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书法美学“厚”范畴论

"厚"是中国古代书法美学较为后起的范畴之一,主要指一种圆润滚实、肉膏骨健、笔力逑劲的书法审美风格。从汉魏自然朴拙之自发风貌到晚清书家精心刻意之自觉追求,"厚"逐渐由一种简单拙朴、雄强泼辣的书法形体特征发展成为成熟的书法审美风格和艺术品鉴标准,在形态美、立体美、力度美等方面体现了中国书法高度的艺术创造性和审美感染力。     

论赵执信的诗学思想与诗歌创作

与清初诗坛其他“宗唐”者专意于某一诗人或某一诗风不同，赵执信宗法唐之诗歌精神。在“宗唐”旗帜下，他力图包容诸端、“兼擅并美”。考察赵执信的诗歌创作，与其诗学思想大致相符，即多种风格均擅，阳刚之美虽为主流，但并不偏废其余风格     

中国古代诗学书学互通论

诗学与书学的互通,是中国古代文论中一种值得注意和研究的现象。古代诗学家经常借助二者之间的相似性或相通性来阐释诗歌的继承、发展和创新,或以书体喻诗,或以书法风格喻诗歌风格,或借妙悟将二者打通,或借书法之势谈诗歌之势,不一而足。这样,不仅使抽象的诗学理论变得形象生动,而且还富于文学创意,从而在不同艺术门类的比较中,拓展了诗学研究的视野,丰富了诗学理论。     

美是本体性否定的未完成——否定主义美学系列研究之一

传统认识论美学仅注重“结果” ,并将“美是什么”的解释实体化、可见化 ,从而不能真正接触到“美” ;现代存在主义美学又将“美”作“可能性”和“不可见性”的解释 ,从而忽略了我们是凭借什么来把握“美” ,这样也就不可能将“美”的不可说性与“美的符号”的可说性阐释清楚。否定主义美学认为 :美是本体性否定的未完成 ;美是一种未占有的、未完成的、尚未成为“共在”的存在。对否定者而言 ,“未完成”是指否定结果尚未诞生时的一种情境、一种境态。在这种境态下 ,“美”是以一种孕育着的、还未视觉化的状态被否定者所想往、所追求、所体验着的。“未完成”在哲学意义上是一种有缺憾的状态 ,但在美学意义上却是一种让人沉醉的状态。对“本体性否定”而言 ,美学是源 ,哲学是流 ,美学内在于哲学并且是哲学的根。只有“本体性否定”意义上的“美” ,才能使我们每个人“成为真正个体”的审美冲动。“美”的特性在这里 ,“美的意义”也在这里。在“本体性否定”意义上 ,“美”不可说而“美的属性”可说 ;“美”作为存在的潜在具有“未占有性”和“混然性” ;“美”在“美的符号”前后 ,体现为本体性否定的“未完成”     

《文心雕龙·定势》之“势”与古代医论

《文心雕龙》中有大量古代医学术语、概念以及借用医论的理论阐述,其《定势》之“势”亦在此之列.刘勰把文学作品比作人的生命体,并在类比思维基础上借助医论建构了生命体之“势”.“势”指由情、辞、气、意、宫商、朱紫等构成的生命体所显示出的一种整体效应、状况或特征,一种和谐健康之美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活力、感染力、生新潜力.有刚柔、奇正、雅郑之势,有总一之势、兼势,有离势、讹势、怪势.鉴“势”之法是从望闻问切四诊法类比性发展而来的“六观”.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的美学思想

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是一部在中国书法美学史上极有理论特色的著作。他以倡变、求新为价值取向，尊碑抑帖，反对书法中的保守、僵化倾向；以性情自由为表现心态，批评唐人及帖学中的以理抑情、以工巧害意，弱化艺术表现力的弊端；以粗拙、雄强、具有崇高意识特征的书法风格，作为自己的审美理想，卑视帖学纤柔、和婉、甜俗、靡弱的艺术风尚。康有为的书法美学思想，表现出鲜明的近代理论特质和意义     

