”或“陷入低谷”的惊呼;但对“文学”是什么、“文学性”是什么的疑惑与反思,却是新世纪文坛学界的新景观。于是,有聚焦于“纯文学”、“文学自主性”的讨论与争辩,有所谓“底层经验”、“底层写作”甚至“无产者写作”的提出与倡导。 若从福柯的话语理论看,任何“话语”都不是先验自明、充分自足的,都与某种意识形态密切相关,任何一种话语形式都会折射出权力社会制度对话语实践的不可忽视的影响,正如福柯所言：“它们——只是它们而不是别种话语——在某时某地的出现究竟意味着什么。”应该说,在关于“底层生存”与“纯文学”的讨论与争辩背后,人们不难看到当下社会生活与文化思想的剧烈变化和交锋,感受到人文学者对中国社会现实包括现代历史的不同认识、不同评价。 在现代中国历史的脉络中,无论“底层生存”还是“纯文学”,都不是多么新鲜的话题;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们之在当下中国骤然浮现、聚讼纷纭,却是因为它们连系着新的理论视野、新的理解文学的方式,表现出进一步解放文学、更丰富地介入文学之可能。从这一点来说,对于它们的讨论与理解不应该导致观念的“倒退”或重新狭隘化,而反倒应该能帮助文学焕发内在的活力。进入深广的境界。所以,虽然“底层生存”与“纯文学”是当代文学场域两端的相反的极点,但在它们之间。却存在着更多的文学的维度,而且,在这样一种理论张力中,文学恰恰有望获得崭新的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