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早期的农商关系问题

中国古代早期的农商关系问题吴松在中国古代经济文化的流变中，农商关系问题是一个贯穿始终的和最引人注目的基本问题。它与“本末”观念和“轻重”思想相结合，构成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主流，制约和规定着其他经济观念或范畴的衍生和演化。因此，探讨中国古代农商问题的...     

徽商旅游文化对传统旅游文化的突破及其局限

中国传统农耕经济和宗法观念对中国古代旅游文化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制约作用,而徽商旅游在经济繁荣、思想宽松背景下的释放,对传统旅游文化有了很大的突破,但由于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尚未发展到足以彻底推翻传统思想观念,徽学渊源生存的传统社会环境未能发生本质的变化,徽商文化对传统旅游文化的突破和超越也不可能十分彻底。     

"五色圈点"考论——以杨慎批点《文心雕龙》中的"五色圈点"为例

本文就《文心雕龙》杨批中“五色圈点”的运用和源流及其文化背景作了一个初步的考察。杨慎在批点《文心雕龙》时,用得最多的是黄色和红色,其次是青色、白色和绿色,而且杨慎较为关注《文心雕龙》的文学性与书中的“整严新巧”处“。五色圈点”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先秦到宋明长期的孕育与积淀过程。“五色圈点”产生的大背景是中国传统的五行文化,小背景是中国古代的色彩文化。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五色”与“文”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此外,圈点的产生反映了在中国古人的潜意识里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对“圆”这个图形崇拜的心理,也离不开中国古代“言不尽意”这一思维模式的影响。     

中国古代数字神秘崇拜文化初探

对“数”的神秘崇拜观念,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普遍现象,对中国传统社会生活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国古代文化中一个鲜明特色。本文对这一文化遗产进行了初步研究和梳理,探讨了数字神秘观念的成因,以及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从一至九的自然数中包含的丰富的神秘崇拜观念,并做了文化学的分析与阐释。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茂名乡村文旅融合发展研究

文化旅游是以文化为纽带的一种全新的旅游发展模式。文旅融合有助于传播传统文化内容,辐射文化能量,丰富旅游内涵,促进旅游转型,开发旅游新路径。“以文促旅,以旅彰文”,两种要素相辅相成,不断融合,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可以让乡村旅游好文化联系更紧密,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有助于乡村振兴。本文在乡村振兴视域下对茂名市文化旅游综合发展进行SWOT分析,在乡村旅游发展的基本面上探讨茂名文旅融合的具体情况,分析了茂名文旅融合的优劣势,并且进一步就乡村振兴视域下的茂名文旅融合发展提出了发展策略。     

古代武侠小说对"剑术"的表现及其文化意蕴

“剑术”不是武术中的剑术套路,而是古代小说中一种特定的常见的文学表现内容,在古代小说对“剑术”描写中,“剑术”的运用主要靠剑;剑是有灵气、有意识的兵器;“剑术”还包括了种种神通和玄妙的法术。剑器被神化为“剑术”的过程中,不仅有社会文化心理因素,还有文学自身的继承和发展因素。同时,在剑器衍化为“剑术”的发展过程中,也有佛教与道教等宗教观念的贡献。可以说剑侠和“剑术”是中华民族社会、文化、思想的产物,是中华民族宣泄情感的一种“有意味”的表现形式。     

"六经"与中国古代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是人类文化史上共有的现象 ,但东方与西方却走着不同的道路。中国古代的“文化自觉”早于西方一个时代而发生 ,形成了具有二重性的早熟的特色。中国古代的文化自觉 ,是通过儒家的“六经”而具体展现出来。孔子删定“六经” ,将三代以来的贵族教育内容 (诗、书、礼、乐 )加以转化并推广到民间 ,建立起以儒家礼乐文明为核心的思想体系 ,完成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第一次自觉。这次文化自觉 ,奠定了中国古代儒家文化的伦理类型的基础 ,也为汉代以后中国形成的“经学”提供了基本的文献。     

白居易是"宋型文化"的第一个代表性人物

在我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中唐是由“唐型文化”向“宋型文化”转变的重要过渡时期。在这个历史文化的转型时期,白居易在政治观念、人生态度以及文学创作上都表现出了鲜明的时代性和典型意义,并对宋人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他也因此而堪称是“宋型文化”的第一个代表性人物。     

连续性的“文”的观念下的中国古代语-图关系的形构

中国古代的“文”的传统建立在一种连续性的“文”的观念基础之上,表现为自然与人文、文字与图像之间的一体性,也体现为这种整体性的“文”的观念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史。连续性的“文”的观念使得中国古代的语-图关系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以新的形式紧密结合在一起,没有发生西方意义的语-图关系的对立和紧张。语-图关系变迁的过程实际上是“文”的内涵不断被改写的过程,不同历史时期,“文”的意义赋予语图关系以一种新的表现形式。一旦图像逻辑试图独立发展,“文”的传统总是进一步对图像予以新的赋义。在宋元以后,中国文化中的图像逻辑被“文”的传统彻底归化,而那种独立性的图像逻辑在中国文化中则始终没有出现。     

"五行配五"的文化含义及其科学价值

“五行配五”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基础与精髓,“五行配五”文化的基本含义及其科学价值已渗透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天文、历法、人的思维模式、礼数、医学、音乐等各个领域,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并有极其重要的科学价值。     

