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学革命:传统文化的突围与重构

五四文学革命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一次伟大转机,它使古老的中华文明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强烈刺激下,通过语言文字、价值观念、审美形态的种种变革,最终获得了现代性的话语平台。但是,民族文化的现代性并不等于西方文化的现代性,文学革命所完成的终极历史使命,也只是“文化”的转型而不是“传统”的否定。这其中就有一个传统文化的去向问题,我们必须去加以解决。     

未完成的现代性与中国当代学术思潮

由于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冲突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中国现代性建设没有完成.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当代反现代性学术思潮对现代性的批判就缺乏合理性.当代反现代性学术思潮主要为后殖民主义和国学思潮.后殖民主义认为中国的启蒙主义运动是西方殖民主义话语的产物,国学思潮认为儒家代表的中国文化可以弥补甚至取代现代文明,它们都具有反现代性的倾向.为了建设现代文化和现代学术,必须批判这两种学术思潮.     

论儒家文化与中国现代化

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几千年来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对我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儒家文化传到东南亚各国后,受到这些国家的欢迎,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使这些国家在步入现代化国家行列、发展成为亚洲的“一大龙”和“四小龙”方面,起到了文化原因上的积极作用。儒家文化的优秀部分对我们今天建设现代化的中国,仍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的报告中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它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可以起到使一个民族凝聚和团结起来的作用。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之所以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中保持统一而不分裂,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无疑起了重要的凝聚作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应当重视文化的这种凝聚和激励作用,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把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和团结起来,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所以,我们要弘扬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为建设现代化的中国服务。这就是研究这一课题的现实意义。     

中国社会文化传统与现代社会制度框架

中国社会文化传统与现代社会制度框架的确立是传统与现代化不断冲突与矛盾的过程。传统与现代性是现代化过程中不能割断的“连续体”。只有正确处理好其他国家、民族的现代化经验与我国的社会文化传统 ,才能确立起适合本民族发展的现代社会制度的框架     

论央视春节晚会对春节文化的重构

作为中国媒体的一种重要的象征性行为 ,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晚会通过建构家国一体的形象、调动民间记忆、运用明星认同机制等一系列的叙事策略 ,重构了传统的春节文化、民间文化和流行文化 ,创造了以社会整体性形象为核心的春节文化文本。这种重构活动是主流意识形态在中国社会由以阶级话语为组织模式的现代性设计向以经济建设和民族—国家的整体性认同为主的现代性设计转型过程中而作出的调整 ,其目的是为了克服几十年的斗争话语所造成的社会困境 ,建构团结、奋进、乐观的社会形象 ,以唤起人们的共同感和民族身份感     

文化“祛魅”时代的文艺学话语反思——从消费主义文化理论视域考察当代文学艺术场域的文化转型

随着社会文化结构的嬗变,文化与文艺话语范式经历了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巨大变革和转型.消费主义文化逻辑的普泛化,在祛除现代性文化之魅的同时,也彻底解构了审美现代性发生以来的文艺自律神话结构.面对审美现代性的式微与大众消费文化的滥觞,文艺学话语必须通过对现代性权力话语的理性僭越,在消费主义的历史语境中实现话语范式的重构与创生.     

从"双重超越"到 "双重虚无"的文化畸变--中国文化现代化历程的回顾

既超越自身社会发展的传统水平 ,又要超越早发现代化国家的既达水平 ,以在更理想的水平上重建现代性中国 ,这是后发外源性事实和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共同规定给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性选择。正是在这种历史语境中 ,由于严峻民族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和险恶的国际环境的叠加影响 ,中国文化现代化始终处于一种“双重超越”性的焦虑之中 ,最终导致了由“双重超越”到“双重虚无”的文化畸变。     

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建构

本文描述了民族认同在中国古代的表现形式,即通过认同儒家文化而认同一家一姓之王朝。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兴起之后,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通过想象“中华民族”的历史,从而为“中国”命名,并且建构起我们的民族历史。而由于中国民族国家仍在建构之中,我们面临着很多思想上的障碍与争论,只有通过民主制度的建立与文化认同的回归,才能把民族主义从一种情绪转化为一种思想。     

论中国比较文学中的民族国家建构

中国比较文学自产生发展至今,在学科史、话语权力、形象学、文化研究等方面都与民族国家的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比较文学与民族国家建构的同步性推动了中国从传统国家形态向民族国家的转化.打破西方话语垄断和重构学术话语有利于提高民族国家在世界上的言说能力.中国形象建构源于民族国家在不同文化体系的碰撞和较量中对自身形象的重视.文化研究则为民族国家的文化建构提供了精神食粮.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更要积极地以学科发展的方式寻求民族国家建构的策略.     

