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地方史志的“共性”与“个性”探析

地方史与地方志都是记述一个地区历史与现状的史书。新时期的地方史志,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其不同之处。地方史与地方志,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共性”与“个性”是相对的,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史志的指导思想、编写原则、体例结构和编写风格将会不断地发展变化。所以,无论是编史,还是修志,都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方志之乡”谱新篇——浙江省地方志学会成立

“六五”期间,浙江全省已有三十个县市建立了地方志的编纂机构,修志队伍有两千多人,出版新旧方志、资料和方志学论著三十余种,计一千多万字。我省第一部社会主义时期的新方志《建德县志》即将出版。为促进修忘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我省修志工作者于十月在杭州举行了省地方志学会成立大会暨首次学术讨论会。省委第一书记王芳向大会致了贺词。王芳同志指出:“编纂社会主义时期的新方法,是一项重要的     

新编地方志的标准问题

任何事情都要有个标准。标准是对一件事情要求的规格,对一个成品验收的卡尺。新编地方志当然也应该有个标准。近来有些地方志正日益接近完稿,就必然会提出这个标准问题。我认为新编地方志应该从政治、论述、资料和结构文字四个方面来考察和衡量。政治标准是首要的一条,它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 一个是指导思想问题。我认为新编地方志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编地方志要不要指导思想?我看是要的,而且是必要的。因为一部志书内容广泛,涉及到社会和自然两个方面的诸种情况,我们既要在志书中全面而准确地反映本地区的各种状况,那就需要     

关于文学史研究的几点意见

我在学习前人和今人所写的文学史的时候,受到很多启发,也促使我经常思考一些问题。文学史,它首先应该属于“史”的范畴。因此,对文学史的了解的深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取决于对各该时期的历史了解的深度。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的存在与发展,并不是形而上学的孤立的存在与发展,是与政治、经济、哲学、宗教、艺术等等各个方面紧密地联系着。文学,只是这个时代的多面体的一个“面”,要了解文学的这个“面”,就必须在了解这个多面体的另外的一些面。因此,文学史,就其分工的专职来讲,它可以专讲文学的这个“面”,但就其要透彻地了解这个“面”的底细来说,还必须同时了解其他相关的各个“面”。这样,     

西施故里辨析

《诸暨修志通讯》一九八四年第一期发表礼赞的文章,认为西施故里为诸暨,不是萧山。理由如下:①诸暨和萧山两县虽各有不少关于西施的古迹,但要联系西施的身世具体分析。如诸暨有“浣纱石”,西施是浣纱女,在她浣纱之地取石命名是合理的。萧山有“红粉石”,西施出身贫寒,不会有     

迎接白发浪潮

为了迎接滚滚而来的“白发浪潮”,使人口日愈老龄化的我国“人口倒金字塔”在社会转型期能够保持平衡,即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我国要做哪些准备呢?已经、正在、应当或将要做些什么呢?我们应该怎样“迎接”“白发浪潮”?我国老龄事业的进程老龄问题是当今世界上普遍存在的重大社会问题。随着老年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越来越大,许多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出现     

坚持毛泽东发展艺术的正确导向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篇指引中国当代艺术向未来发展的光辉文献。自它发表五十年以来,中国当代艺术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艺术是植根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中国当代艺术也不例外。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变化,中国当代艺术也将产生相应的变化。而这种相应的变化,却不是那种“空中楼阁”式、“半空中提水”的变化,而是深深地来源于那永不衰竭的艺术传统,生发于那前人创造的精神财富的活力之中。这就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十分强调的艺术继承论:“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这是毛泽东艺术发展论中一个首要的符合中外艺术发展规律的光辉思想,也是我们摒弃民族虚无主义、改变“闭关锁国”的艺术观的一个有力的思想武器。     

