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工作的困境和出路——以广州城管建设为例

城市综合管理问题是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所遇到的特有问题,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是我国城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从试点发展至今已经十六年,虽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仍然面临着管理和信任危机。要走出城管执法面临的困境,必须转变执法理念,加强城管执法队伍建设,规范执法程序,完善法律保障机制。本文以广州城管建设为例,分析了我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面临的困境,对今后城管体制改革和发展提出了建议。     

市北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开展城市管理年活动情况

市北城管执法局按照市、区统一部署,以迎接奥帆赛、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扎实开展城市管理年活动,全面贯彻《青岛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条例》,加大城管执法力度,突出解决热点难点问题,取得了明显成效。     

城管执法冲突的三方感知与对策建议——以昆明市五华区为例

从1997年全国第一个综合执法试点建立到现在,城管队伍已经经过了15年的发展。新闻媒体上越演越烈的城管执法冲突事件,给这个直面大众的城市管理部门蒙上了一层阴影。本文以昆明市五华区为例,探究执法者、被执法者以及第三方(其他城市居民)的心理情感和冲突感知,据此剖析城管执法冲突发生的原因,并从转变执法理念、完善法制建设、提高人员素质、调整执法方式、加强舆论宣传等方面提出解决冲突对策。     

城管人性化执法的制度回应——《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条例》的立法特色

立法人本化是人性化执法的基础,城管立法应当充分尊重和体现民意.执法体制合理化是人性化执法的前提,城管立法应当理顺基层执法体制,构建行政协作机制.执法文明化是人性化执法的核心,城管立法应当倡导柔性化的执法方式,从严规制行政强制权.行政程序是实现人性化执法的保障,城管立法应当充分体现正当程序的理念.<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条例>回应了人性化执法的诉求,在制度设计上彰显着人性化的光辉.     

关于打造广州“城管铁军”的思考

城管执法部门是城市管理工作的＂排头兵＂,加强城管队伍建设是搞好城管工作的前提。打造＂城管铁军＂,是广州市委、市政府对城管工作提出的殷切期望,也是城管综合执法机关更好地履行职责的目标要求。本文从阐释＂城管铁军＂的内涵入手,分析了打造＂城管铁军＂的重要意义和面临困境,提出了广州市打造＂城管铁军＂的对策。     

维护市容秩序 坚持依法行 政始终执法为民——青岛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和服务群众工作掠影

正近年来,全市各级城管执法部门按照市委市政府和上级工作部署,以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为载体,以严格执法办案、服务人民群众为重点,以维护市容秩序、提升城市形象为目标,以群众满意为第一标准,按照"以人为本、依法行政、综合施策、规范有序"的工作思路,坚持问题导向,强化责任担当,认真履行职责,全面加强和改进城管执法工作,进一步提升执法和服务水平,为城市环境秩序持续改善做出了积极努     

维稳视角下城管与小贩的博弈与平衡

城管与小贩之间的博弈已成为当前的一个社会问题,由于治理方式存在偏差,利益矛盾有不断升级的趋势,城管与小贩之间的关系若处置不当则容易演化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小贩通常处于社会底层,他们开展经营活动是维持生计的一个途径,但因无证、无序经营而往往成为城管的执法对象。尽管执法者给这些小贩们冠以了"非法经营"之名,但在普通老百姓眼中,他们是无助的弱势群体;相对的,城管代表国家行使权力,则处于一个强势地位。     

流动摊贩存在的利弊与治理对策

流动摊贩分布在中国的各个城市,已经成为一个不小的社会群体。对流动摊贩的管理,不仅关系到他们自身的生存生活,而且关系着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本文在分析流动摊贩正负两方面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了规范城管执法、采取人性化管理措施、建立摊贩自治组织等治理流动摊贩负面影响的对策。     

皇粮还是民粮

今年８月１２日 ,不少新闻单位纷纷报道“不靠收费罚款 ,城管机构改吃皇粮” ,说为了改变城市管理执法队伍靠罚款、收费维持工作的不正常局面 ,同时配合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的开展 ,各城市已经成立或即将成立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构 ,其经费将全部列入本级政府财政预算 ,从“吃民粮”变为“吃皇粮”。报道指出 ,在我国传统的城市管理体制中 ,尽管各部门行政执法人员总数不少 ,但分散到各具体岗位后 ,无论工商、环保还是市容、市政等 ,都感到力量不足 ,往往还要雇佣临时工执法 ,加之大多数队伍没有经费保障 ,在“靠山吃山”错误思想的…     

美国发展大数据产业的主要做法及对广州的启示

大力推进大数据的发展与应用,对于进一步强化广州国家重要中心城市的功能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广州市有关部门贯彻落实广州市关于加快大数据发展的决策部署进展状况总体趋好,但也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美国发展大数据的经验做法对广州增强发展大数据的规律自信具有重要启示,对解决存在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锐新闻

正@水枪执法成"网红",摊贩都被逗乐了1月23日,据网友爆料,在长沙市天心区坡子街社区,城管竟然用儿童玩具水枪在浇路边摊贩使用的火炉。这一举动引起了网友的热议……长沙市天心区坡子街城管中队队长邹军荣表示,之所以用水枪,是因为当时该附近没有水源,而且之前都是采取把煤炉翻倒在地、用脚踩的形式,这样既不安全,也稍显不文明。为此,他才想出了用水枪灭火的方式,     