消费的文化解释

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消费不再仅仅是满足人生活需要的活动,而是对文化、社会制度设计出来的意义的消费,因而商品的生产与社会制度安排的关系以及相关的文化解释便成为消费研究的主题。不仅如此,现代意义的消费,大都是在现代性的话语体系下构建的,并以自我反思性知识进入到日常的消费生活实践中。中国的消费话语、消费意识形态,如“小康社会”深深打下了西方福利国家和现代性的进步理念等烙印,因此,理解现代性的意义,便成为理解当下中国消费文化特征的关键。     

社会变革中的话语重建——晚清至“五四”语言变革实践考察

1840年海禁大开后,中国传统社会受到来自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世人慨叹:“今日之事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犤1犦社会剧变和中西冲突,遂演变为国家、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传统文化秩序和价值系统失衡,文言话语体系逐渐崩溃,而社会的现代性欲求需要新的话语重建,在此背景下,汉语开始了艰难的现代转型。     

十七年革命战争小说情爱叙事的文化政治学考察

在十七年革命战争小说中,国家民族解放的战争伦理叙事和个体人性解放的情爱伦理叙事有主有次地共同服务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理性想象与新社会情爱想象的欲望阐释,蕴含着现代民族国家生成过程中个人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思潮及传统儒家文化思潮的抵牾与磨合,以特殊的方式参与书写了现代中国革命"新人"主体、现代民族国家意义共同体的历史生成和话语修辞,形成了革命伴侣式、男性战斗英雄与民间女子式与阶级/民族超越式、悖伦淫乱式等四种具有主导性的战争/情爱叙事模式。这几种主导型战争/情爱叙事模式表达了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可的战争情境下个体所应有的情爱选择、进行方式、最终结局,以及这些因素会对战争局势产生的影响方式及程度。但它们不仅只是政党政治意识形态对社会体系的全面渗透与组织规训的话语证明,还涵盖着更为深刻的民族文化内核和复杂的话语生成机制。     

“我们的现代性”和后社会主义中国的新社会主义

印度著名学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教授帕萨*查特吉曾呼吁印度人民建构"我们的现代性":他从康德的启蒙定义引申出他自己的现代性定义.所谓启蒙或进入现代世界,对查特吉和康德来说,便是不再听命于别人,而是从当下的主流思潮中退出,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和判断,摆脱霸权话语的制控.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却常常显得精神上缺乏成熟,尚未启蒙,他们常常是摆脱了过往的权威,到头来又仰赖当下的权威.当今的新自由主义者和新保守派尤其如此.在他们眼里世界上只有一条现代性轨道.他们所代表或鼓吹的现代性实际上不外乎是一个西方老故事的中国翻版.这个故事的内容即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失业、医疗保险与社会福利解体、经济市场化,无视平等和社会公正的原则.建构查特吉所称的"我们的现代性",有必要重新思考重新梳理毛泽东时期社会主义的社会、政治遗产.建构"我们的现代性"必须首先同时从内部与外部批判主控现代性话语;知识分子与社会批评家应该在资本主义体系以外构想不同的社会形态,从自身民族和其他国家的过去历史中吸取社会、文化、政治和思想资源.     

