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构建“数字主权”的逻辑与中欧数字合作

"数字主权"是欧盟在"内忧外患"形势下,试图凝聚内部共识,整合内部资源,提升数字经济竞争力和话语权,从而扭转其在数字领域以及大国竞争中的被动局面而建构的政策话语。欧盟构建"数字主权",意在维护欧盟"世界一极"国际地位、维护欧盟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以及维护个人隐私等欧盟价值观。为此,欧盟强化官方规划与产业政策支持,加强公共基金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以及强化基于欧盟价值观的数字监管和法规制定。数字互联互通是中欧关系中既合作又竞争的一个领域,双方发展数字合作虽然存在一些有利条件,但面临着诸多制约因素,包括欧盟对华政策中的负面因素趋于增加,欧盟加大市场监管提高了中企进入欧洲数字服务市场的门槛,欧美技术联盟压缩中欧数字合作空间等。中国可从以下几方面探索推动中欧数字合作:加强与欧洲的数据规则协调;推进制度型开放,促进中欧数字产业合作;培育有竞争力的中小型数字企业参与欧洲市场竞争;推进和完善中欧数字第三方市场合作;妥善处理中美欧三角关系。     

美国对华数字竞争战略:驱动因素、实现路径与影响限度

中美之间的数字竞争是两国战略竞争的核心领域,是当今国际政治最突出的特征之一。21世纪,技术的进步将世界推进数字时代,我国的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成为美国眼中在数字领域最大的竞争对手,美国由此展开了针对中国的数字竞争战略。美国对华数字竞争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持其全球技术,尤其是数字领域的霸权,认为数字霸权与其规则主导权、价值观以及国家安全息息相关,丧失数字霸权则意味着美国三方面的利益受到沉重打击。美国通过增强数字核心竞争力、构建多边数字联盟以及打压中国的数字企业三方面的措施,试图扩大对中国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优势,巩固其全球数字标准的主导权。然而,美国的数字竞争战略严重损害了其国际信誉,难以撼动中国的数字影响力,以及其构建的多边联盟存在诸多分歧,因而对中国的影响有限。中国要善于在美国的数字竞争战略中寻找机遇与突破口,坚定不移推进"数字丝绸之路"战略,为全球数字经济规则制定以及数字经济治理改革贡献中国方案。     

“一带一路”数字经济的布局难点与战略突破

对标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目标任务，推动“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布局优化是应对西方数字霸权、契合“一带一路”沿线广大发展中国家诉求、构建国内国际市场循环畅通新发展格局等的现实方案。但是在实践中也存在“一带一路”沿线支撑新发展格局构建的数字经济基础薄弱、“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布局优化有待对标好新发展格局的具体任务、“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布局优化面临的主要风险制约新发展格局构建等难点。基于此，拟提出如下破解方案：一是筑牢“一带一路”支撑新发展格局构建的数字经济基础；二是构建凸显新发展格局目标任务导向的“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布局优化新格局；三是推动形成有利于新发展格局构建的“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布局优化的风险应对共同体。     

数字经济赋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

作为新科技革命中诞生的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深刻重塑了原有的经济活动形式,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为了全面准确了解数字经济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能够发挥的积极作用,在阐述数字经济与新发展格局基本概念和科学内涵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数字经济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逻辑机理和实现路径。研究认为,当前经济循环活动中生产、流通、分配、消费4个环节均存在堵点,阻碍了新发展格局的构建,而数字经济发展在通过推动产业升级、激发内需潜力、聚合区域市场、助力创新驱动进而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同时,通过推动中国参与国际分工机制转变、创新国际贸易模式促进了国际大循环的畅通;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增强了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联动效应,有助于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研究表明,为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积极作用,需要进一步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建立自主创新体制,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在国际市场中加快数字产业“走出去”的步伐,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全球治理,提升国际数字贸易竞争力。     

共享数字文明的福祉——习近平关于发展数字经济重要论述研究

数字经济是现代科技革命的重要成果。习近平敏锐地捕捉到现代信息通信技术发展的规律与趋势,超前提出发展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和数字政府,把握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习近平强调,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从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推动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全局上来谋划数字经济发展,做好顶层设计和体制机制建设,充分掌握发展数字经济的自主权,建设数字中国和智慧社会;注重规范和防范数字经济风险,筑牢数字安全屏障,构建良好的数字生态;积极参与全球数字经济合作与治理,维护和完善多边数字经济治理机制,共建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习近平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论述,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迪、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欧盟对外经济依赖与“开放性战略自主”