关于新闻写作创新的几点思考

中央领导同志提出 ,党报要“高出一筹”、“多出精品”。几年来 ,各地报纸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从总体上来说 ,还不理想 ,有待于今后进一步努力和提高。如何用全新的观念和素材、全新的角度和技巧 ,热情讴歌我们的伟大时代 ,再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瑰丽画卷 ,真诚地为广大读者服务 ,真正起到“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之目的 ,是摆在新闻工作者面前的一项亟待解决的问题。化静为动写文章要讲究动态美 ,学会活用动词。胡乔木同志曾风趣地说 :“农业生产喜欢坦荡的平原 ,文章则喜欢起伏的山岭 ,不是常说‘文似观山不…     

论邓小平改革理论体现的主体能动性思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有一个主题思想是十分明朗的,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是一场革命,社会主义社会唯有改革才有出路.那么,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要实行改革?怎样实施改革?以什么标准衡量改革所取得的成效?诸如此类的问题,这是邓小平改革理论必然要回答并构成了这一主题思想基本内容的东西.学习这一主题思想使我们深切体会到,里面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它是唯物论的,又是辩证法的;但它不仅是唯物论和辩证法在改革思想中的运用,而且具有着鲜明的时代性,即以时代主体能动性为契机,使唯物论和辩证法在社会改革观的高度上有机统一.在邓小平看来,时代的主体当然不是个人,而是党,是群众;主体的能动性不仅体现在改革的理论认知的时代要求方面,而且表现在充满勇于改革探索的时代气息方面.改革必须以“自己思考和解决自己的问题”为历史前提邓小平同志在1983年4月29日会见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央代表团时指出:“任何国家的革命道路问题,都是由本国的共产党人自己去思考和解决,别国的人对情况     

“提前反映”的基本形式及其哲学意义

众所周知,管理首先就意味着预见。随着社会中管理作用的迅速增长,作为“提前的现实”的预见问题被提到了科学的前沿。阿诺兴所使用的术语“提前反映”常常引起人们的疑问。反映对其原型来说永远应是第二性的。怎么能够“反映”尚不存在的事物呢?以下试图说明在何种意义上这是可能的。“提前反映”的形成。过去的反映可以超越现在植物及动物只能够“反映”在周围环境中已经出现了的事物。正是这个环境是动、植物所必须去适应的,那里有它们生存所必须的资源以及它们必须克服的障碍或是必须躲避的危险。环境中所存在的一切不是静止不变的。机体本身也是变化的,它们积极地或消极地在环境中移动并有意无意地时常陷入各种条件之中。     

运用地方志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地方志是一方的百科全书。编修地方志是一项造福于后人的百年大计。那么,修志能不能直接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呢?能。利用方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就是一项行之有效,大有可为的工作。我们祖国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不仅历史悠久,幅员广大,而且有比较详尽的文字记载,纵的有二十四史,横的有八千多部方志,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历史资料,这是世界上其他文明古国所罕见的。这是我们民族的光荣和骄傲。典籍浩瀚的地方志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资料宝库。从浙江省现存的地方志来看,可以从下列几个方面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试论朱熹关于动静、变化的学说

动静问题,自先秦以来,就引起哲学家们的关注。老子主张:“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虚构一个“虚极”、“静笃”的世界。王弼继承了《周易》和老、庄思想,虚构了一个寂然不动的本体“无”,他说:“动息则静,静非对动者也,语息则默,默非对语者也。……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其本矣。”这两种说法,前者诱导人们脱离运动变化的现实世界,寻求“虚极”、“静笃”的幻境,后者认为运动不是物质的运动,而是非物质性的“无”使之如此,因此,两者本质上都是否定运动的绝对性和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割裂、颠倒了“动静”关系。朱熹的动静学说,既承袭老子、王弼的某些说法,又根据哲学斗争的发展和人类认识的深入作了修正和补充。同时,他不仅发挥《周易》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也继承了周敦颐《太极图说》中的思想,并纠其偏。朱熹对动静学说的修正和发挥,以下几方面是值得注意的:     

社会传统和经济结构的关系

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根源何在?为什么资本主义和近代科学都产生于欧洲而不是中国?阻碍中国发展商品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因素是什么?中国的现代化可能走什么样的道路?一句话,我们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来分析中国特殊的历史和现实?恩格斯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生产关系“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我们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出发,具体地研究生态地     