世界体系的结构状况:不平等和政治暴力

这份研究材料是从量的方面对于世界体系内各国收入不平等和政治暴力的关系问题进行的跨国研究。不平等和政治暴力虽然有关收入不平等导致政治暴力的跨国研究已进行了20年,但这种研究方法尚未得到详尽的阐述。而且,研究者对于这一问题发表了互相矛盾的研究成果。例如,最近运用某国人民收入分布情况作为不平等标准的研究。两个研究者发表报道认为,收入不平等与政治暴力之间没有联系(哈迪,1977年;威德,1981年),然而,西格尔曼及辛普森(1977年)和离现在更近的米勒(1985年)发现,收入不平等对政治暴力的发生率有绝对的单独的影响。     

日本对家庭暴力受害妇女的保护及启示

2001年4月,日本制定《防止来自配偶的暴力及保护被害者的法律》(简称《家暴防止法》),这是日本为解决家庭暴力问题而制定的专门法律,并于当年10月开始正式实施。为防止配偶的暴力以及保护受害者,《家暴防止法》创设保护命令制度并设置配偶暴力咨询援助中心。在这部法律的相关规定中,通过建立妇女保护设施、创办妇女咨询所和配备妇女咨询员,保护受害妇女,力争使受害妇女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日本通过立法、官方和民间机构合作形式解决家庭暴力受害妇女的做法,对我国解决家庭暴力受害妇女问题可以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相对集中城市管理模式面临的困境及对策研究——以长沙市为视角

相对集中城市管理模式虽然对提升城市管理水平成效显著,但面临困惑也颇多。本文以长沙市为例,指出相对集中城市管理模式面临着公众参与不足、执法裁量权限膨胀、执法程序缺失、执法手段暴力化、执法公信力降低等诸多困惑,这些困惑与服务行政的时代背景格格不入。惟有走出"运动式、粗放式、突击式"的城市管理误区,建立相对集中城市管理模式的长效机制才是应对困惑的得力之举。     

浅析婚姻暴力的危机介入、评估和辅导

婚姻暴力是社会常见的问题,其对受害人产生的危害十分明显。危机介入针对导致个人正常功能产生混乱的事件采取阻止行动,以解决危机情境。危机介入与社会工作的方法和技巧相结合,有利于缓解婚姻暴力的紧张和冲突。     

亲密关系暴力:男性与女性谁更具攻击性

亲密关系暴力是指现在或曾经处于亲密关系下(如婚姻关系、约会关系、同居关系等)的异性伴侣之间各种形式的身体、心理、性方面的暴力伤害行为。关于亲密关系暴力问题的社会学研究,是对以往的婚姻暴力、约会暴力研究领域的整合与拓展。尽管有的研究者认为应该把同性伴侣暴力也包括进去,但一般情况下亲密关系暴力主要是指异性伴侣攻击。在亲密关系暴力中,究竟是男性更具攻击性,还是女性与男性一样具有攻击性,抑或是女性比男性的攻击性更强?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外学界开始对婚姻暴力问题展开系统的研究至今,     

城管行政执法权与依法行政的冲突及对策

城管是中国特色,是中国城市化建设中出现的必然产物.是当代中囱城市建设和发展不可或缺的一个节点,但是,因为它的法律地位的先天不足使它在产生和发展中充满了不和谐的音符,研究导致问题的原因和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是本文的主旨.     

青少年问题与社会学

一、用社会学的观点研究青年问题青少年问题是目前日本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其中包括围绕青少年出现的学校内暴力和家庭内暴力、偷窃等不良行为,以及家庭解体、教育荒废和升学战等等。这在社会学上可称为“病理现象”。对于各个生活领域中产生的问题和病理现象,如不能从整体的角度加以认识,不能用科学方法去验证,那么就丝毫无助于解释和解决这些问题。因此我考虑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这个问题。首先让我们看一下从社会学角度进行的青年问题研究中两个古典研究的特征。其一是W.怀特的《街角社会》(1943);另一个是曼海姆的《现代的诊断》(1943)一书中的“现代社会中的青年问题”。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下对公安执法观的反思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有其不同于一般法治理念的基础和特点,充分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独特规律与价值,对于正确对待当前公安执法中出现的失范问题,树立全新的执法理念,重构公安执法观念模式,有着积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城市夫妻间的婚内暴力冲突及其对健康的影响.

家庭暴力的研究领域充满了各种争论。在对现有的理论作出综合阐述和评论后,本文运用全国范围内有代表性的随机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中国城市夫妻间的暴力冲突及其对健康的影响。本文发现,夫妻间的婚内暴力冲突在中国城市家庭中并不少见。其中,施暴者夸大而受害者隐瞒其受侵犯的经历。夫妻间的嫉妒情绪显著地增加暴力冲突的可能性。比丈夫收入更高的女性受侵害的可能性更高。生活压力,如学龄前小孩和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增加暴力冲突的发生。家庭暴力对受害者,特别是女性的健康状况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