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势”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势”,是文学家创作时情感的变化轨迹、强弱程度等因素对文学作品中音节、意象、意脉、意群等各级结构单位的组织安排作用。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势表现为声势、语势、句势、文势等几种形态。随势结构而来的优秀作品,往往体现出四个重要的审美特性:整体性,运动性,节奏性,含蓄性。而追溯“势”的发生之源,又和古代文学创作中“兴”的传统有着重要的联系。     

试论魏碑楷书的字体特征

北朝碑刻书法具有共同风格,世称"北碑体"、"北体"、"魏碑体"、"魏体"等.魏碑楷书字体风格多样,富于变化,不拘法则;点画形态丰富多变,掺杂有浓厚的隶意;横画起笔时先竖向写,竖画起笔时先横向写,体现出中国书法理论自古崇尚的"中和"之美;字形面貌明显受到刊刻工具的影响,呈现出方整峻厉的风格.结体上也处于不定型状态,异体众多,随意增删笔画.章法上字字独立,无明显呼应和连贯,摩崖石刻文字单字、整行往往明显倾斜.     

论“意”之义:中国古代两种文学阐释模式的生成

在中国古代诗学的话语系统中,“意”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对“意”的含义和意义的不同理解不仅形成了中国古代两种不同的诗学本体论,而且形成了两种诗歌阐释模式和意义生产方式。“意义生产”这个提法意味着阐释过程中文本意义不是简单地被发现并被揭示出来的,而是被创造或被建构出来的。阐释本身即具有“生产性”。“以意逆志”“得意忘言”“可意会不可言传”中的“意”都是具有生产性的古代诗学概念。对“意”的深入探讨可以从一个独到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古代诗歌的意义传达与诗学阐释方式的某些重要特征。     

狂心豪气英雄词——论稼轩词的刚美

《文心雕龙·定势》云:“文之任势,势有刚柔.”词,作为“文”之一种,其“势”自然有刚有柔.可是从词史看,词大半呈现“阴柔”之态,缺乏“阳刚”之姿.虽然,以苏轼为代表的词家,努力开拓,但仍未能改变“柔”多而“刚”少的局面.稼轩词出,“异军特起”,“别树一帜”,使词坛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刘克庄云:“公所作,大声鞺(?),小声铿(钅訇);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辛稼轩集序》)于是,“豪放惟幼安称首”,(王士祯《花草蒙拾》)成为学界定评.然而,稼轩词的“刚”美个性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尚须进一步探讨.本文试作简要论述.     

汉魏晋书论中的“势”

汉魏晋时期乃书法艺术的自我觉醒时期,文字书写作为审美的对象,在时人心中的位置日益凸显,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书法理论著作,现可见的古代书论亦多由此发端。汉魏晋书论中的"势",大可分为法势、体势、动势三种含义,从这三种含义的来源可见书法中的"势"理论对于先秦军事、政治"势"理论多有借鉴,但书法中的"势"理论作为艺术理论,相较于军事政治领域,更强调对于自然的关注。由汉魏晋书论中"势"的三大含义出发,可分析"势"的价值和意义。书法作品中势依托于"形"表现出来,可以分为笔画、结体、章法三部分。汉魏晋书论里,笔画中法势和动势体现较多,结体与体势关系密切,章法上法势的体现较多。     

汉、藏佛教演进路向之比较——兼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法论原则对当代和谐社会建设的启迪意义

中国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共同体现了北传佛教的一般性特征,即以大乘佛教教义与经典的弘传为主,注重对佛法大义的领悟与发挥.但由于所面临的文化际遇及所处文化势位的差异,二者选择了不同的演进路向,并由此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理论形态与组织结构特征.就整体思维特征而言,汉、藏两系佛教分别对印度佛教采取了不同的提问方式及继承发展模式.简言之,汉传佛教重佛之“心”,由“心”而立“法”;藏传佛教重佛之“法”,由“法”而明“心”.由此,汉传佛教形成了重圆顿、重简捷、重灵活性的修持理念与教化风格,而藏传佛教则形成了重传承、重次第、重体系的教法特色.当前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有着重要的传统文化思想底蕴,同时,中国传统文化的演进历程及其理论精髓对于中国当代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中国书法"与"中国文化"

