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假义务人”拒不执行裁判无罪

“假义务人”是指被法院裁判错误地要求履行本不应该由其履行义务的人。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使错误裁判不能实现，“假义务人”因此而抗拒法院裁判执行的行为不应构成拒不执行裁判罪。     

单位拒不执行裁判入罪研究

根据现行刑法第313条规定,只有负有履行法院裁判义务的自然人拒不执行裁判才构成犯罪,单位拒不执行裁判不构成犯罪;但根据拒不执行裁判案的现状及其刑事法理论与实践,单位拒不执行裁判构成犯罪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疑难案件与依法裁判

疑难案件是一个理论议题，它策动了制度性层面依法裁判、同案同判与个案正义之间构成性义务的竞争。进一步分析可以得出，只有依法裁判才是司法裁判的构成性义务，个案正义是它的另一种表达，同案同判是它的子项。传导至裁判论层面，法外裁判观虽落败，但仍旧能够为依法裁判观提供相当之参考，为司法所倚重的法律论证理论提供助益，由此产生“厚依法裁判观”。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追诉程序探讨——以程序公正为视角

由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是有拒不执行生效裁判而引发,因而现行法律有关执行制度必然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法律适用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目前法律对执行权司法性质的规定和审执一体化的制度设计,严重妨碍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追诉,而要解决该问题,就必须以程序公正为视角,以刑事诉讼理论为基础,结合执行制度的改革,创设一个具有执行权、刑事侦查权的司法行政机关,将法院从现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追诉程序中的复合地位回归至中立的裁判者地位。     

论劳动者忠实义务的内涵——基于法律适用的研究视角

理解劳动者的忠实义务应当从法律适用中来挖掘其本意。基于身份要素与债的要素共性的判断,诚实信用原则构成了劳动者忠实义务的理论基础;效力基础和正当性的基础构成其法律适用的来源。探求劳动者忠实义务的法律适用,需要在归纳总结法律裁判的基础上对忠实义务的内容进行类型化区分。据此,忠实义务的适用规则是劳资关系利益衡量的过程,其判断包括必要性、适当性和比例原则,具体体现为:法律解释和推理的依据;劳动者行为正当性的道德论证;劳动者忠实义务对倾斜保护原则和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以及社会公共利益对忠实义务的限制。     

检察监督民事虚假诉讼正当性研究——以构建虚假诉讼的多元防治系统为视角

一、民事虚假诉讼释义通常而言,虚假诉讼意指行为人恶意串通,虚构民事法律关系或民事法律事实、伪造诉讼证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或者利用虚假的仲裁裁决、公证文书申请执行,使人民法院错误裁判或执行,获取非法利益的行为。但根据笔者实证研究,虚假诉讼并不只是发生于诉讼阶段,也常出现于执行阶段,行为人并不仅为原、被告双方,还可能包括共同诉讼人、第三人,甚至案外人,如     

程序性裁判公正——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方向

程序性裁判公正是刑事司法公正的核心构成 ,也是实现刑事立法一般公正的保障 ,与实体性裁判公正之间具有内在关联性 ,可使实体性裁判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和尊重 ;程序的理性是程序性裁判公正的构成要件 ,加强程序的理性 ,实现程序性裁判公正应是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方向     

情事变更下再交涉制度的理论构造

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并未明文规定再交涉义务,而在我国的司法裁判中,确有引入再交涉制度的必要性与实践基础。再交涉义务在性质上应属于单方义务、行为义务和不真正义务。应区分再交涉义务与诚信磋商义务,前者仅包括开启交涉的义务。再交涉义务的法律效果仅为合同调整权限的限制或变更,交涉过程中一方确有损失的情况下,另一方可类推适用缔约过失责任请求损害赔偿。     

金融机构违反适当性义务民事责任研究

适当性义务制度，是针对金融机构的义务规则，要求其将适当的产品销售给适当的客户。随着投资性金融产品的极大丰富，出现了大量以金融机构违反适当性义务为由要求赔偿投资损失的诉讼。如何对投资者给予私法上的救济以及提供何种程度的救济，成为司法实践中的重要问题。由于金融机构适当性义务制度引入国内时间晚、立法层级低、相关法律规定散乱，导致司法裁判的混乱。而适当性义务制度旨在为投资者提供倾斜性保护，因此有必要完善金融机构违反适当性义务的民事责任规则，厘清适当性义务制度的法律性质，解决司法裁判中的问题，以此提升投资者参与投资活动的信心，促进金融市场持续稳定的发展。     

论债权请求权人可否提起案外人异议之诉

在具体执行标的归属于被执行人的情形,案外人不得以其对该具体执行标的享有债权请求权为由,提起案外人异议之诉,请求排除强制执行;在具体执行标的不归属于被执行人的情形,案外人可以以其对该具体执行标的享有以取回为内容的债权请求权为由,提起案外人异议之诉,请求排除强制执行。案外人可以以其对具体执行标的享有租赁权为由,提起案外人异议之诉,请求排除强制迁出或阻止向受让人移交该具体执行标的,但不得请求排除拍卖或变卖等对该具体执行标的的处分。     

