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络空间法律的价值内涵——以网络空间的特性为视角

网络空间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中新型的社会场域,其闻的法律必然依据其独有的特性而呈现出与现实社会的法律不同的价值追求.开放、共享、民主是网络空间的法律价值的应有之义,网络空间的法律应遵循其特有的价值追求加以构建.     

论网络空间发展中的我国文化安全问题

网络空间发展一直存在着关于文化安全的问题。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企图凭借其科技的优势与话语的霸权,影响和干预我国的文化安全。在我国自己的网络空间文化建设领域,也大量存在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受到影响,社会主义制度受到怀疑、“恶搞”等低俗文化现象。这些不正常的现象已给我国的文化安全带来一系列隐患。因此,牢固树立网络空间领域的文化安全意识,捍卫马克思主义在网络空间文化内容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努力构建网络空间文化发展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处理好网络空间文化发展内容的主旋律与多样性的关系,遵循网络空间发展的科学规律,不断推进网络空间发展领域的科技创新,始终按照文化发展规律,建立文化发展安全法律保障体系等就是我国维护网络空间文化安全的积极对策。     

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之构建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对“网络空间”安全治理规则提出的“中国方案”,在制度上可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予以构建。国际层面,在确立以平等尊重为基础的国家网络主权适用法理的前提下,采取以合作共赢为目的的实施方略,进一步建立并巩固与各国的合作关系,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营造出良好的国际大环境。国内层面,在党政结合的国家主导型统筹框架下构建政、产、学、研四管齐下的统筹体制,以确保获得强大“网络空间”的能力。     

论网络空间的政治沟通

良好的政治沟通不能仅仅是信息的单向度流动,而应该是主客体之间在信息传递基础上的协调对话,通过良性互动,形成有关公共事务的共识.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问政"将成为一种重要的执政方式,网络空间政治沟通的意义也就更为重大.网络是当代中国公共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网络并不是理想的公共领域范型,其公共性具有一定的限度.这就使得网络政治沟通有着极大的两面性.当前我们必须从建立健全网络民意收集、回应机制,加强网络法律监管,净化网络道德,培育公共理性,缩小"信息鸿沟"的宽度等方面,来提升网络空间政治沟通的效能.     

图绘国家：网络空间国家形象的生成与再塑

在信息社会,国家热衷于为自己描绘一幅积极的画卷,以这种软实力的手段提升自身的影响力,而自由开放的网络空间成为实现这一目的的理想平台。网络媒介、网络思维、认知互动等元素的合力作用促进了网络空间国家形象的生成,而网络话语权、意识形态建设、国家政治行为、媒介环境、综合国力等因素则成为维护国家形象的关键,直接关乎网络空间国家形象的建设效果。当前我国网络空间国家形象塑造所面临的重要挑战体现在污名话语、自塑能力、异质文化、逆全球化等方面,这严重制约着我国国家形象的建构与再塑。需要从话语、价值、主体、思维、科技等方面发力,在网络空间进一步塑造我国良好的大国形象,提高国家软实力。     

论网络空间主权的理论基础与中国方案

“网络自由”“网络霸权”“网络军备竞赛”等凸显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危机,“多利益攸关方”和“尊重网络空间主权”两大模式在博弈中走向共识,“网络空间主权说”从学说走向国际认可。网络空间主权是国家主权在网络空间的自然延伸,是主权国家在网络空间的最高权力,包括管辖权、独立权、自卫权和平等权。网络空间主权的行使对象是领网,领网作为国家数字新疆域,成为国家领土的有机组成。信息基础设施是领网的物理存在,网络空间是领网的具体内容,以传统领土疆界划定领网边界。维护网络空间主权的“中国方案”包括“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论、“尊重网络主权”原则和构建互联网治理体系。落实“中国方案”的国内法建构包括在宪法中明确宣示“尊重网络主权”,制定《网络空间主权法》,国际适用路径包括将“中国方案”纳入联合国共识性报告,正式确认网络空间适用《联合国宪章》,建立维护网络空间主权的国际规则体系。     

网络空间人的自我异化问题刍议

“自我异化”是马克思在阐述“异化劳动”理论中提出的,技术时代的到来赋予了它新的内涵。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网络空间成为人们新的生存空间,网络人的自我异化现象更加表现为“数码焦虑”、丧失自主性以及“脱离肉体效应”,分析和探究其根源具有重要意义。     

论网络空间的人际交往

网络人际交往所描述的 ,是一种经由互联网媒体中介形成的人际关系。在网络空间 ,人际互动双方并不像在现实社会交往中那样面对面地亲身参与沟通。网络交往是一种以“身体不在场”为基本特征的人际交往 ,是一场陌生人之间的互动游戏。在网络空间 ,人们可以隐匿自己在现实世界中的部分甚至全部身份 ,而重新选择和塑造自己的身份认同。网络人际交往具有一切后现代文化生态的基本特征———平面化、碎片化、无深度、审美化。     

