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在全球网络安全治理中的规范功能研究

在全球网络安全议题上,联合国比国家行为体或是非政府组织享有更多优势,这种优势来自于联合国在处理国家间问题时享有的特殊权力,以及在援助国家行为体时拥有更多的资源。联合国在全球网络安全治理中发挥着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通过其内部机制和国际会议协调国家间利益以推动全球网络安全规则的制定;另一方面通过其下属机构与其它国际组织的互相合作,采用援助和倡议行动促使国家行为体意识到网络安全的重要性,指导其制定国内的网络安全政策,以推动网络安全规则的实施。同时联合国在全球网络安全治理中也面临着国家间利益难以协调,以及联合国内在组织架构在面对新议题时效用不足的挑战。     

全球卫生治理下《国际卫生条例》“旅行者特别条款”的实施困境与完善路径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使得国际旅行受到了极大的制约和束缚。《国际卫生条例（2005）》第30条至32条是关于“对旅行者的特别条款”,但国际旅行面临着出入境管控、疫苗接种、隔离观察、数据共享、预警系统、个人防护、药物治疗等问题的多重挑战。而全球经济一体化不可能避免国际人员频繁往来,恢复和畅通国际旅行是全球经济复苏的前提保障。因此,要以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指引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尤其是在保护人的生命健康安全方面。《国际卫生条例》亟待建立人员流动风险人群的预警机制、疫苗护照电子健康证明、隔离时限的具体规定、共享流动数据信息、细化个人防护的具体要求、确诊患者药物诊治等治理路径。     

全球治理:在规范与经验之间

全球治理是全球化与全球问题发展的必然要求。它的兴起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全球治理既是规范的(normative)又是经验的(empirical):规范是从权利出发对实现理想国际秩序的追求,它由一些共同的价值构成;经验是为了各自利益而进行权力斗争的过程和结果。有效的全球治理需要在规范与经验的互动统一中寻求。     

应对当代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困境的软法路径

新冠肺炎全球疫情使得围绕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卫生条例(2005)》构建起来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面临各种挑战。该体系存在的困境是狭隘的国家利益导致《国际卫生条例(2005)》无法有效实施以及南北国家发展差距下的医疗资源分配严重失衡。该困境既是法律问题,也是国家利益桎梏之下的政治问题。应对人类共同公共卫生威胁,各个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需要摒弃狭隘的国家利益,承担起更多的义务和责任。国际社会可以通过软法强化对国家利益的约束,推动发达国家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进行更多、更有效的投入,以更好地均衡世界卫生资源的匹配,从而实现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健康、持续和协同发展。     

我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回顾与展望

全球卫生治理经历了卫生会议时期、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卫生合作时期和全球化与多边卫生合作时期。我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以与世界卫生组织（WHO）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合作为主,经历了与 WHO 合作开创时期、主动与 WHO 合作时期及双边、多边及全球化合作时期。梳理我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脉络,有助于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国际卫生合作策略建议,为相关工作提供参考。     

习近平的全球卫生治理观及其实践引领

作为在风险全球化时代背景下诞生的重要理论,习近平的全球卫生治理观基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需要,精准回应了当下频发的全球卫生挑战,突出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使命担当。它包含了坚持人民生命健康至上、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强化国际公共卫生法治保障、促进全球抗疫公共产品公平分配等一系列重要观点,并不断地丰富和完善。以习近平全球卫生治理观指导全球卫生治理实践,必须坚持主权平等、多边主义、依法治理三大原则;在现实路径上,应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强化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协同发展并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与国际援助,以此推动全球卫生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     

基于国际规范内化理论的我国与WHO的合作发展

国际规范内化有助于将国际社会反响强烈?与公众利益紧密相关的国际规范?理念?承诺等融入本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本国兑现国际承诺,继而促进国际规范?理念?承诺等在全球层面获得新进展?文章基于国际规范内化理论试析了环境和卫生领域国际规范内化的案例,梳理出不同领域国际规范?理念等在中国内化的路径,总结出国际规范在中国内化的特点,并基于这些特点提出加深与WHO未来发展合作的建议?     

新冠疫情危机与全球治理新态势

新冠疫情引发全球治理危机,但也为全球治理新发展带来机遇。全球治理危机本质上是传统治理模式的危机,需要新的治理理念、治理手段和治理主体的补充。新冠疫情危机强化了国际社会对人类生命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认识,并体现出危机下个体自我约束的重要意义,由此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开始成为一种规范在国际社会扩散。危机之下国际组织表现出引领全球治理的乏力,相反国家治理的基础性价值得到彰显。不同国家的不同治理经验体现了文明多样性的价值,国际社会需要加强不同文明间治理经验的交流互鉴,以此创新全球治理模式。在此基础上,危机还带来了全球治理中国际组织与主权国家关系的变化,国际组织作为"老师"向作为"学生"的主权国家单向输出知识的传统模式,将向"师生互动"的新模式转型,国际组织将从主权国家治理中汲取更多智慧。特定议题内的关键国家也将在国际组织以外开展更多双边和多边合作,与国际组织的全球治理形成多层次互补关系,共同促进全球治理迈向新阶段。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面临的新挑战及其应对策略

当今全球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日渐增多,全球治理体系频繁失序失灵,面临着大国竞争日益激化、地缘政治风险外溢、单边风险显著增大、信任危机持续加剧等严峻挑战。作为负责任大国,我国在推动全球治理中形成了自己的基本策略,主要有：提出全球发展、安全和文明倡议,推动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在人文交流中建立互信,凝聚全球价值共识,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维护以联合国为全球治理核心的国际体系,推动国际体系渐进式增量改革;带头作出大国担当表率,构建各种国际合作平台,提供各类公共产品。     

世界贸易组织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以TRIPS协定为例

WTO规范具有深刻的公共卫生含义.作为WTO的主要规范,<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协定)对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尽管TRIPS协定中包含了出于公共卫生考量而规定的灵活措施,然而,WTO并非以公共卫生为导向,其中所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和缺陷决定了WTO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卫生而言是弊大于利.鉴于我国目前面临的公共卫生危机和正在酝酿的医疗体制改革,我国应勇于利用WTO规范中的灵活性条款,提高药品的可获得性,从而促进我国的公共卫生治理,这本身也是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重要贡献.     