在中国书法界和书法理论界,“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的命题影响很大,但这是一个缺乏学理和事实根据的命题。如果说,哲学是文化的核心的话,那么中国书法既不在中国哲学之内,也不具备哲学的性质。中国书法不可能是中国哲学的核心,因此也不可能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部分,它部分地体现中国文化的“文化精神”,但中国书法的文化精神并不是“中国文化”的“文化精神”。中国书法是一种很宝贵的,有特色的中国文化现象。但在中国文化中它不居“核心”地位。我们要充分认识肯定它多方面的文化价值,又要避免将中国书法神秘化,神圣化的倾向。     

说“韵”

“韵”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从“韵”语义的历史流变可见，“韵”的传达表现，既强调超迈不俗的内在精神与个性情趣之美，又追求一种淡泊自然、含蓄空灵、意在言外的意境风格表现。“韵”与重神写意理论不同，有着更明确的源自庄、禅的哲学美学基础与文化内涵。“韵”范畴在魏晋和宋代得到推重，从艺术创造和艺术品味两个方面大大深化了古代审美意境和风格理论。“韵”还典型地体现了山水画审美意识和追求，这又为进而考察古典美学具体范畴在不同艺术类型表现上的特殊意义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楚辞》英译的隐美与秀美

《楚辞》之美在于重旨、复意之隐美以及独拔、卓绝之秀美的和谐统一。杨宪益与戴乃迭、孙大雨、许渊冲、卓振英的《楚辞》英译本在展示原文的隐秀天成方面具有一定的共通性,体现了“中和之美”的翻译观。译者们在深刻理解原文哲理情思以及深远意境的基础上,不同程度地采用了模糊化翻译和显化翻译再现隐美与秀美,其目的是在彰显中国文化特色的前提下,使《楚辞》以一种更加便于目的语读者接受的方式存在于异域文化语境中。     

李奎报对中国诗歌创作的“主意”论

结合“以意为主”的诗学观在中国诗学中的流变，以及“意”在李奎报诗歌本质论中的特定内涵，来分析、研究李奎报对中国诗歌创作中“重意”这一审美趋向的两种理论批评倾向。其一，李奎报关照到中国诗歌创作中“意”的思想性，即重视诗歌的社会实践作用；其二，李奎报审视中国诗歌创作中的对“意”的表达的艺术性，即由对中国诗歌的思想内容的揭示，转向对中国诗歌的审美式批评。     

一九二三年的“关余事件”和中国人民的反美斗争

一一九二三年底发生在广州的“关余事件”,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帝国主义,企图扼杀当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广州革命政府,阻挠和破坏正在日趋高涨的中国革命,而挑起的一次直接侵略中国的事件。当年卷入这一事件的美、英、日、法、意、葡等国,“独美国为最坚决”。表明了美     

孔子人格美刍议

作为一个具体、鲜活的个体,孔子的整体生命存在表现出一种特有的人格境界。这种境界是一种夫子大气象,是一种独特的人格魅力和风采,蕴涵着丰富的美学意义。孔子人格美可借用我国古代文论中两个特有的美学范畴来概括,即“风”和“骨”。“风”偏重于感情的飘逸和真挚,实为“风清意爽”;“骨”偏重于意志的端正和遒劲,实为“刚健道劲”。两者俱备,即为“风清骨峻”。孔子合而有之,终而遍体光华,如鸾如凤,成为中国审美文化史上一个无可替代、不可或缺的独特文化人格存在。它所透露出来的美感染了后世一代又一代的人们。     

周作人散文“平淡”风格的文体学分析

周作人散文“平淡”风格的文体学分析李旭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如果要推选一名最杰出的文体家，大概非周作人莫属。而他的文体，主要的特色是平淡。有人曾将他创造平淡美的艺术造诣同古希腊“高尚的简朴和静穆的伟大”之美相提并论，说：“我们景仰希腊艺术的不朽的美，可是...     

论赋与书的同体批评

辞赋与书法的关联,突出体现于书体语象(书法赋)与赋体书像(赋书法),而从艺术批评史的角度看,二者又有着异类而同体的功用。概括地说,赋用与书用,构成征实原则;赋法与书法,成就技术特征;赋象与书像,呈示形似艺术;赋势与书势,表现气运风骨。这种基于体性的批评,将辞赋与书法这两种不同体类的艺术联结起来,具有我国古代文艺史写作的典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