论中国先进文化的科学性特征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明确指出了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进一步明确了建设中国先进文化在全党工作中的重要地位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作用。一般而言 ,先进文化是指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 ,是能够顺应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揭示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方向 ,为人类社会文明进步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文化 ,主要包括先进的思想道德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文化。由于文化又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现象 ,它与具体国家、民族的具体历史条件相联系 ,因而具有自身的特点。中国先进文化是指科学的、健康的、符合最广…     

仁义·现代性·欲望--重读王安忆的《小鲍庄》

本文从欲望叙事的角度对<小鲍庄>及其评论进行个案再解读,试图窥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文化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叙事的进入和隐藏在文本中的欲望叙述策略,在解读中揭示了三个问题1、仁义欲望和本能欲望的冲突表现以及正确把握欲望结构的方法,2、涝渣的欲望结构及其被主流话语改造的过程,3、现代性欲望话语改造仁义欲望话语并建构当代历史文化的策略.本文认为<小鲍庄>的意义不仅仅是对儒家仁义观念的现代寻根,更重要的是对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寓言书写,并展现了中国当代的现代性建设的踪迹和缺失.     

"中体西用"在当代中韩的再关注及其文化意义

我们不应该在全球化背景下遇到新的经济问题或社会问题时,希望能够通过回到近代的“中体西用”论来解决问题。就中国而言,儒教不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学也不能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中国的传统文化既没有断裂,也没有面临失传的危机。真正的危机,乃是这种“传统文化的危机”之文化心理本身。因此,真正的问题是从对“传统文化”这一概念的哲学范畴的历史内容的梳理与现实阐释开始,来逐步解决包括当代中韩两国在内的东亚儒教圈国家和社会所面临的文化心理需求问题。     

“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换的美学困境——从“五四”到“文化寻根”的“现代性”体验

在“现代性”的进程中,审美现代性一方面反抗现代性的暴力,同时也对现代性的伤痛经验进行弥合和修复.而在普遍的“西方”现代性话语中,中国提供了现代性实践和反思现代性的不同经验,从“五四”对“现代性”的全面引进到80年代的“现代化”成为全民意识形态,中国自身的现代转换和中国知识者对现代的反省,贯穿了20世纪的中国历史.而80年代中期浮出历史地表的“文化寻根”那种既内在于“现代性”又“反现代性”的文学书写,再次显示了“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换的美学困境.     

“外来者故事”模式与当代汉族作家的“边疆叙事”小说

“外来者故事”模式是自“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中常见的叙事模式,当代汉族作家的边疆题材小说亦有类同的模式安排.这种“外来者入边疆”的故事类型,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小说中是“拯救苦难”与“文明使者”的形象,隐含的是民族国家话语植入的功能;新时期之初,则是一种外来落难者沐浴着边疆人性温情的模式,它既是书写者历史记忆的复现,又是国家重启现代性工程进行社会动员的需要.从1980年代中后期直至新世纪,“外来者入边疆”主要是寻求精神救赎和对边疆异质文化的膺服,以此缓解现代性的逼迫和挤压.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成了汉族作家进行现代性思考的各取所需的一种资源,而它们很少以“自己”主体性地进入汉族作家的书写视野.     

20世纪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追求

本文着重探讨从中国戏剧本体生发出的现代性追求,认为只有将２０世纪中国戏剧视为一个从悠久的戏剧传统延伸而来的整体,其中的现代性才能得到充分揭示。从这个整体看,２０世纪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追求表现为启蒙话语的楔入,更表现在以“新舞台”为代表的现代剧场运作方式的出现,以及作为综合艺术的戏剧中“剧”的重要性超过了“曲”,戏剧社会地位迅速提高,戏剧家在创作与演出过程中不断开拓戏剧表现空间,表现出了更强的主体性等方面     

“学衡派”的反现代性文化选择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浪潮中,“学衡派”是以文化保守主义身份,与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激进主义、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鼎足而立的,共同构成“五四”众声喧哗的文化景观。相对于前两者,“学衡派”确立了典型的反现代性文化选择立场。他们严厉地批判现代性的进化论、进步观念、功利主义、个人主义、主体自由和民主取向等,执着地固守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性的浪潮中通过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来表达自我的文化认同。这种文选无疑有利于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延续,有利于中国人的文化自觉,但也存在理论倡导和现实需要之间脱节的局限,也很容易蜕变为文化民族主义、文化专制主义,并在现代化浪潮中再次走向文化的自我封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