论吕柟思想中的关学特质

吕柟虽然在理学上以程朱为宗,强调格物穷理、知先行后,但他也继承了张载“躬行礼教、崇尚气节”的关学宗风。不仅如此,在吕柟思想中还体现出更多的张载关学的特质来,其具体表现为：“以明经为重”、“以守经为贵”的重视经学学习和“君子贵行不贵言”的躬行实践之风。把握吕柟思想中的这些关学特质,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明代关学与张载思想之间的联系并更好地总结明代关学的基本特征。     

试论江泽民的生产力发展动力思想

江泽民同志在考察生产力发展动力时,既继承前人,又有新的突破,提出了“改革动力论”即改革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途径与动力,“创新动力论”即创新是生产力发展的不竭动力,“科技动力论”即科技是生产力发展的最主要动力,“社科动力论”即社会科学是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的巨大动力,“人民动力论”即人民是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动力。这就构成了关于生产力发展动力思想的基本框架。掌握这一思想,对于促进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汉语语法研究的方向问题

“突破”成了现在我国语法学界最流行的一个词儿,这反映了广大语法工作者不满足于现行语法体系而要探寻新路的强烈愿望。去年徐通锵、叶蜚声在总结了“五四”以来汉语语法研究之后指出:“汉语的分析正在孕育着新的路子,准备向语言的深层进军。”但是,“语言的深层”是什么?应该往哪个方向突破?这个关于语法研究方向的大问题就整个语法学界来说似乎还比较朦胧,因此应该成为目前着重研究的理论问题和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本文试就这一问题谈一些很不成熟的意见,希望能引起讨论。突破和继承有的人一提“突破”,就非得和汉语语法研究的历史“彻底决裂”不可,似乎把过去的东西否定得越多,“突破”得就越大,“路子”也就越新。这不是一种科学态度。     

“拨浪鼓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文化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它不是凭空产生的 ,而是创生和存活于人们具体的社会生活和生产实践之中 ,并随着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与时俱进 ,自我更新。由此 ,“拨浪鼓文化”同样也需要在批判的基础上继承 ,在各种文化的比较中完善 ,更需要在实践中创新 ,在融合的基础上超越。1、“拨浪鼓文化”必须应对时代挑战。应该说 ,义乌人在走南闯北 ,披荆斩棘的经商活动中 ,确实磨练、培育了一些与市场运作规则相适应的精神素质和行为方式 ,但严格地讲 ,这种精神素质和行为方式毕竟没有经受成熟、规范的现代市场经济的洗礼 ,没有经受经济…     

道德价值的生存哲学阐释

研究价值问题应该采取生存哲学的视角,原因在于价值关乎人类生活意义的实现.道德价值作为一种用善恶评价的价值,与社会人伦关系结构、道德原则和规范、美德能够满足和促进人们所处时代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求有关.因为人类生产和生活是历史性地发展的,所以道德价值也有着历史性.而道德价值有一种人类生活的最高理想——“人的自我实现和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最终衡量标准,在各个历史时代则具体化为当时的“好生活”观念.     

美国的未来教育

在1970—2000年的30年中,我们所处的时代究竟应当称为“科学时代”、“技术时代”、“宇宙空间时代”,还是“计算机时代”、“教育时代”?西德学者哈根·拜因豪尔和恩斯特·施玛克认为,最适合的定义是“教育时代”,因为我们这一代人要学习更多的东西,要掌握牢固的知识,才能对未来作出正确的决定。     

何时与“大检查”拜拜?

“小洞不补,大洞吃苦”一语尽人皆知。无奈却知易而行难。以致常常“吃苦”。不是吗?且看在传播媒介频频出现的“大检查”——诸如卫生大检查、财税大检查等等。不仅检查而曰“大”,无非是因为平时没检查、少检查,恰如伤风、咳嗽未能及时诊治,使之告愈,却衍变成“炎”乃至“癌”,不动大手术,不投之以用猛药,便无可挽回。 古语云: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倘若真的在用了猛药、动了手术消“炎”驱“癌”,倒也是幸事。可惜,我们的一些“大检查”,常常收不到这种效果。以卫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