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议式民主与中国的地方经验:浙江省温岭市的"民主恳谈会"

从政治文化传统来看,中国农村乃至整个中国似乎都缺乏让商议式民主生根、结果的丰厚的土壤.但是,近几年来,中国基层出现了不少民主政治的制度创新之案例,其中浙江省温岭市的"民主恳谈会"引人注目,曾被有关机构评为"中国地方制度创新"奖."民主恳谈会"将商议式民主带进到基层民众的政治生活之中.本文从商议式民主的角度阐述了"民主恳谈会"这种制度创新的价值与意义.     

罗尔斯“民主的平等”之真实意义

当代政治哲学关于平等理论范式的争论一直是我们审视当代政治哲学发展变化的理论视角.在诸多的平等理论范式中,罗尔斯的"民主的平等"则与众不同.罗尔斯的平等范式是由制度观念的"民主的"词义来修饰和界定,而其他平等理论范式则是以具体的善如机会、资源、能力或权利来修饰和界定.为什么要用"民主的"一词来界定平等,而且"民主的"在其平等观念中究竟意指什么,这是罗尔斯本人也没有解释和说明的.本文旨在从罗尔斯的文本里和后来相关的有限的论述中捕捉"民主的平等"所包含的深刻意义.文章指出,罗尔斯把先行的基本的民主政治理念、解决不平等的分配正义理想和整个社会正义原则所表达的制度规范一起融合于"民主的平等"解释之中,构成了他运用"民主的"一词修饰和限定其平等观念的内在的真实意义.     

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拓展--论温岭市的"民主恳谈"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扩大基层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作。健全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完善公开办事制度,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完善村民自治,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浙江温岭所创造的以“民主恳谈”、“民主听证”、“民主议事”为主要形式的一系列举措,是基层民主建设的新探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受到广泛的关注。今天来看,这些举措是完全符合十六大精神,符合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一目标要求的。2002年8月下旬,温岭市委召开了基层民主建设理论研讨会,与会专家对温岭有关基层民主建设的举措和方法给予充分的肯定,并进行了深入的研讨。会后,我刊请有关专家将发言整理成文,以供发表。这一组笔谈,对关注我国基层民主建设的领导者、实际工作者以及理论工作者,或许有一定的借鉴参考价值。     

行政民主:意义与局限--温岭"民主恳谈会"的启示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扩大基层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作。健全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完善公开办事制度,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完善村民自治,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浙江温岭所创造的以“民主恳谈”、“民主听证”、“民主议事”为主要形式的一系列举措,是基层民主建设的新探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受到广泛的关注。今天来看,这些举措是完全符合十六大精神,符合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一目标要求的。2002年8月下旬,温岭市委召开了基层民主建设理论研讨会,与会专家对温岭有关基层民主建设的举措和方法给予充分的肯定,并进行了深入的研讨。会后,我刊请有关专家将发言整理成文,以供发表。这一组笔谈,对关注我国基层民主建设的领导者、实际工作者以及理论工作者,或许有一定的借鉴参考价值。     

民主建设发展的重要尝试:温岭"民主恳谈会"所引发的思考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扩大基层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作。健全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完善公开办事制度,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完善村民自治,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浙江温岭所创造的以“民主恳谈”、“民主听证”、“民主议事”为主要形式的一系列举措,是基层民主建设的新探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受到广泛的关注。今天来看,这些举措是完全符合十六大精神,符合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一目标要求的。2002年8月下旬,温岭市委召开了基层民主建设理论研讨会,与会专家对温岭有关基层民主建设的举措和方法给予充分的肯定,并进行了深入的研讨。会后,我刊请有关专家将发言整理成文,以供发表。这一组笔谈,对关注我国基层民主建设的领导者、实际工作者以及理论工作者,或许有一定的借鉴参考价值。     

共识民主与21世纪民主化的"第四波"

