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商兑》与《儒林传稿》

方东树的<汉学商兑>是清道光年问在广东出现的理论著作,在晚清学术界影响较大,具有较以往认识的更大价值. <汉学商兑>与阮元的<儒林传稿>有密切关系,其有关议论针对后者的特定内容,整体上对儒林传修撰过程中所涉及的儒学基本问题作出了回应.方东树为道学等名义进行了辩护,批驳了阮氏过分拔高儒的名义的做法.<汉学商兑>显示了<儒林传稿>的重要影响,对理解晚清以来广东学术的重要影响具有象征意义.     

《汉书·儒林传》辨误三则

《汉书·儒林传》是西汉五经经师的类传,成于众手,且传承日久,讹误难免。现根据《汉书》经师本传及他篇,并在前人考证的基础上,考核稽查,再辨误三则:"夏侯建官至太子少傅而非太子太傅";"朱邑为大司农而非大司空";"王中不曾为元帝少府"。     

《儒林传稿》与《宋学渊源记》

阮元<儒林传稿>的理学记载有相当贡献,对清代学术有重要影响,江藩的<宋学渊源记>就曾受到<儒林传稿>的影响,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蕴涵着清代学术史的丰富信息.<宋学渊源记>为呼应<儒林传稿>而作,两者均利用了彭绍升<二林居集>有关记述,相辅相成,构成了清代理学史的叙述.     

清廷国史《章学诚传》的编纂：章氏学说实际境遇之补证

关于章学诚生平与学说的境遇,胡适曾有一个流行甚广的观点,即有关章氏生平与学说的信息被埋没了一百二十年,但也一直有人认为胡氏所言与事实不符。本文对章氏身后境遇状况提供一个补证,指出在清国史馆档案的传包传稿中有多个章学诚传记,且章学诚在国史《文苑传》中数次获立正传。这些材料补充证明,章学诚学说在晚清获得了高度评价,其生平概况更没有被埋没,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清廷官方的认可。这对于实事求是地研究章氏学说的命运和晚清学术的实况或有助益。     

整修《清史》与国史馆"定本清史"评析

民国政府历时十四年修纂的<清史稿>,台湾方面曾先后两次对其进行了整修活动,本文试简要评析台湾国防研究院与国史馆的两次整修,以期有助于我们正在进行的新修清史工作.     

论清史《续文苑底稿》的经世学名义与嘉道学人谱系

嘉道经世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是学界重点讨论的话题,《续文苑底稿》为代表的清史《文苑传》系统记载了包含嘉道时期在内的清代经世学,却尚未得到学界重视。《续文苑底稿》在经世记载方面的价值,首先是正式使用了经世学的名义,赋予经世以学术意义;其次记载了经世学的外延,史学、水利、地理、治水、语音、乐律、天算等等皆属于经世学的范畴。《续文苑底稿》对清代经世学内涵和外延的记载应得到重视。     

生态环境史研究与《清史·生态环境志》编纂

生态环境已经成为全人类关注的头等问题之一,生态环境史研究亦成为史学研究的新增长点,学界对清代生态环境及其区域特征的研究工作也有新的进展。国家清史编纂工程,顺应时代之举,创设《清史·生态环境志》,体现了鲜明的创新精神,是对中国古代生态环境在清代发生转折变迁这一史实的重构,也是对中国传统史学修史工作的发扬光大。     

清史《文苑传》对诗学史的改写——基于对钱谦益的探讨

清史《文苑传》的纂修起于清末、成于民初,经历鼎革,表现诗学改写与思想流转,对研究易代之际的诗学书写具重要价值但学界关注不多。文章基于清史《文苑传》对钱谦益的改写,揭示编纂官所展现诗学正伪、源流之辨,进而指出:清史《文苑传》以"超汉越宋"为祈向,认为钱谦益负起衰之责,其取法宋诗构建清诗,影响清诗史脉络流转。至王士祯、翁方纲等人,展现诗学复古开新、集成创变并于道、咸后诗学转捩。这是史官对历史的还原与纂史之改写,寄予易鼎后的诗学选择与文化坚守,是审视清末民初诗学流变的重要场域,值得探研。     

新修《清史》传记撰写方法研究

新修《清史》共收有清一代各类别人物3400余人。总的要求,一方面继承历代修史作传的优良传统,与二十六史相衔接;一方面坚持创新,突破传统的历史局限,反映当代史学的特点。在总体上要超越《清史稿》传记的水准,达到高质量高水平。写人物最难处,应在于不同于写论文或专题研究的思维方法,即需将逻辑思维转换成形象思维,写出人物的个性,不可雷同,更不可千人一面,要完整、准确、真实地写出每个人物的本来面貌。本文仅就撰写人物传记的基本思路与撰写方法作初步探讨。     

《宋史·道学传》在清代的论争及影响

清初学者围绕<宋史·道学传>进行的争论,实乃宗奉程朱理学与崇尚阳明心学之间的学术思想之争.乾嘉时期的相关讨论,既体现了汉学发展和繁盛的大势,又显露出汉学与宋学趋向合流的征兆.道咸以后,宋学欲借相关讨论来实现重振,却最终与汉学一样陷入困局.这些都折射出清代学术思想演变、发展的轨迹和规律.     

