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盒经济的规制困境与立法期待

盲盒经济作为一种新生消费出现,伴生着消费风险,存在市场与法律规制困境。因此须首要关注盲盒经济兴起的动因,其主要源于消费模式与消费决策机制的变迁趋势和盲盒独特营销方式对消费心理的引导;其次,须界定清楚盲盒法律性质与盲盒经济本质属性,这是应对法律规制困境的关键一环;再次,须明确基于盲盒经济特性所产生的具体盲盒问题,具体讨论研析虚拟盲盒的博彩行为、营销行为规制局限性、质量与概率监管缺失与知识产权侵权问题等四方面;最后,对盲盒经济进行法律规制通过理性决策的引入与偏见矫正规范构建,以期建立规制盲盒市场的专门法律规范,通过加强行政管理水平促进监管,保障多元主体参与,确保监管实效。     

从经济法视角看"开瓶费"

近年来,"开瓶费"案件在全国各地不断发生,如何规制不合理收取"开瓶费"的现象,司法机关如何合理解决该类案件,已经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热点.本文通过对理论界和实务界既有认识进行梳理,揭示传统民法分析模式的不足,提出应当从经济法角度出发,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既有制度及相关理念对其进行分析,同时应完善相关制度,着重从其行业自律、"酒牌式"经营等手段对该类行为进行有效规制,平衡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利益,维护市场经济的发展.     

学生网络欺凌法律规制路径辨析

基于学生网络欺凌的普遍性与危害性,各国都重视运用法律进行规制,并形成从"业者自律→ 行业自律→行政规制→刑事惩罚"这样一道国家介入由弱到强的规制谱系.业者与行业自律模式在民主性、透明性及确保公益方面存在缺陷.行政规制模式面临技术与成本局限,可能导致网络言论萎缩.刑事规制模式在网络欺凌定义、主观故意证明及监督执行上存在困难.我国学生网络欺凌治理应采取合作规制模式.一方面,政府组织业者设立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并制定政策框架,就披露审查标准、定期汇报等提出要求,网络业者根据要求制定标准并审查和处理不当网络言论;另一方面,政府制定学校政策框架,将学校规制权限适当扩张至校外并明确核心内容,学校从政策制定、宣传推广及课程教育等方面进行教育防范.此种模式从网络与学校场域双管齐下,充分发挥政府、业者及学校三方优势,有效防止学生网络欺凌.     

电子商务环境下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几点思考

立法模式、保护原则和标准是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中的重要内容.综合立法、部门立法、共同规制和行业自律是国际社会采取的主要立法模式.EU、OECD和APEC等颁布实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确立了高度一致的基本原则即由同意、控制和安全管理构成的"3C"原则,而且都将"可识别性"作为保护个人信息的标准.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已启动立法程序,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与分析将有助于理清我国相关立法的思路.     

"文化强国"目标下的文化产业政策导向与选择

文化产业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与市场属性.以"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目标,我国已经形成了"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化产业政策导向.依据文化产业发展的特殊经济规律,我国构建社会效益导向的政策模式,需要注重"意识形态资源"与"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建立健全文化产业的行业规制和行政规制等政策措施.为了构建经济效益导向的政策模式,则需要培育文化产业的竞争优势并提升文化企业的知识产权价值,完善文化产业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等政策措施.     

期货市场的法律规制、政府监管与市场自律

期货市场是现代经济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市场自律、政府监管和法律规制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借鉴监管与规制的相关理论方法,可以建立一个市场自律、政府监管与法律规制之间关系的分析框架,以便进行更深入地分析和研究。期货市场的发展依赖于国家和政府基础以及法律规制;同时,参与市场的利益、主体为保护自身利益建立行业自律。由于行业自律的特殊利益主体保护、法律规制的时滞性以及法律不完备性普遍存在,政府作为监管者必须实时监控、适时阻止影响公共秩序的利益行为,以确保社会稳定发展。     

领导干部亲属违规经商办企业的行为影响及其对策研究

中共中央自1985年以来已制定若干部党内法规来规范领导干部亲属违规经商办企业行为,但是相对于该问题出台的党内法规缺乏顶层设计及操作性不强,致使领导干部亲属经商办企业行为屡禁不止,成为"落马高官"被追究责任主要因素之一。基于此,应以省级地域为范围,打破行业和行政部门为对象的规制模式,制定对本行政区域内所有人大、政协、人民团体、国有企业中具有公务员身份等单位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亲属进行规制的党内法规。     