长期以来民主就被等同于多数统治.威斯敏斯特多数主义民主被看作是现代民主的最佳模式.然而多数主义民主的"竞争-对抗"原则对少数的排斥不仅使威斯敏斯特民主日趋衰败,而且还使那些移植了该民主模式的新兴民主国家陷入分裂斗争与持续的混乱当中.民主化的"第三波"因多数主义民主的失败而陷于停滞.相反,那些以权力共享、协商合作为原则,以最大限度的政治共识为目标的民主制度不仅更有助于民主稳定和民主巩固,而且在民主品质和绩效方面都远远胜过多数主义民主.李普哈特把这种优质民主称为"共识民主",并指出用共识民主替代多数主义民主是21世纪民主的希望所在,而多数主义民主向共识民主的转变则预示着民主化"第四波"的开端.共识民主颠覆了许多传统的观念,不仅在理论界引起了巨大轰动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于"民智"问题的探讨

从西方传来的民主观念在近现代中国变成了所谓"民智问题",迄今为止,"民智问题"成为中国政治思想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一种政治观念.它是西方民主观念在适应中国现实需要过程中的一种变异,是西方民主政治理念同中国社会落后历史积淀相结合的产物,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与政治不成熟的表现.因而这种论调既不符合世界民主政治发展演变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中国活生生的政治现实,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政治上是有害的.因此它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一大思想障碍.扫除这一障碍,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思想前提.     

电子治理：协商民主视野下电子政务发展演进的新路向

信息时代的治理正在超越传统的科层治理与市场治理的模式向着网络化的方向发展.与这一发展路向相契合,随着治理与善治理论的导入以及协商民主的勃兴,传统的电子政务也在不断进行着重铸.从一种仅局限于外延式技术运用的理性选择模型向着体现"协商式民主模型"要义的电子治理的实践模式跃迁.随着传统的科层治理与市场治理范式理论与实践限度的彰显,电子治理这种契舍网络民主时代多元主体的互动与合作的实践模式被赋予了新的时代特质,被普遍认为是将理想化的善治模型置于网络化、数字化环境下的一种治理方式和途径.     

我国大学内部权力的共生与调适——兼论浙江树人大学内部治理结构

高校要和谐,在大学治理过程中必须有效协调政治领导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民主管理权力这四种权力的关系.浙江树人大学"一元制"的权力结构、统一高效的决策机制、高度融合的管理机构、凸显学术的治校原则以及民主完善的内部监管机制,初步构建了一个新颖、独特的内部治理结构,促进了学校又好又快地发展.     

全媒体时代基层民主协商的传播创新与经验启示——以浙江省温岭市为例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给国家治理现代化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新挑战。全媒体时代,温岭民主恳谈制度在地方政治家的推动下实现了传播创新,找到了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更加广泛了解民意集聚民智,更加深入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凝聚共识,深化了民主恳谈这一颇具地方特色的协商民主模式。温岭的创新实践表明,互联网治理同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直接的同构性,新媒体提供了新资源和新契机,传播创新使民主恳谈的协商功能进一步深化,社会整合效果明显。在全媒体时代,正向传播效应需要协同推进,执政党要架构新机制,协同推进基层民主协商的正向传播,助推社会有效整合。     

释“和”“谐”

汉字本体结构和字群关系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谐”本义起源于音乐,与华夏先民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体现了听觉感官与味觉感官的愉悦性统一,具有鲜明的民族审美心理特征。     

"呈现"与"遗忘"的策略--传媒与万科的文化生产

"意义"主要来自媒体的生产,而有选择的"呈现"与有意识的"遗忘"就是意义生产的基本策略.万科作为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房地产大企业,王石作为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其品牌的营造、"白领"的想象或偶像化的运作,主要得益于媒体的"呈现".这种"呈现"同时"伴随"着"遗忘",如对"万科金色家园"的业主与万科集团的纠纷,深圳的媒体就表现出让人不可思议的沉默.其实,在媒体与万科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以利益为原则的同谋关系,媒体需要来自万科地产巨额的广告收益,而万科也需要来自媒体的"呈现"与"遗忘".媒体与大公司之间的这种新型关系,必须引发我们对媒体的思考媒体必须以"公器"作为其基本的定位.     