试论晚清学术对民国"整理国藏运动"的影响

曾经在民国学界风行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晚清学术的传统。无论是从“整理国故”的口号与主张,还是从具体研究对象和方法来看,以章太炎为首的晚清国粹派都可谓是“整理国故运动”的前驱;而作为“整理国故运动”的另一个重要主体,“古史辨派”又明显受到了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清末今文经学的启发。     

论清末礼教派保守主义法律思维模式的合理性

清末礼教派“轻法治,重德治”而又夹杂封建遗毒的思维的确有诸多不足,但应当指出的是,礼教派较之于法理派,更多地贯彻了法律思维上的一致性和连贯性。礼教派对法律功能的现实主义态度极具历史的合理性,表明了礼教派对清王朝为挽救危局而进行的修律活动(或曰法制变革)持一种冷静的和理智的态度,这种对法律功能的现实主义态度对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而建设“法治”国家是具有促进作用的。     

论《大清一统志》的编修对清代地方志的影响

《大清一统志》的编修是清代的文化盛事 ,而清代又是中国古代方志的鼎盛时期。文章论述了《大清一统志》对清代方志纂修的推动作用 ,并阐述了在其影响下 ,清代地方志所形成的优良传统。     

南朝学士考论

南朝时学士名号多至十几种,省、观、殿、馆、园因其所需均置学士。学士大致可分二类:有为中央政府任命的,此类学士已呈职衔化趋势,不过,多属临时差遣;另一类则是诸王或太子府学士。学士主要从事文事活动,对南朝学术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不少的贡献。     

清代朴学背景下的陈衍"学人之诗"诗论

清代朴学的治学态度与研究方法,对于近代诗歌的题材内容及表现手法有极大影响.陈衍对此深为关注,并在<诗话>中提出"学人之诗"之说,揭示出了一种受清代学风影响而具有近代审美特征的新的诗学范式."学人之诗"作为对近代诗歌进行研究与总结的诗学理论,根植于当时的学术背景与诗学背景;它对于诗歌内容、形式、创作、鉴赏方面的诗论,明显呈现为受朴学影响的诗学特点;它在诗人、诗歌、诗境方面的开拓意义则显示其一定的理论创新价值与质实厚重的文化品质.     

阮元与清代经学

文章不赞成对阮元的经学持否定态度。主张把阮元的经学放在明清之际学术流变中去考察;放在嘉道时期社会矛盾、社会发展客观现实中去认识;放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去理解。认为阮元继承了由顾炎武开创的考据学的传统,承袭了乾嘉学派的主流学说,实事求是地把清代经学推向新境界,在许多方面值得肯定。     

论梁启超向清学正统派的复归

梁启超早年与清学正统派学术结下了很深的渊源。虽然他一度信奉、鼓吹康有为的政论式今文经学说,但由于治学路向的差异,梁启超晚年逐渐逸出今文经学,表露出一种向清学正统派复归的趋向,尤其他弃政从学以后这种趋向更加明显。这一文化现象其实折射出了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之间血脉相通的联系,而２０世纪初年的中国学术也正是以回归传统学术的姿态走向了现代学术,完成了传统向现代的学术转型。     

明清之际西学与中国学术近代转型

关于中国文化的“早期近代性(EarlyModernity也译为“早期现代性”)问题,近年来欧美学者讨论得颇为热烈、深入,反观我国史学界,则还关注不够。2002年12月13日,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与《江汉论坛》杂志社邀请明清历史与文化领域的有关专家学者,以“明末清初文化近代性”为专题,联合举办了一次学术沙龙,对明末清初文化近代性诸问题进行了讨论,希望这一讨论对于推动中国文化“早期近代性”研究有所裨益。     

关于清经学史的若干思考

对于清代经学的性质、特点、分期和历史地位，百多年来，学术界异说纷呈。作者认为，清代的经学，总的说来是封建社会后期的经学，是宋明经学的延伸。这种经学，在内容上无疑存在矛盾的构成，但主导形态则是它的守旧性和腐朽性。“正学”与“邪说”、“心学”与“实学”、“宋学”与“汉学”、“中学”与“西学”、守旧之学与革新之学等等的矛盾和斗争，贯穿于清代经学的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