议题设定和全球治理——危机中的价值观碰撞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全球治理的兴起已经成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重要现象。作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主要方式,全球治理在国际体系的重构和国际格局的变革中扮演着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关键角色。本文从全球问题和议题设定的互动关系入手,梳理全球治理理论中的价值观和模式转变,为中国参与全球一体化进程,特别是在国际体系转型中的全球治理体系内选择合理、恰当的角色提供思考。     

表演与建构：拟剧理论视角下的百科社群规范

基于“前后台”场景理论和常人方法论，运用网络民族志，参与式观察研究以百度百科文艺组为代表的虚拟社群的表演规范及建构过程。研究发现百科聊天室“后台”存在开放度不同的“中台”与“深后台”。“中台”中的人际交互旨在构建权力关系，“深后台”的人际交互则重在构建亲密关系。两个空间不同的交互目标催生出不同的规范内容。这些规范受到数字平台规定要求与社群成员先觉规范意识影响，又经由“表演行为的暗示作用”“意见领袖的示范作用”“反馈结果重复的次数”三种方式具体构建。建构起的规范既持续规训着成员，又不断被成员打破。“建构”与“解构”两股力量始终相伴相生、交织混杂，动态形塑着社群规范的“当下”，为百度百科词条生产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联合国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理念评析

作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领域的重要行为体,联合国在实践中遵循了基于人权、发展和安全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理念。通过构建自身人权议程框架中的卫生话语和议题,联合国基于人权的公共卫生治理理念成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价值引领;通过在全球发展战略或倡议中设定健康改进目标,联合国明确了基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发展理念;通过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危机中采用安全话语或安全考量,联合国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安全理念提升了公共卫生问题在全球政治议程中的能见度。毋庸置疑,联合国上述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理念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了新冠疫情防控,但同时也暴露出其存在的原则制定不明晰、卫生问题"政治化"等诸多问题,对联合国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成效和公平性产生了负面影响。     

中国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危机与响应

新世纪以来,中国很多农村地区出现了"发展悖论"现象: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增长、农业生产增收、硬件设施不断改善的同时,村容环境、农田水利、人文环境、生态环境等公共事务却呈现普遍衰败的景象。中国农村治理危机的实质,是在农村社会结构深刻转型及农村体制急剧变迁背景下,公共事务治理从"集体化"转向"个体化",导致中国农村集体行动能力全面衰落。中国农村集体行动目前同时面临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社会失灵的局面,这"三重失灵"是由当前中国农村的三个基本特征决定的:农村基层组织制度型权力弱化,私有化改革导致公共资源产权碎片化,大规模农村劳动力外流与农民异质性增加。为了应对农村治理危机,实践中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治理创新,如干部下派驻村担任第一书记,退休的政府官员担任村官,成功的企业家回乡担任村官等。中国地域辽阔,各地自然、人文环境差异极大,不存在"万能药"的农村治理模式。以增加农村基层领导力资源供给为突破口,探索符合各地村庄情况的自主治理形式,是未来中国农村公共事务"良治"的基本取向。     

现代治理：应对大学危机的新选择

由于大学危机给大学自身和社会带来的巨大冲击,对大学危机的治理已越来越被大学和政府所关注。本文通过对大学危机治理的权力运行主体、方式、范围、结果的分析,提出治理理论具有管理主体多元化、权力配置多中心化、危机治理长效化和作用范围广泛性等特性,因此大学危机的有效处置与化解应更倾向于现代治理。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以促进人类健康发展和全球卫生公平为目标.在一系列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出现后,卫生领域的治理成为人类跨国治理的重点.当前,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面临诸多困境,包括大国参与治理的意愿降低、国际社会普遍的“搭便车”现象、国际行为体互不信任、世界卫生组织主导的治理机制不健全和功能失调等.为解决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困境,国际社会应该转变观念,避免将全球卫生问题政治化,捍卫联合国的中心地位,支持多边卫生治理,制定相应制度以减少“搭便车”行为,加强各国在卫生领域的信息共享以及深化世界卫生组织内部机构改革.总之,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各国应当抛弃狭隘的民族自保观,秉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共同推动人类卫生事业的发展.     

21世纪全球公共危机治理新挑战及中国智慧

进入21世纪,全球公共危机呈现出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扭结相缠、风险全球化程度加剧、信息技术影响凸显、次生危机复杂性加剧等一系列新特征。现行全球公共危机治理体系面临着诸多挑战,特别是资本的扩张本性导致全球公共危机治理实践忽视生产力发展实际并违背世界历史运行总体规律。世界各国应顺应历史发展大势,以全人类共同利益为基本出发点,在推进全球公共危机治理进程中,努力构建全球公共危机治理共同体。作为世界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同世界各国一道积极应对全球公共危机治理新挑战,推动全球公共危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为实现有效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