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研究范式的转换

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随着社会结构变化而转换.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政治哲学的兴起,知识分子、性别等问题研究的展开,挑战了原有的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当前,中国学术界开展新一轮的唯物史观研究,就是对中国社会结构变化和学术挑战的一种回应.就中国当代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学术发展的路向而言,唯物史观研究范式转换的主要方向是:变革已有的技术理性的研究范式,建立文化理性的研究范式.要建立文化理性的研究范式,哲学必须开展文化哲学的认识论研究,以文化活动为中心的认识模型来改造原有的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实现唯物史观研究范式的转换.     

近代中国洋务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对改良主义新式教育的再审视

洋务教育是在19世纪60-90年代,伴随着中国洋务运动而产生的具有改良主义性质的一次教育改革.它的直接目的是培养洋务人才,在中国兴办洋务,发展资本主义,富强国家.虽然这次教育改革最终以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宣告破产,但它却使西方文化迅速地洞贯中国,使封建保守势力无法再把西学阻止在国门之外.洋务教育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特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和文艺理论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globalization)成了人文学者和文化界谈论得最多的话题之一。经济全球化给人类生存方式、文化价值观念和文学活动带来何种影响,相应的解决办法如何,正成为国际学术理论界的前沿话题。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中国学术界应当就经济全球化对文化、文学和人类生活的影响提出自己的解答,并需要就这一迫切而重要的现实问题加强与国际学术理论界的平等交流和对话。围绕着“全球化”与中国文化、文学研究关系的讨论方兴未艾。     

中国研究的主体性与整体性——读《如何研究中国》

中国研究肇始于20世纪海外尤其是美国的中国研究，并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对外开放而被大量译介过来。经过30多年的努力与实践，国内学界已能娴熟地运用西方理论范式来解释“中国经验”，但中国研究的“西化之路”并不算顺利，学界一些有识之士敏感地意识到，作为西方社会经验的提炼和抽象，海外中国研究的理论范式和解释框架只是一种“地方性知识”。     

在中国做“海外中国研究”——中国研究的立场与进路

从海外中国研究到中国研究的转变过程, 实际上也即意味着作为研究客体的中国向作为研究主体的中国的转变过程. 如何面对作为“西学”的海外中国研究在“中国研究”中的地位,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研究的立场与进路, 应该成为国内中国研究的题中之意. 中国研究的立场是中国主位的, 实现这一立场, 其具体进路在于中国研究是问题取向、经验取向, 最终应该是以认识及理解中国为取向的, 因而, 在这种研究进路下, 中国研究的学术的主体性只能在认识和理解中国的过程中作为“副产品”出现。     

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传统及新的尝试

结构主义、理性主义、文化理论是研究中国乡村治理的传统范式,已有的众多研究视角都衍生于这三个研究范式.三大研究范式及其不同视角对中国乡村治理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对许多问题作出了合理而有效的解释,但也存在不足之处.已有的研究没有把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市场化、社会化、货币化问题纳入研究范畴,没有把小农社会化作为一个视角.而这一视角有利于将农户、市场、社会和国家融为一体,将动态变化融于静态结构之中,是研究乡村治理的一个新的尝试.     

传统价值观与"现代性"价值观的当代遭遇及其"中间道路"——在发展伦理学的视域内

本文立足于中国发展①的境域,以当代西方发展伦理学家德尼·古莱和阿马蒂亚·森关于传统文化的观点为理论视域,考察中国传统价值观与"现代性"价值观遭遇的历史性时刻,面对自身的当代转型、它与"现代性"价值观的关系,以及"现代性"价值观本身的合理性受到质疑的复杂局面,如何找到"中间道路",找到其背后的核心价值,从而为中国传统价值观提供可能出路.     

“意境”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四种用法

“意境”的用法在中国现代文论的发展与建构当中不断调整:王国维用“意境”概念强调文艺应该注重真情实感,而不是辞藻、形式；宗白华则把意境泛化为与功利境界、伦理境界、政治境界、学术境界、宗教境界相异的“审美境界”；李泽厚把意境理解为形象与情感在更高层面上的统一,是“最高度的和谐”的美.20世纪80年代以后,“民族性”成为意境理论建构中的一面旗帜,但实际上却使“意境”的内涵不断膨胀.放弃“意境”理论的宏大建构,回归“意境”一词在文学批评实践中的具体应用,才是最终的解决之道.     

解读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经济人"范式

以布坎南、塔洛克等人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是新政治经济学中最重要的流派之一,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范式是公共选择理论各派普遍接受的一个范式.通过对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经济人"范式的概念简析,以<同意的计算>为文本加以延伸和拓展,并阐明"政府失灵论"是"经济人"范式演绎推导的必然结果.然后,对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经济人"范式作出一种评价,对这种范式的贡献和缺陷两方面进行深入分析,借以更好地说明和解释市场经济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社会与个人的矛盾,从而最终揭示正确评析这种"经济人"范式对中国公共选择问题的现实意义.     

学术自觉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反思性

1 "思想淡出,学术突显"是李泽厚先生就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状况的一个著名"诊断".无疑,"学术突显"是一种学术自觉的结果.我们且不论学术与思想本来就有着如何难解难分的复杂关系,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单就中国学界"学术突显"的状况来看,其是否尽合人意?我想,人们在承认学界30年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发现仍存在许多问题.这必然把我们引向对于究竟什么是学术自觉,如何才能达到真正的学术自觉的思考.     

