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法律史学产生的社会背景析论

20世纪之初的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新旧更替加快、中外交流频繁的时期.剧变的社会环境对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为中国近代法律史学的产生提供了际遇.危亡时局激发了符合时代潮流的新史学出现,而新的史学研究视野及理论则直接导致了法律史学的产生.清末的法律改革则加快了近代中国法律史学产生的步伐.此外,西方法律史学的引进与传播则给中国法律史学科的创立提供了依据.     

梁启超与中国法律史学的开新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他所涉猎的研究范围内,有不少是他首先开辟的领域或是前人很少注意的问题,中国法律史学便是其中之一.在法律史研究领域,他所阐发的法律史具有救治时弊功能,为中国法律史学科的开创与勃兴提供了理论依据;所总结的专史研究法具有从方法论上指导中国法律史学从传统向近代转捩的重要意义;所倡导的"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公理公例者"之治史旨趣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法律史学研究视野的开新.     

史与法——历史研究与法律实践相关性之分析

历史天然具有一种合法性和权威性.这点可以说明史学与法律之间的内在沟通.法律和史学都需要保持独立.法律如果不独立于政府,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史学不独立于政治,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史学.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揭牌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中心于2005年5月举行揭牌典礼。早在1988年，该校法制史学科即被国家教委评定为首批全国唯一的法律史学国家级重点学科。2000年，再次被教育部评定为国家级重点学科。2002年10月，在原中国法律史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中心。     

1979年以来中国近代法律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1979年以来,中国近代法律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在法律近代化、法律文化、宪法与宪政制度、经济法律、司法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和较为可观的成果。随着整个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及中国法律史学科的成熟,学术界对已有的中国近代法律史研究进行了反思。伴随反思,出现了现代化的范式、文化的范式、法律与社会的范式等新的研究范式,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今后中国近代法律史的研究应注意历史、法律及当事人的在场。     

西塞罗的法律解释理论初探

本文通过对西塞罗法律解释理论内容、意义及形成原因等问题的探讨,说明了西塞罗在法律解释领域里的卓越贡献,论述了他在法律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恒久的影响,同时表明了对众多中国法律史学者认为西塞罗没有独创性的传统观点的否定态度。     

现代视野中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本文通过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几个问题的分析研究,对其中的关键词礼、刑、法,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社会基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要特点进行了重点阐释,并与现代法治的诸多方面进行了简略地比较,认为中国传统法律是一种无法之法.所谓无法之法,是指一种与现代法治相对立的传统法律.无论是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精神上来分析,还是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产生、形成、发展及法律基础、法律功能、法律特点上来分析,都反映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从整体上与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观念、原则,以及在结构层次、形式化等所有方面的巨大差异和根本对立.正确认识和理解这个问题,对于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是极其重要的.     

史料对中国史学转型的制约

中国史学的一个巨大的特点是它是以雄厚的史料支撑的史学.史料的丰富使得史家注重史实的认知,注重长期的历史的浸润,而理论难以介入.史学的转型潜在地受到了史料的制约.史料派从内在理路上继承了考据范式而进一步完成了历史观念与问题意识的更新,为解决当时建设中国古史而不具备的史料问题走上考据之途.史观学派在对理论与史料都缺乏理解的情况下研究中国社会形态与社会性质,亦未完成重新认识中国的任务.     

试论中国法律传统与观念对公民权利意识的影响

中国法律传统与观念对公民权利意识产生严重的影响,以“刑文化”为核心的法律观念压抑了公民权利意识的生长,“无讼”、“息讼”阻抑和弱化公民的权利意识,使正义价值丧失,压抑了公民通过法律程序保护自身权利的观念.缺少独立的司法机构,公民的权利难以得到真正的维护.     

当前中国的法律信任及其养成

法治的内在要素要求人们对法普遍尊重、信任和信仰。民众对法律的不信任必将减损他们对法律的信仰。无法律信任,就无法律信仰。法律信任是社会信任的重要基础。对于当前中国来说,法律信任比法律信仰是一个更现实的社会问题。传统中国的生活和社会治理方式烙有强烈的人治色彩;而中国在社会转型中产生的部分问题,也影响了人们的法律信任。培养国民树立法律信任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应通过法律制度设计、法律实施、法律宣传推动法律信任的养成。     

试析法学家与法律转型的关系--以沈家本个人角色与晚清法律变革为例

正如美国社会法学派法学家庞德(R.Pound)所指出:“没有法学家,便没有法。”①在法律的常态发展中,法学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到了法律转型的关键时期,法学家的作用则更为重要。20世纪初,沈家本主持的晚清法律改革以及由此而生的法律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可以印证法学家在法律转型中的重大影响,及法学家的作为与社会文化文明度、政治环境容忍的关系。沈家本会通中西的文化态度和执著坚韧的性格特征,对晚清法律转型的模式和程度产生了影响;沈家本刚柔相济、曲当合时的改革方法使他虽遭礼教派反对,却仍得以主持修律十年之久,并使一系列新型法律得以通过;清廷的修律决策为沈家本等人提供了政策的保护和抗争的依据;沈家本的偏颇与不足在法律修订过程中亦有所体现。     

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中国革命的重要贡献及其基本特点

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发展与中国的革命事业息息相关,中国的革命事业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发展;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又对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在新中国成立前30年中的不同历史时期特点虽多不相同,但从整体上看,亦有共同的特征.     