欧盟的战略自主始于防务、外交等议题,并逐渐扩展到经济、科技、贸易等多个领域,其核心是要解决欧盟“战略萎缩”和避免过度依赖。聚焦于投资与贸易视角,本文剖析了欧盟对外经济依赖现状,并梳理了近五年来欧盟在贸易、投资与科技领域的相关政策。本文研究发现:在欧盟对外依赖结构中,中国是欧盟密切合作的竞争对手,中欧双方在贸易领域存在广阔的合作空间,但是随着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逐渐提高,中欧之间的竞争会加剧;美国与欧盟在投资和贸易方面的利益深度绑定,具有坚实的共同利益基础,但是近年来“美国优先”思想以及欧盟新兴技术产业的落后促使欧盟不得不从一种更具竞争性的视角重新审视美欧关系。基于对外依赖现状,在“开放性战略自主”的逻辑下,欧盟近年来致力于通过政策手段增强产业链韧性、抑制技术外溢以及促进新兴技术产业发展,但是未来仍需克服实力不足、政策惯性以及寻找利益共同点三个难题。     

数字经济背景下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策略与路径

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我国新时期的重大战略部署,数字经济则是发展开放型经济的重要依托。数字经济凭借“技术-经济-制度”的动态演进框架不断革新着世界经济体系,加速了全球性的产业结构调整、价值链分工和经贸规则建构。我国应从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和更深层次,及时应对国际经贸秩序和全球价值链的演变,拓展与革新开放型经济的发展空间、市场范畴和治理体系。面对全球数字化进程中开放型经济遭遇的技术性、结构性、制度性和风险性挑战,我国应围绕数字经济的国际演进规律与国内竞争优势,擢升数字价值链对开放型经济的驱动效能、推进数字市场对开放型经济的组织链接、加深数字经济规制与开放型经济的制度融通、增强数字治理对开放型经济的系统保障,构建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以数字型开放和要素流动性开放为支撑的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此推动更大范围的全面开放、更宽领域的双向开放、更深层次的主动开放、更可持续的安全开放。     

ChatGPT与数字时代的国际竞争

数字全球化加速发展致使人工智能及其潜在变革动能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美国高度重视相关技术研发以护持自身霸权，政府携手跨国数字巨头加速推进该国人工智能领军企业OpenAI发展步伐，美国金融资本亦对其予以重点扶持。作为该企业的核心产品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科技的最新成果，ChatGPT一经发布即引发世界各国高度重视。然而，该产品发展前景并不完全明朗，不仅仍面临准确性与安全性困境，且难以突破知识产权与监管限制。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贸然跃进或带来国家内外矛盾上升、数字鸿沟扩大等重大挑战，加快数字时代国际竞争节奏、提升大国竞争复杂性，并加剧全球数字扩张无序性。作为全球数字大国，中国亦正积极把握ChatGPT带来的人工智能发展机遇，但因受美国战略遏制打压严重而在技术跟进、人才培养、产业布局、国家安全保障等方面面临诸多挑战。鉴于此，中国需保持战略定力，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在加大研发投入的同时坚持国际合作与和平发展，积极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加速。     

“数字丝路”与全球网络空间治理重构

一直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先发优势和技术赋权,在基础资源和规则制定等多个方面实行欧美中心主义,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网络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也导致全球网络空间治理面临重重困境。中国作为负责任的互联网大国,在"一带一路"的基础上提出"数字丝路"倡议,通过加强沿线国家的信息基础设施和跨境数字贸易来缩小发展差距、消减"数字鸿沟",进而提升其信息化水平与网络治理能力,并由此形成一个互联互通、互惠互利的共同体。该共同体以维护国家主权和网络安全为共同利益,在抗衡网络霸权的同时也积极探索符合网络发展趋势的新方案,在治理理念、治理结构和治理制度三个层面对现有全球网络治理格局进行重构。     

“印太战略”视角下欧盟与印度关系的新发展

在欧盟推进“印太战略”的背景下，欧印关系出现了不同以往的新动向：欧盟将印度视为重要支点国家，欧印战略伙伴关系实现“再定位”；安全合作实现重大突破，合作的领域和平台大为拓宽；重启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加强数字与技术领域的合作；加强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合作，构建可持续的现代化伙伴关系。欧印强化战略互动主要受以下因素驱动：印太和欧洲地缘政治变化推动欧盟将印度作为其重要战略支点；强化与欧盟的战略互动是印度对外政策调整的必然结果；重塑全球供应链是欧盟与印度战略互动的重要驱动力；双方在“规则塑造”与“多边主义”价值观理念上愈加契合。欧印未来战略关系发展的潜力与阻力并存：在互联互通领域合作的趋势将持续加强，安全防务合作短期难以继续取得实质性进展，经贸合作面临诸多不稳定因素，面临来自美国和俄罗斯的不确定因素以及欧印在人权方面仍存在较大分歧。美国欲将欧盟与印度纳入其对华战略竞争的框架中，长期来看，欧印战略互动将在安全和供应链方面带给中国较大压力。中国可以利用当前的窗口期在对欧与对印外交战略中争取一些回旋的余地，尽最大可能降低欧印战略互动针对中国的不利影响。     