加加美光行的中国研究及其倡导的“国际中国学”

加加美光行是日本战后成长起来的重要中国学家,他毕生致力促进中日两国相互理解。文章回顾了日本中国学家加加美光行的学思历程,总结了他在中国研究领域的学术贡献,并阐述了他的中国观以及他借助中国研究反思日本社会的理念。文章还详细介绍了加加美光行积极推动的“现代中国学”学科与基于“共同行动论”的“国际中国学”研究范式,指出其对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中国研究的学术意义。     

发展中的非洲中国学：脉络、议题与特点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非关系的不断发展与深化,非洲国家成立了大量中国研究中心,开展对当代中国的具体研究。非洲中国学的议题集中在中非关系史研究、中国共产党研究和“中国模式”研究,研究方法跳出传统汉学研究范式和欧美中国学的框架,从对中国的“观察”到非洲的“参与”,正在形成一种具有非洲特色的中国学研究范式。     

西方社会运动研究:现状与范式

本文对西方社会运动研究的现状和基本理论范式作了一个概略的介绍。社会运动研究是 2 0世纪 60年代兴起于西方的一个学术领域 ,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门横跨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心理学、传播学、人类学等多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领域。在历史发展过程中 ,美国和欧洲分别形成了“资源动员”和“新社会运动”两种研究范式。这两种范式在理论兴趣、基本假设以及由此而来的问题设定方面均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中国新时代与海外当代中国研究的新变

党的十九大报告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的中国对经济增长方式、国家治理模式和全球治理的角色扮演有了新理念和新实践,中国发展的新动向为海外学术界围绕中国的知识生产提供了新动能.新时代以来,海外中国研究从视角上出现"重新发现政党"的新趋势,但研究范式和核心理论仍未摆脱"威权主义"的窠臼,议题设置也显示出更强烈的政治化倾向.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各国发展"中国能力"的需求愈发强烈,但各国的中国认知要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还有长路,我们需要以"学术多边主义"的立场来推动海外中国研究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转变.     

迈向公私法融合的网络法研究（2007—2021）

2007—2021年是互联网在中国飞速发展并全面普及的15年，也是网络法学科体系迅速形成的年代。网络技术的更迭带来了诸多新法律问题，互联网专门立法也陆续颁布，法学界跟进发表了大量以互联网为主题的论文与专著。尤其是2015年以来，法学类C刊和《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网络法论文快速增长。其中，民法、刑法学科贡献了最多的网络法论文，这与网络法学的研究范式密切相关，我国的网络法学研究总体上呈现“部门法理论范式在网络空间的延伸”格局。不过，在路径依赖的洪流中也孕育着新生力量，迈向公私法融合的“行业法研究范式”在数据保护、平台规制、架构/算法治理领域已初露端倪，这或许是最早燃起的“超越马法”的星星之火。网络法研究范式的转型对于推动学术创新、优化法学教育、实现理论与实务的无缝对接意义重大。     

试论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开端

侯外庐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紧扣时代的脉搏，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中西文化进行深入比较，探讨其异同。在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开端，就冷静地钻研、不懈地思索，遵循严格的研究规范，提出了许多深刻的问题，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逐渐创立了一个史学学派，由此形成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典型范式。本文尝试对侯外庐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特点进行分析并揭示其学术意义。     

对康德哲学的三种阐释范式

康德哲学在中国已经历几代人的研究、消化,取得了不少对学术和现实都有重大影响的成果。本文以郑昕、李泽厚、黄裕生三人为例,对中国三代学人研究康德的学术范式———认识论范式、人类学本体论范式、存在论范式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这三种范式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因此,对康德的阐释应该在吸取这三种范式之长的基础上,寻找更为合理的新范式。     

文化哲学在新世纪的学术使命

在 2 1世纪已经来到的时候 ,文化哲学的研究者在新的世纪应该有更新的思考和学术作为。为此作者提出文化哲学在新世纪的学术使命。文章第一部分主要从学科的对象比较与方法比较的角度 ,阐述文化哲学的学科定义和特征 ,认为文化哲学是哲学而不是文化学 ,认为文化哲学研究是哲学的事业。文章的第二部分认为 ,文化的根本特质是“生活”。作为人类的全部生活样式系统 ,文化具有自己的自足性特色和规定 ,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中 ,哲学并不一定都是起决定作用的最重要的意识形式。所以 ,哲学是文化的派生物、附着物。探讨哲学的文化属性 ,是研究哲学的真正基础工作。文章的第三部分主要阐述哲学的研究对象———存在和理念———的文化性质。指出哲学理念实际上是文化理念 ,哲学的抽象实际上是文化的“合象”。文化哲学应该研究文化间的哲学冲突与融会的可能性。这一迫切的崭新事业 ,首先要求建构中国文化的当代基本哲学理念。     

法律规范之为法学体系的核心

2000年,北京大学法学院曾组织国内部分学者以“法学研究范式的转型”为题,召开了一次小型学术研讨会。会上,张文显等对当代中国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做出了“从阶级斗争范式到权利本位范式”转换的估价。这确实是中国法学50多年来、特别是近20多年来发展的事实。 严格说来,“权利本位范式”应当和“以法律规范为核心”具有一定的逻辑关联。但如果站在谨慎对待该范式当年提出的背景上,则不难发现,它是以某种价值呼唤为背景而提出的一个法学命题。在逻     

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体制理论研究

文化社会学思想是近年来威廉斯研究的一个新热点,文化体制理论是其一个核心理论命题.文化体制理论紧紧围绕文化生产与传播过程,着眼于文化分析的历史维度,整体地、动态地考察文化体制的历史沿革及其在社会结构与文化变迁中的运行机制,从而在体制层面上重塑了文化发展的社会史,这不仅为文化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还为文化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化分析的理论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