论网络政府的转型——基于网络空间膨胀的中国视角

网络政治学首先介入的研究对象就是网络空间。在当代中国,网络公共空间成为信息交流、公民批判和政治参与的重要公共领域,而网络空间中安全、秩序等问题的出现也成为当代网络政治学必须持续关注的命题;同时在网络空间膨胀过程中,网络空间秩序和网络空间倒逼带来的公共舆论与公共安全治理困境在一段时间内仍将困扰网络空间发展和网络政府发展。网络空间治理必须同时解决网络空间中的政府治理问题与网络政府治理中的网络空间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网络空间发展与网络政府转型的双重目标。     

网络空间的社会公正问题探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建立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加强网络空间治理,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网络空间的社会公正问题.互联网一方面推动了社会公正事业的发展,网络空间的自由性赋予亿万网民以平等的起点和平等的机会,网络参政和网络反腐推动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网络也催生了一些新的社会不公现象.维护网络社会的公正,需要我们从道德和法治上加强网络监管,也需要我们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共享发展理念,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多元的网络文化.     

进攻性现实主义视角下中美网络空间关系

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认为,美国要获得并维持网络空间霸权地位,必须遏制中国崛起。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的思想背离了中美关系的现实,却给我们分析中美网络关系开拓了新的分析途径。从进攻性现实主义角度分析中美在网络空间的关系,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中美如何管理网络空间安全关系。进攻性现实主义过分强调进攻性战略,而忽视规范、制度和国际组织的作用,显示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对分析中美网络空间关系的不足。     

论网络谣言型寻衅滋事罪的法律适用

疫情背景下，有关网络传谣行为的刑法规制问题再次引发广泛关注。大量裁判案例显示，网络谣言型寻衅滋事罪的打击范围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偏差，亟需对该罪构成要件的规制范围做出更加贴合时代需求的分析研究。在解释论上，应将“虚假信息”解释为“与事实不符的信息”，而非“没有根据的信息”。不应将行为人的“实质恶意”视为“主观明知”的判断因素。在逻辑上，虽然“网络空间秩序”是“公共场所秩序”的内涵之一，但在我国目前的社会条件下还不宜将之上升为独立的刑法法益。因此，我们应将该罪中的“公共秩序”限缩解释为物理空间中的“公共场所秩序”。在下次刑法修正时，立法者可以考虑将在网络中传播谣言并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行为，明确设置为一个独立的轻罪罪名。     

网络空间人文精神建构

网络时代,传统人文精神找到了时代的载体,得到了充分彰显.但同样伴随而来的还有网络人文精神衰变的悖论.通过反思技术危机,从技术创新促进科学与人文的融合,网络文化引导虚拟与现实互动,机制保证价值选择与制度安排耦合三个层面探析网络空间人文精神建构的可能路径.     

网络空间中主体想象力的境遇

网络空间对主体想象力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它通过丰富的信息、全新的体验、交互的创造、自由的氛围促进人的想象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它通过完美的拟像、无常的消解以及批判性的屏蔽,使想象力被框定在技术的视界中.     

网络空间治理:组织、形式与有效性

在现代网络政治生活中,网络空间成为人们参与政治生活的重要平台。个人、组织和计算机构成的网络形成一个相互连接的虚拟组织。对于网络空间的治理可以从组织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中借鉴其治理的知识。作为一个特殊组织形式的网络空间,具有特殊的结构与内外部关系,在治理形式上可以归结为自我治理、关键组织治理以及专门实体监管三种形式。在考察采用某种形式而非其它形式的逻辑依据时,从影响网络空间治理形式的因素来看,信任、规模(参与者的数量)以及网民心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网络空间治理的有效性。     

论网络空间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的融合及影响

文章以"网络空间"为研究对象,借鉴相关"空间"理论,从私人领域公共化和公共领域私人化两方面描述了公私领域的融合现象.从网络空间中主体的自由切换性、"秀时代"个人空间的开放性、网络技术等三方面探讨了公私领域融合的动因,指出网络空间中公私领域融合的现实影响.     

网络空间视域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若干重要问题探讨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互联网时代的来临,网络空间与社会空间共同构成了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场域.如何在网络空间中有效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当前的紧要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正确处理虚拟与现实、事实与价值、自由与规范这三对最为核心的关系:“虚拟与现实关系”要求重视虚拟实践的重要地位、发扬其积极因素、规避其消极因素;“事实与价值关系”的启示在于网络空间是事实与价值并存的空间,应用主旋律和正能量去占据;“自由与规范关系”的要义在于既要注重网络空间的自由性,更要重视其规范性.正确处理这些关系有助于把握网络空间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特点、机制与规律,有助于澄清一些错误认识,有助于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时代性、针对性和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