网络隐私权的法律保护与道德规制

随着社会进步与全球信息产业的高速发展,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悄然改变。网络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不断带来一些隐私侵权问题。对网络隐私权的保护国外主要有行业自律和立法规制两大模式,我国对网络隐私权的研究还正处于起步阶段,社会中道德失范现象严重,对网络环境下各种隐私权侵权纠纷的解决往往得不到强有力的法律支持和道德规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的有序发展。我们应借鉴国外主要的网络隐私保护模式,依据网络侵权的主要情形及我国的现状,进一步完善网络隐私权的立法体系,并辅之以行业自律与道德规制,全面提高政府和公民的网络隐私保护意识,更好地保护公民的网络隐私权。     

"超美学"--论鲍德里亚后现代美学思想

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29-)的"超美学"(Transaesthetics)是20世纪西方美学"后现代转向"以来最有原创性的一种美学形态之一,它从四个方面全面刷新了现代性美学传统.利用四个关键词,鲍德里亚令人耳目一新地描述了传统美学话语"从真实到超真实"、"从模仿到仿真"、"从形象到仿像"、"从自律到内爆"的四重转换.鲍德里亚"超美学"有力地把握住了后现代社会大众传媒的急剧扩张和消费文化的迅猛发展等关键性因素,表现出对后现代美学转型和文化变迁极大的阐释能力.     

搜索引擎引发的网络隐私权保护研究

搜索引擎作为大数据发展下的时代产物,满足了人们对数据信息的渴望,但同时引发了人们对自身网络隐私泄露的担忧。通过分析我国搜索引擎对用户隐私权保护的现状,发现我国搜索引擎对用户隐私权的保护仍然面临着诸多困境,因此在深刻分析美国行业自律模式、欧盟立法规制模式以及荷兰自由港模式的基础上,以期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公民层面三个方面来探索我国网络隐私权保护的有效路径。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夙敌"与"世友"——德、法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探源

德国或法国在某个历史时间段会更加现代一点,但从整体上讲,正是这种相互交替发展的进步才使得两国相互学习互补,使两国间没有一边倒的倾斜现象.这就形成了德法两国巨大优势和两国关系紧密的秘密所在.     

“特”训“匹”解

自宋代朱熹以来,许多人把"百夫之特"的"特"解释为"杰出的".本文从本诗、他诗和方言等三个方面提供证据,证明"特"应训为"匹",并分析错误训释的来源和流变.     

“海量”与“大量”之别

本文对“海量”与“大量”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考察,指出二者可以互相替换的情况,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是"与"在"

自然语言表达"命题"或判断时,无论使用系词与否,无论使用何种起系词作用的句式,都摆脱不了先验的x=/()γ思维结构.无论在何种语言中,系词本身都没有独立的语义,只起连接主词和谓词的符号作用;而"在"或"存在"却具有独立的语义,甚至能单独构成句子的谓语.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即便在印欧语中,"是"与"在"在语义上也没有必然联系.希腊语ousia一词的语义与其说是从einai一词抽象得来的,毋宁说是借着einai从x=/()γ实验思维结构中抽象得来的.einai并没有为这种抽象提供确切的语义,而仅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符号.人类语言发展趋势是清晰化和准确化,故而汉语不应像某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逆势而行,把"存在"、"在"和"有"等语义移植到一个本无这些词义的"是"字里.     

关于“存在”和“是”

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 ｂｅｉｎｇ（希腊文 ｅｓｔｉｎ, ｔｏ ｏｎ）,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在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十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牛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     

异史氏与太史公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是在著述目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诸方面与《史记》高度认同的一个标识。《聊斋志异》对于《史记》从体裁、题材、创作思想、价值观、艺术观到表现手法甚至作品编排形式的追寻是全方位的,都是以社会教化为己任追求立一家之言,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多采的人物画廊,都在文章取材与体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都具有通过编排形式传达创作主旨的良苦用心。而最为本质的特征是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内心深广的忧愤。     

浅论“你”与“您”

社会语言学将理想的语言模式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作为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本文以R.Brown和A.Gilman的著名理论为出发点,以话剧对白及调查问卷为依据,对现代汉语中第二人称单数的使用规律作了初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