“元宇宙”空间货币治理的中国方案

“元宇宙”是基于新科学技术条件下建立的与物理世界平行的虚拟数字空间,其与传统互联网最大的差别在于其空间内活动与现实社会产生真实联系,货币的价值交换是提供跨空间联系的重要逻辑基础。目前,在“元宇宙”下适用于交易结算的为数据平台企业发行的数字代币,虽然具备价格标识、支付清算等一定的货币职能,但由于去中心的发行主体与缺少国家信用背书,始终面临币值不稳、无法监管、规模受限等难以克服的缺陷。数字人民币是数字化形态的人民币,以中国国家信用为背书,具备先进的数字技术优势与数据市场优势,对数据权益的识别与保护存在公信力,契合“元宇宙”空间的货币治理。确定“元宇宙”空间下的货币治理标准需要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以软法形式先行开展双边或多边数字货币治理合作,明确数字人民币发行流通过程中的监管、数据保护等关键合规标准。应通过加强对数据平台企业权力的限制,逐步提高数字人民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抢占“元宇宙”经济发展的制高点。     

“元宇宙”空间货币治理的中国方案

“元宇宙”是基于新科学技术条件下建立的与物理世界平行的虚拟数字空间,其与传统互联网最大的差别在于其空间内活动与现实社会产生真实联系,货币的价值交换是提供跨空间联系的重要逻辑基础。目前,在“元宇宙”下适用于交易结算的为数据平台企业发行的数字代币,虽然具备价格标识、支付清算等一定的货币职能,但由于去中心的发行主体与缺少国家信用背书,始终面临币值不稳、无法监管、规模受限等难以克服的缺陷。数字人民币是数字化形态的人民币,以中国国家信用为背书,具备先进的数字技术优势与数据市场优势,对数据权益的识别与保护存在公信力,契合“元宇宙”空间的货币治理。确定“元宇宙”空间下的货币治理标准需要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以软法形式先行开展双边或多边数字货币治理合作,明确数字人民币发行流通过程中的监管、数据保护等关键合规标准。应通过加强对数据平台企业权力的限制,逐步提高数字人民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抢占“元宇宙”经济发展的制高点。     

全球数字贸易治理“赤字”与中国的对策——基于全球公共品的视角

尽管数字贸易这一新兴贸易形态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全球数字贸易治理这种公共品却呈“赤字”状态。从需求角度看,数字贸易迅猛发展所产生分歧与争端的加剧及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客观推动,增加了对全球数字贸易治理的需求;从供给角度看,WTO半缺位于全球数字贸易治理的供给,多边贸易协定的竞争化及碎片化,使得数字贸易治理的供给相对需求而言,处于“赤字”状态,这源于全球数字贸易大国在相关重大问题上的分歧且无法达成共识。应对全球数字贸易治理“赤字”,我国要进一步完善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的法律制度,积极参与全球和区域数字贸易治理,管控、协调好与主要数字贸易大国的矛盾与分歧,促进我国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的健康发展。     

数字平台反垄断的范式反思和规则调适——以欧盟《数字市场法》秩序自由主义面向为镜鉴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逐渐引发了对其竞争治理的争议,新近制定的欧盟《数字市场法》成为了对数字经济单独立法的典型代表。《数字市场法》与欧盟竞争法存在着紧密联系,反映了欧盟竞争执法在“更经济学路径”深刻影响下对数字经济领域的垄断问题应对乏力。在此背景下,《数字市场法》的制定理念实现了对传统欧洲秩序自由主义的回溯。在数字经济法律治理中,《数字市场法》的镜鉴意义并不应体现在其单独立法的形式要件上,作为后发的反垄断司法辖区,我国可以通过完善现有数字平台反垄断实践实现有效的竞争治理。基于当前平台反垄断活动中的问题,我国应当对传统反垄断分析范式进行适当调适,对竞争损害理论进行扩张,进一步提升平台反垄断法治化水平并且适当地对大型平台设置特殊责任。     

