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治理：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的新模式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的政策网络研究与治理理论相结合，产生了网络治理流派。本文以现有中国城市社区管理的现状入手，通过对网络治理的内涵和特征进行描述，进而研究了社区网络治理在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分析，以及当前实施社区网络治理必须解决的一些问题，最后得出在我国实施社区网络治理应该分阶段进行的结论。     

社会治理是突破口

推动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要将充满活力的社会力量有机地整合到国家治理体系之中,提高社会的自治能力。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国家治理”从一个理论命题变成实践课题。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为全面深化改革指明的方向,开辟的空间,可以预料,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会出现热烈的理论探讨和富有创造性的实践,     

天津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推进路径研究

近年来,天津市在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中进行积极探索,形成了具有“天津特色”的社会治理模式。但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出现了一些问题和不足。天津应坚持问题导向,加大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切实提升市域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     

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研究:现状与评析

本文首先对乡村治理和乡村治理结构的概念做出界定,然后梳理了乡村治理结构研究的各种观点,并对当前的研究做出总结性评价:一是注重在整体的国家权力体系中研究,对村治本身的关注较少;二是以西方理论范式与概念体系为主,本土化理论较少;三是对传统乡村治理结构的历史梳理较多,学理反思较少。最后抛砖引玉地提出乡村治理结构研究应该正确处理三对关系:村庄内部治理机制和国家权力体系的关系、中国经验与西方理论范式的关系、传统治理资源和现代治理结构的关系。     

企业数字化转型和管理：研究框架与展望

中国背景下的政府治理及其规律是中国管理学的重大研究议题之一,相关研究对助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通过对国内外政府治理实践经验和学术研究成果的梳理以及未来研究趋势的研判,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十四五"发展战略优先领域"中国背景的政府治理及其规律"专家会议研讨为基础,本文提出:"十四五"期间,中国管理学界应围绕中国特色政府治理实践的变迁模式及规律,政府-市场-社会协同的公共服务与资源配置规律,信息技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影响规律,以及中国特色的政策科学前沿理论与规律这四个主要研究方向展开学术探索,解答相关科学问题,持续增进政府治理领域的理论积累.     

中国背景下的政府治理及其规律:研究展望北大核心CSCDCSSCI

中国背景下的政府治理及其规律是中国管理学的重大研究议题之一,相关研究对助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通过对国内外政府治理实践经验和学术研究成果的梳理以及未来研究趋势的研判,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十四五”发展战略优先领域“中国背景的政府治理及其规律”专家会议研讨为基础,本文提出:“十四五”期间,中国管理学界应围绕中国特色政府治理实践的变迁模式及规律,政府-市场-社会协同的公共服务与资源配置规律,信息技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影响规律,以及中国特色的政策科学前沿理论与规律这四个主要研究方向展开学术探索,解答相关科学问题,持续增进政府治理领域的理论积累.     

社会组织治理转型:从行政型到社会型

作为中国治理改革开端的公司治理改革,经过多年发展取得了重要进展。与之相比,社会组织的治理改革起步较晚,仍呈现高度"行政依附性"等行政型治理特征,难以适应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改革的深化和网络信息时代要求的社会治理变革的双重挑战,因此迫切需要推动我国社会组织由行政型向社会型的治理转型。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建立和完善社会组织治理是建设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计划经济时代,在政府直控型社会管理体制下,社会组织的职能分别被行政性事业单位     

浅析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下的乡镇社区治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社会治理体制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乡镇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单元,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为乡镇社区治理提供了理论与方法指导;我们应充分认识和正确面对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下的乡镇社区治理面临的挑战;提高乡镇社区治理的水平和能力。     

制度、体制与机制:对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分析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超大规模的社会系统工程。系统科学是分析国家制度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理论视角,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科学方法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是以社会主义为根本和特质,制度、体制、机制运行为一体,具有整体性、协同性、层次性、关联性等系统性特征。除了制度结构、资源禀赋,权力配置等“硬件”因素外,国家治理体系运行,优化和效能输出还取决于各子系统的协同与衔接机制,信息反馈与调平纠偏机制、系统能动性的激发机制等方面。以系统观推动改革发展,要注意把握系统整体涌现性、统一性与差异性、制度有限性与主体能动性、正负反馈的动态平衡等原则。     

以“合作治理”超越“民主治理”的理论尝试——评张康之《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中的合作治理构想