宪法社会权条款在司法裁判中的理性表达

宪法社会权条款在司法裁判中适用是落实"民生至上"宪政理念的必然选择。目前,人民法院援引宪法社会权条款裁判案件已开始步入司法实践舞台,并呈现出多样化和复杂化趋势。规范和完善宪法社会权条款在司法裁判中的适用,必须依照尊重、保护和给付义务的递进次序,由受案法院以合宪性解释的基本形式予以直接适用。     

论我国法官的司法论证义务--兼及对“法律逻辑学”的反思

“据法讲理、充分论证”应是法官做出司法裁判的基本要求,也是确保司法公正的前提条件之一。法官司法论证义务在论证事项、论证方式和论证标准三个层次上都应有原则性的要求。要有效落实法官的个案司法论证义务、切实提升司法论证质量,尽管离不开外部适当的强制和压力,但更主要的还在于从革新法科教育着手强化“凡裁判必经充分论证”的法官职业意识、培养进行有效司法论证的论证技能。     

公司股东权利保护的衡平方法

在概念层面上,公司法是一整套相关权利和义务所构成的制度,这些权利义务谱系构成股东权益保护的理论基石。股东权益保护在诉讼技术规则上的主要救济方法包括直接诉讼和派生诉讼。股东诉讼制度设计的目的在于提供一个内外兼顾的衡平的诉讼环境。这种诉讼环境依赖于公司法内在规范体系和外在规范体系的共同支持,并最终由具体的司法制度和司法裁判过程所提供。除股东诉讼以外,其他的社会和市场机制也在共同起作用,这些机制和政府部门的管制一起,对股东权益保护提供民事诉讼救济以外的有效制衡机制。     

《民法典》居住权制度体系及其实现路径

《民法典》居住权制度以保障弱势群体的居住利益为最主要目的,应以社会性居住权为基础,但也不排斥投资性居住权的设立。在《民法典》所构建的制度体系中,居住权不仅存在于物权编中,婚姻家庭编与继承编中所规定的赡养义务、扶养义务等也能作为居住权的设立根据。在《民法典》的实施过程中,人民法院通过裁判方式为特定主体设立居住权,既不违反物权法定原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物权编居住权立法设计的不足。法官在个案的裁判中,仍应遵循相应的限制。     

证明责任的本质:事实真伪不明时的裁判方法论——以民事诉讼为分析对象

法官的典型裁判方法是三段论,但在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无法直接适用,为此需要寻找其他的裁判方法.克服真伪不明的方法包括借助于辅助手段和不借助于辅助手段的两种.经过研究,学者们发现不借助辅助手段便无法一般性地克服真伪不明.借助辅助手段克服真伪不明的方法有证明责任规范、操作规则和证明责任法说三种,其共同点均是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的裁判方法论,其法律本质是拟制.我国目前对证明责任的理解具有当事人责任本位性,应当转变为法官裁判义务本位.     

侵权法语境下的裁判方法探微

我国侵权责任法已经实施多年,现有的司法三段论法、民事法律关系论法和请求权分析法等裁判方法都有不尽完善的地方,侵权请求权多维裁判法应运而生。该方法采用“七步法”进行,以侵权请求权的取得为基础,在法源中进行网络定格,寻找适用的法律规范,用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与案件事实进行比对涵摄,在比对的基础之上拿出初步裁判意见,对初步裁判意见进行逻辑思维和价值判断验证,在符合裁判标准的基础之上最终做出裁判结果。     

从既判力主观扩张角度检视第三人撤销诉讼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第三人撤销诉讼规定较为原则,无相应的既判力理论辅佐,容易造成任意扩大第三人范围,对司法权威和裁判公信力造成严重侵蚀。由于我国既判力制度的欠缺,第三人撤销诉讼制度将面临重新检视和构建。第三人撤销诉讼制度原告适格必须结合既判力主观扩张理论进行研判,在既判力主观扩张范围内的第三人因实体或程序权利受到损害可以提起第三人撤销诉讼,在该范围外的第三人可借助案外人申请再审或者另行起诉等途径来维护自身权利。     

清朝民事裁判中的价值取向:情理

中国古代法是天理国法人情的合一,"天理、国法、人情"是狱讼裁判依据,清朝时期的司法实践更是体现了这一特点。本文通过对清朝时期州县民事裁判案件的研究,在民事司法实践中更多体现以情礼来判案,这构成清朝民事裁判中的价值取向。     

论恶意诉讼的程序法规制

恶意诉讼是诉讼功能异化的产物。在当前立法和司法界倡导“调解优先,积极构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社会背景下,恶意诉讼当事人利用法院调解、裁判作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工具,严重侵害了法的秩序性,与和谐社会的法治理念背道而驰。作为一种预防和过滤机制．在社会转型时期对恶意诉讼进行程序法的规制,应注意与诉权保护的协调,并在司法能动与克制之间寻求平衡。通过发挥司法惩戒手段的调节作用,并从规范撤诉、完善失权以及增设案外人的利益保护机制等措施入手,使程序法的规制与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相得益彰。     

后合同义务初探

后合同义务是合同义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自己的构成要件。各国对后合同义务的立法规定不一。履行后合同义务有利于维护合同的给付效果,处理好合同终止后的善后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