欧美数字治理合作的影响因素及前景分析

拜登政府上台前后,美国和欧盟的智库、机构表达了加强数字合作的意愿,甚至提出需要形成对抗中国技术发展和应用模式的数字联盟,欧美就此发布了相关声明。基于此,本文分析了欧美数字治理及其合作的影响因素、现状和前景。地缘政治、利益基础与价值理念是影响欧美数字治理及其合作的重要因素,既具有推动合作的一面,也存在阻碍合作的力量。目前欧洲与美国在数据治理、人工智能治理、数字基础设施及相关技术政策、平台治理、数字服务税政策等方面有相同之处,也有差异,既存在合作的机制和空间,也面临进一步合作的障碍。相较而言,双方合作的动力和空间更大,未来可能通过多种途径、多种平台共同谋取数字治理领导权。基于此,中国需要做好应对:加强与欧洲国家的合作,扩大共同利益;根据欧美数字治理实践,完善中国数字治理规范;加强数字治理的增信释疑和制度协调;进一步发展数字技术,不断扩大国内外市场,与相关国家加强合作,形成一定程度的抗衡效应。     

数字红利视角下老年数字失能表现、成因及治理新路径

伴随着数字化和老龄化进程,老年人口的数字失能问题日益显现。老年数字失能是指老年人在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社会变迁中存在突出的数字接入困难、数字使用障碍并最终导致其数字主体性被剥夺的状态,主要表现为经济型数字红利获取难、社会型数字红利共享难、文化型数字红利利用难、健康型数字红利受益难,并源于“经济沟”“技术沟”“心理沟”“社会沟”共同作用。为解决老年数字失能问题,建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进行第四次修正,在数字治理过程中落实以人为本发展理念构建分类治理新机制,完善中国老年数字失能治理顶层设计。同时,注重培育适老化数字产品市场,完善老年数字产品行业的国内国际新标准,通过三级管理五方合作联动格局打造中国数字养老服务新模式,从而建立起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数字包容社会。     

美国“退出主义”导致的全球治理 话语权变化以及中国的机遇

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发展变化,全球治理体系的存续和重构已经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的聚焦点。特朗普主政后,凭借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超然”地位,肆意退出多边条约和国际组织,“退出主义”是其在“绝对霸权”减弱背景下作出的外交战略选择,延续美国“孤立主义”历史传统,暴露了“美国优先”的国家思维。从长时间轴来看,美国外交收缩必然会使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不断丧失。与此同时,中国可能会迎来全球治理体系重新建构的机会,助力全球治理体系从“竞争型”转向“合作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后新经济”时期全球不稳定现象的经济学分析

美国学者大卫.雷克在比较美英霸权体系差异的基础上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美国霸权的存在有利于形成和维持稳定的全球自由主义的市场秩序。但是在“新经济“结束之后,全球政治经济并没有出现稳定发展的局面,相反,经济摩擦、政治冲突事件却在“后新经济”时代频频发生。美国“后新经济”时期的经济特征主要表现在美国经济增长周期与劳动生产率周期的差异、外部不均衡所导致的全球经济结构的失衡、纳斯达克市场效应的下降三个方面,这些特征会进一步导致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加剧。     

数字平台反垄断的目标考量

选择合适的反垄断目标是对数字平台进行有效监管的重要前提。欧盟与美国等众多国家和地区的数字平台反垄断目标选择存在较大差异,存在“一元论”(专注于经济福利单一目标)和“多元论”(包括经济福利在内的多种目标)的分歧。本文从反垄断机构和数字平台企业两个视角分析我国数字平台反垄断的目标选择问题。研究表明,数字平台的反垄断目标应当以经济福利为主,其他目标应当诉诸尽可能少地扭曲竞争的其他政策工具。在国际数字平台博弈日益激烈、国内加强反垄断监管成为常态的背景下,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和政策借鉴意义。我国在借鉴国外成熟经验的同时,应充分考虑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最优政策选项及其约束条件。     

“技术—文化”与数字时代中华文化的复兴

中华文化曾长期居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前列,但18世纪以来,西方借助工业革命的技术优势构建起强大的文化霸权,统驭世界数百年之久。当前,中国已经逐步实现“数字崛起”,成为影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变量,世界技术文化格局正在发生显著“位移”。在数字时代,中华文化的复兴具有深刻的“技术—文化”逻辑：以14亿多人口为基数的海量数据形成了巨大的规模效应;汉语和汉字为中华文化的数字复兴提供了深层“先进性”基础;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质决定了中华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具备对西方竞争型文化的哲学超越;五千年的文明累积可以为中国数字文化产品激发无尽的活力;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具有超越资本的宏观布局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