近代以来，民主是一个不容置疑的普世性政治价值。张康之教授却认为，民主存在着内在缺陷，特别是包含着霸权主义倾向，这决定了它不可能真正地得到实现。参与治理虽然在理论上推进了民主理想，使之具体化，而在社会治理实践中，依然是一个空想性的方案。因而，张康之教授在思考社会治理体系变革的问题时，提出了合作治理理论构想，试图用“合作治理”超越“民主治理”。当然，张康之教授也指出，合作治理才是真正实质民主的治理，是对近代以来形式民主的扬弃。合作治理能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实现对形式民主的替代，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证明的问题，不过，20世纪后期以来社会治理中出现的许多新现象似乎能够验证张康之教授的合作治理理论构想。     

中国的商学院向何处去——中国管理教育的深层反思

从困惑、原因、思考3个方面对中国管理教育进行了深层反思,中国的商学院需要在中国、教育、人群的全方面变化中,重新寻找自己的坐标与方位,明确价值取向和社会责任,关注并认真做好顶层设计,努力探索个性化发展路径。     

聚焦西部大开发

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国家要着手实施西部地区大开发战略。这是世纪之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总揽全局、面向新世纪作出的战略决策。西部，以它的悠久和神秘，以它的博大和雄浑，吸引着来自中国、来自世界的关注的目光……     

中国管理四问——中国何时有自己的管理学家？

中国有没有自己的管理学家？ 很遗憾,中国有众多的“伪管理大师”,但尚没有一个能得到全国公认的管理学家,更别提全球公认了。在中国企业30年的伟大成就面前,中国的管理理论依然跟不上企业发展的脚步。     

国家开发银行重新定位之后的特性

国家开发银行的转制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近期,"全面推行商业化运作"成为转制的最终方向.然而改制后的国家开发银行是否等同于商业银行以及其是否具有特殊的性质和职能依旧是值得研究的课题.根据国家开发银行的特征,从不同角度与商业银行进行比较研究,阐明改制后的国家开发银行在经济社会职能,经营目标,信用基础以及治理模式方面仍具有特殊属性.     

我国网络银行发展问题研究

网络经济的日益发展使网络银行建设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发达国家纷纷使用ＩＮＴＥＲＮＥＴ技术来对传统银行业进行改造。研究了网络银行的特点，分析了网络银行对我国银行业的影响，认为网络银行的发展与其说是挑战，不如说是一次机遇，最后就我国网络银行发展的相关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再问管理学——“管理学在中国”质疑

从管理学的边界、管理学的基础研究、中国管理学、直面管理实践、管理学者自我管理5个方面对我国管理研究现状进行了反思,提出了一些值得深思的相关问题,期待能够推动我国管理学发展的真知灼见。     

试论国防科技工业企业制度变迁模型的选择：兼论国家在国防科技工业企？…

中国国防科技工业企业在改革的寝阶段选择强制性变迁模型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制度供给的不足,但强制性变迁只能是一种条件不成熟情况下的中国过渡模式,中国国防科技工业企业必须最终选择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型。国家在国防科技工业企业制度变迁中承担重要作用。     

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中国转型的乡村变迁视角

本文通过分析中国近百年结构转变及其由此带来的人地关系与乡村制度变革,得出中国已经从以农为本、以土为生、以村而治、根植于土的"乡土中国",进入乡土变故土、告别过密化农业、乡村变故乡、城乡互动的"城乡中国"。在城乡中国阶段,一方面是农民的高度异质化及其与乡村的经济社会关系发生分野,农二代引发代际革命,农业走向劳动集约和多功能化;另一方面是要素在城乡间配置活跃,城乡分工与融合增强,乡村在分化的同时也迈向业态、产业、功能多样化。在历史分析基础上,本文提出"城乡中国"有必要成为理解转型中国结构形态的一个重要范式,任何基于"乡土中国"或"城市中国"的公共政策都不利于中国完成伟大的转型。     

关于我国管理教育模式选择的思考

在固有的发生、发展的规律作用下,各国管理教育形成了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发展历程,并可将世界范围内管理人才的培养模式总结为三种典型模式。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并呈多元化的转型期,结合当前世界经济的变化,制定符合上述规律的政策措施,引导形成我国管理教育的独特模式,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新课题。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Bullwhip Effect in China

In this study, we investigate the bullwhip effect in China using data on over 1200 companies listed on the Shanghai and Shenzhen stock exchanges from 2002 to 2009. Specifically, we estimate the ratio of the volatility of production to the volatility of demand as a proxy for the bullwhip effect. Our results show that more than two‐thirds of the companies we studied exhibit the bullwhip effect. We also find that several hypotheses proposed i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are supported by firm‐level data from China, and that the intensity of the bullwhip effect in China declined during the period from 2002 to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