从社会历史语境看中国旅游的发展流变及其特点

中国旅游的发展及其演变,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社会语境中形成的,反映了中国特有的民族性,也显示了中国文化特有的深层因素。农耕自足经济和宗法观念下的专制制度制约着中国古代旅游,而休闲天性在经济繁荣、思想宽松背景下的释放,更反证了特有的社会经济环境及其变化对中国旅游的特点和发展演变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隐喻、图像与习性：中国古代“美猿贬猴”观念新探

“美猿贬猴”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文化观念,特别是自唐宋王朝以降,在“党争”的催化下,猿象征君子、猴代表小人的政治隐喻遍晓士林;北宋猿猴画的发展,更使长臂猿与猕猴的形象特征及其文化寓意愈显直观;而两种动物在分布、食性和行为方面的显著不同,乃是古人对其评价大相径庭的根本原因。最终,政治隐喻的褒贬、图画形象的表现以及动物习性的差异,共同筑就了中国古代“美猿贬猴”的文化观念。     

中国古代旅游说略——“古代旅游·人生·文学”论之一

在世界范围内,当旅游业成为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热门产业之时,旅游成了热门学问。这门学问在许多国家先后建立、兴起,涉及方方面面的共通性问题;而各国的国情和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又有差异存在。横向看,差异存在于国与国之间;纵向看,差异存在于历史与现代之间。中国古代人们的旅游活动极为频繁,旅游意识和观念形成甚早,旅游价值的认识(尤其是对其美学价值的认识)亦时见于古人的议论之中。但是古代旅游没有形成专门学问。旅游随时代发展而发展。传统观念的“旅游”概念与现代旅游学的技术性定义相比，现代“旅游”远不止以游山玩水（即观光、消遣、娱乐等）为主的古代旅游所包蕴的内涵。但本论只限于从历史角度来谈诙我国古代旅游的状况、旅游于人生之价值，并从旅游的文化结晶之一——旅游文学，来谈谈文学如何将其艺术升华，以及它于现代旅游之作用。探讨这些问题的意义和必要主要在于，现代旅游是古代旅游的发展和拓新;历史旅游于人生沉淀下的不朽价值，依然是鼓动今人旅游参予的一大动因;历史的旅游文学，又是现代旅游业中极其宝贵的、不可再生的、仍需继续挖掘的旅游资源。     

礼学与等级人学

针对学术界认为儒学是“人学”的观点,本文从礼的角度认为,中国古代的人是处于等级礼仪之中的人,“我”是通过与“他人”的关系而表现出来的。这种关系受到礼的制约。因此,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没有独立的个体观念,这种看法类似于现代的“社群主义”,但二者之间也有本质的区别。中国古代对人的探讨最终归结于“等级人学”。     

试论中国古代经济伦理对政治文化的影响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杂揉百家学说的中国古代经济伦理对我国的政治文化有重大的影响。本文从“均平的伦理原则是中国古代经济改革与农民起义的指导思想”，“爱民富民、重本抑末的经济伦理思想是封建帝王的经济决策原则”，“经济伦理转化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秩序原则”三方面对此进行了论述。     

中国古代人格观念初探

中国古代人格观念初探王兴国一、中国人格观念的起源及其历史影响在中国古代汉语中，没有“人格”（ｐｅｒｓｏｎａ、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这个词。中文里的“人格”是到了近代才假道日本而来的。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在中国古代没有人格的观念。实际上，在中国古代文化...     

《文化是明天的经济》评介

朱来常同志的新著《文化是明天的经济》,是一本试图从文化整体角度来探讨社会经济发展的书。本书阐述的“文化”概念,是把价值观念放在文化诸要素之首,将“文化”一词置于一个特定群体的生活方式之下,以及只能从行为和事件推导出来的共同观念系统的领域之内。作者从中国农耕文化的结构、要素以及宗教特点的角度,探索了中国农耕文化对古代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从而拓宽了研究古代中国的思路。对     

试析中国旅游的历时性特征

本文对中国旅游进行历时性分析,认为:在宗法文化的背景下,中国古代的旅游有着追求人格完善与人生完善的伦理要求;在科学理性的支配下,中国现代旅游表现出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的倾向;作为对现代旅游的反拨,中国的后现代旅游在消解“深度模式”和实践“价值多元”的基础上,进行着全新的个性化尝试。     

"亞"字形图案形式母题的形成、演变及其文化意义

甲骨文、金文、古代墓室和日晷、博弈棋局等文物中普遍存在的"亞"字形图形在原始文化中的具体含义,一直是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在史前文明中,人们从太阳观测中得出"亞"字形观念以及"亞"字形由对大地之形的描述上升到精神性形式母题的过程,透视出古代中国人特有的宇宙观和思维模式。而"亞"字形和古代礼制、"亞"字形变迁与中国古代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也正是这种宇宙观念和思维模式发展的具体体现,其中蕴涵着中华文明的独特品格。"亞"字形在不同文化中的变异,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探索各文化之间联系的可能性线索。而"亞"字形最终堙没在东方文明里,却成为西方文明的神性象征,从中可以总结出中西文化的差异。     

"天下观"与"文化中国"的历史建构

自中华文明产生之初 ,它就逐步形成了一种融宇宙观、政治观和文化观于一体的“天下思想”。“天”与“礼”是中国古代“天下观”中的两个核心理念。在中华文化发展历程中 ,“天”被构建成为王朝政权合法性的来源 ,“礼”则成为“夷夏”之间相分相融的主要标准。正是对“天”的推崇和对“礼”的主动认同 ,使中原之“中国”和周边之“四夷”都以正统的中华自居 ,从而共同构建了一个“文化中国”。在近代以前 ,“文化中国”真实地反映了不同民族间的交往与融合 ,最终促成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