立基于史 不囿于史——乔伟先生法史研究的学术底蕴与现实关怀

乔伟先生是一位博古通今的法史学者。在古代法研究领域,乔伟教授以其对法制史研究对象和范围的厘定、对中华法系礼法合流特点的精到总结、对魏晋南北朝法制史研究的开创之功及对唐律的条分缕析,为新时期法律史学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奠基的作用;在现代法研究领域,乔伟教授则以其非凡的洞察力及理论勇气,屡涉学术禁区,表现了学者作为社会良心所应有的现实关怀。作为乔伟教授学术研究中"立基于史,不囿于史"的表征,对古代以法治吏法律文化遗产的梳理与借鉴,则是其史学研究中鉴古以明今的经典范例。     

"中国法的历史"还是"西方法在中国的历史"——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再思考

中国法律史学科是在以西方法重构中国法历史的过程中形成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法律史的研究是一种"西方法在中国的历史"的研究,忽视了中国法本身具有的多层次,多向度以及模糊性的特点。中国法律史的研究对象应当转向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约束人们行为的是什么"和"约束纠纷裁断的是什么"这两个问题上来,强调对中国法历史的描述性微观研究。与之相对应,中国法律史的研究素材应当在对成文法律研究的基础上,更广泛地使用诸如地方司法档案等中国本土素材来描述中国法在历史实践中的真实面貌。从而将中国法律史定位为研究"中国法的历史",而非"西方法在中国的历史"。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劳工法律风险防范研究

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的过程中,会遭遇很多法律风险,其中最为主要而长期以来又未得到中国政府和企业正确认识和高度重视的是劳工法律风险.劳工法律风险不仅关涉到并购企业能否成功对目标企业予以并购,而且还关涉到海外并购完成后企业业务的有效整合问题.因此,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中劳工法律风险为内容,对劳工法律风险进行界定,剖析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中劳工法律风险的具体表现形式及其产生原因,并在此基础上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对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中如何防范劳工法律风险提出建议,以便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防范法律风险提供借鉴就尤为重要.     

论清末礼教派保守主义法律思维模式的合理性

清末礼教派“轻法治,重德治”而又夹杂封建遗毒的思维的确有诸多不足,但应当指出的是,礼教派较之于法理派,更多地贯彻了法律思维上的一致性和连贯性。礼教派对法律功能的现实主义态度极具历史的合理性,表明了礼教派对清王朝为挽救危局而进行的修律活动(或曰法制变革)持一种冷静的和理智的态度,这种对法律功能的现实主义态度对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而建设“法治”国家是具有促进作用的。     

全面研究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的力作——简评《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

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以历史考证学的丰厚创获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强势发展为最主要的两大特征.研究者或称之为史料派和史观派,或称之为新历史考证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以此来概括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之主潮.陈其泰教授主编的<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一书,以50余万言的篇幅,就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作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细致的开掘,多方位多角度地论证和展示了新历史考证学派的形成原因、重大成就、理论方法等方面的内容与特点,是首部专门探讨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的著述.     

中国内地法律电影研究

中国内地法律电影的研究没有引起电影学界足够的关注与重视.通过对中国内地法律电影历史发展的追溯与考察,可以看到:虽然主导法律文化和大众法律文化在电影视阈下得以表达,但中国内地法律电影一直处于弱势发展的态势.在中国迈向现代法治社会的进程中,内地法律电影要充分反映中国人和中国法律人在时代转型中的思考,这应该成为中国内地法律电影发展的重要诉求.     

从“法律的统治”到“法律人的统治”——对当下中国法律人观念的反思

通过对法律人观念的分析揭示了其所依赖的前提以及由此导致的论争.首先是法律与人的关系,这一层面展现出的是一种被型构起来的二元对立图景,即法治和人治;其次是法律普遍主义与法律特殊主义之间的对立,在这一层面揭示法律人观念的法律普遍主义前提;最后阐明法律人的观念在根本意义上以中国人的生存秩序观念为前提.如果说中国人的生存秩序观念要建立在政治共同体的意志决断以及蕴涵在生存活动之中的法理基础之上的话,那么当下中国法学自我反思和重构的基本要求就必须重新考虑某些已经被我们遗弃了的东西.因此,重新思考法律、政治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也必将占据我们思考法律问题的核心.     

新时期以来对中国史学影响较大的几个西方史学流派

新时期以来,西方史学流派的传入对中国史学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而中国学者对西方史学的吸收也有一定的选择性.于是,法国年鉴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派、比较史学、心理史学等成为最受中国学者关注的几个西方史学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