人格的“完美”与“完整”

我国传统理想人格追求人格的“完美” ,结果却违背初衷 ,葬送了国民的“精神家园”。本文提出完整人格 ,以人格的“完整”来归还本属于个人的人格完整性和生活的真实性 ,引领人们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 ;并主张完善人格 ,从完整人格升华到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人格。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存在的“危机”与“边缘”的存在——再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边缘性”

存在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一种世纪性思潮(现象),同时它又始终处于边缘性状态,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认知成为解读其"边缘性"的基本思路.20世纪中国面临着贯穿百年的"现代性"危机--价值观念失范和制度性体系脱序的整体性危机,而原本就是西方现代文明危机产物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作为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回应和救赎方式因此东渐而至并渗透到文学话语中.然而,本土化的存在主义(文学)只能对"现代性"危机起到文化重构、艺术救赎的作用,如何从存在着的意义世界推衍出对秩序性建构的现实救治不是其价值所在.而马克思主义则以既能提供道德和信仰层面又可以重建制度性秩序的话语方式回应并克服着中国的"现代性"危机,并在其"中国化"过程中被转译为主流文学的"现代性"主题内涵.在此意义上,存在主义文学的边缘性正是相对于主流文学的合理性存在.     

释赏心之"赏"及其他

根据现存方言并证之以古代语言资料,可以知道赏心之"赏",是"爽"字韵头脱落后的方言口语记音.这种语音现象具有普遍性,以之解释一些历来释有疑义的词语如"伤心"、"行唐"、"桑新妇"、"刚"、"松(月桑)"等,均可豁然明白.     

“知识”与“道德”的纠葛——周作人的学术思想及其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周作人研究所纠结的问题,其实也是现代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普遍的方法论问题。出于"中国儒家重伦理"的历史认知,周作人呼吁在学术上应学习希腊"纯粹求知"的"科学精神"。如果说"回到鲁迅"已成为一种共识,那么作为一种基本的方法论,"回到周作人"也是必需的。道德不仅是认识的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周作人的悲剧不在于他的道德学说,而在于他未能真正履行自己的道德学说。     

“境界”与“意境”——《人间词话》的核心范畴辨析

"境界"是<人间词话>的核心内涵,学界普遍以王国维是"中国意境论的集大成者"而把"境界"等同于"意境".通过对两概念的统计和辨析可以看出,两者不能等同,王氏对"意境"的使用仍不出传统诗学范围.而从<人间词话>中"境界"使用的频次、内涵、结构、思想资源等方面和意境比较,则王氏"境界"说有二层大的内涵,一是境界的本意,即事物所达到的程度或表现的情况,这一层意义是意境不具有的.二是境界在意境的范围之中,但境界是意境的高级阶段,有境界必有意境,而有意境未必有境界,境界是在意境的基础上融入格调、无功利之真、堂庑气象等元素之后一个更高的原则和标准.<人间词话>在文论史上的意义是"境界"说,而不是"意境的集大成".     

“沉默”与“爆发”的双重忧患——阿Q、王秋赦、赵多多形象并论

阿Q、王秋赦、赵多多们扭曲的造反欲望及其愚昧、"沉默"中的"爆发",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体现。他们的"爆发"具有相同的物质和人格背景、行为动机,它比"从昏睡入死灭"的"沉默"具有更大的历史危害性。这类形象也成为历史运行轨道上具有特殊警示意义的路标。其经典性的艺术生命力的生成,源于作家高出于同时代人的历史反思意识和忧患意识;而作家创作取向和忧患意识的深度差异,也决定了形象的艺术价值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