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访廖平、康有为学术交涉公案——关于“新学伪经”说之偷意与升级版“孔子改制”论之截获的新探

从晚出之《古学考》与《新学伪经考》、晚出之《知圣篇》与《孔子改制考》之间的比较中探讨廖康学术交涉公案,是流行的但却是很有问题的研究思路与习惯。由廖平指控与厘定说法的前后变迁之迹入手,可以发现廖氏最早提出此诉讼公案的文献《经话甲编》(出版于1897年)并没有涉及到对《孔子改制考》的指控,而只是针对《新学伪经考》而发。《四益馆经学四变记》节本(刊发于1913年)始将《孔子改制考》一并列为指控对象,并重新界定廖平自己的著述"两篇"与康有为的著述"两考"之间一一对应的"祖述"关系,此说之得失与影响甚为复杂。通过廖康羊城之会稍早前的文献(《〈知圣篇〉自序》、江瀚《与廖季平论〈今古学考〉书》、刘子雄日记),可以澄清羊城之会廖康学术交涉系围绕稿本《知圣篇》及其"谈论"而展开的基本事实。所谓廖平还有《辟刘篇》交与康有为过目,或没有"两篇"中的任何一篇提供给康氏以及所谓廖平影响康有为全面转向今文经学只限于"谈论"或"谈话"的说法,均非确论。廖平对康有为的影响主要在于:"新学伪经"说之偷意与升级版"孔子改制"论之截获。所谓升级版"孔子改制"论,以主张"六经皆孔子所自造",及主张经典所传"唐虞夏商周一切制度事实",皆非真"制度事实",实为孔子之托古改制,这两点为核心内容,如张之洞所称"此说乃近日《公羊》家新说",创自廖平,而为康有为所承袭;与《教学通义》、《民功篇》等康氏早期文献所述本于常州公羊学派的"孔子改制"论述大为不同。廖平缘于因应康有为隐没自己的启发权而衍生出防卫过当之论,对康有为也有伤害,也是本案迷雾重重的一大要因,但是康有为方面的责任更大、所当反省之处更为严重,他那一切伪托的作风对儒学的破坏性影响极大。     

孔子的德治思想及其价值根源

孔子认为"为政在人",提倡"为政以德",主张以伦理道德的方式解决"礼坏乐崩"的社会现实,提出了一系列的为政思想和主张。孔子德治思想的创设和建构,是对周初"敬德保民"等政治思想观念的继承和发展。孔子的"知天命",既是对周初"以德配天"的政治化天命观的转化和超越,也是其德治思想的价值根源。孔子把天人关系的重心从"天道"转向"人道",影响中国政治思想数千年,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孟子“君臣”、“君民”关系主张的渊源再探析

孟子有关"臣可弑暴君"、"民贵君轻"的主张,大陆学界一般是从战国时期列国兼并战争,统治者争民心的民本角度去理解,然这种理解并不符合孟子以孔子正宗传人自居的立论思路。而主张孟子上述主张是对孔子思想的传承和超越的认识,与孔子坚决维护先秦等级制的主张存在一定张力。因此,深入挖掘孔子"君臣"、"君民"的思想,揭示出孟子传承和超越孔子思想的理路,就既有助于深刻把握孔子思想的精髓,又有助于深刻把握孟子思想精髓。为此,深入挖掘孟子"君臣"、"君民"思想的渊源,就具有十分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孔子“正名”考

<正>"正名"是孔子的政治主张。更准确地说,是孔子总结、认定的为政要件或"先手"。古往今来,这一主张虽颇受关注,几成"名学",但在具体内涵的理解上却众说纷纭,     

关于首倡君主立宪者之我见

<正> 长期以来,史学界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早期维新派要求开设议院,实行“君民共治”,就是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以代替封建专制制度。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就笔者所见,1895年之前,在中国还没有一人提出过君主立宪的主张,早期维新派所说的“议院”并非什么君主立宪制度。谨申述理由如下。首先,没有提出制定宪法。近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制度,是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妥协的产物。君主立宪者,资本主义国家的君主权力受到宪法限制之谓也。君主立宪,关键在“立宪”二字,“立宪”即制定宪法。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产生于推翻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过程之中。为了取得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动员人民参加反封建斗     

协调与服从:早期儒墨的政治学

儒家的"和而不同"与墨家的"尚同"主张分别对应协调型与服从型政治学。西周一元政治结构解体后,春秋时代的社会精英认识到服从型政治模式的弊端,主张建立协调型的臣君关系。孔子"志于道",以"和而不同"的原则创立了儒家协调型政治学。墨家以"尚同"体制"行天下大义"的服从型政治模式,在其内部得到了短暂推行。孟子以人类同有的善性降低民众的修身难度,主张贤臣辅佐国君行仁政,实现"人和"之政治。荀子以人性同有之恶为前提,强调以礼法规范人们的行为,主张"圣臣"大儒行政令教化。孟子与荀子均主张社会精英"从道不从君",君臣协调,共治天下。早期儒家协调型政治学是中国政治文化的精髓。     

《国语》“季桓子穿井获羊”索隐

《国语.鲁语下》所载"季桓子穿井获羊"一事应该有一定的历史依据,而非向壁虚造。传世本"季桓子穿井获如土缶"当依俞樾说作"季桓子穿井如获土缶"。季桓子获羊却问孔子以狗,其意图应该把鲁国的政治现实与孔子的思想主张结合起来进行考虑。《国语》中的孔子既谈"仁"、"礼",也谈"怪力乱神",比后世一般儒者心目中的孔子形象要丰满,这与《国语》一书的编纂意图密切相关。     

试析戊戌维新思想家的新民观

新民思想是戊戌维新思想家最重要的思想之一。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改革的转折点，自此中国的近代化开始从物质文化的学习和引进转向制度化的学习与改造，从重君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转向重民的自下而上的改革。适应这一转变，维新思想家提出了中西结合的新民观。他们认识到，中国欲富强，必须实行民主政治；要实行民主政治，不能不重视平民的作用；欲动员民众，不能不有民众的自我觉悟。因此他们十分重视开启民智。一、以君民共主为核心的变政观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思想家在对前此近代化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君民共主为核心，实行政治改革的变法…     

试析康有为对民主思想的认识

甲午战争后，康有为提出了君民共主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民的地位与君并列，置于最高一级，民不但可以进言、咨询，而且享有决策权。尽管这种权力还是由上所赐，但它毕竟突破了仅仅以民为邦本，仅限于沟通上下，但民却不享有主权的传统民本论的局限，强调建立在近代民主思想基础之上的自主平等的人民主权，强调人民不但应对国家尽义务，而且应享有相应的民主权利。这种思想有利于深化中国人民对民主的认识，为政治改革提供了指导方针，为近代化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它在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立制度局以议宪法”的“宪法”一词应作何解

“立制度局以议宪法”的“宪法”一词,是理解康有为“立制度局”主张的一个关键词。《浅析康有为开制度局的主张》一文,对这一词的解释是:“当然,这里所说的宪法还不是君主立宪的宪法,仅是指国家的重大法典。”①我认为,这一解释缺乏史实依据。在康有为使用的变法术语中,“宪法”一词的特指含义是明确的。他在奏折中曾经提出要求,“特开立法院于内廷……草定章程,酌定宪法”;②他在进书中曾经发出警告,“今吾贵族大臣,未肯开制度局以变法也。夫及今为之,犹或可望,稍迟数年,东北俄路既成,长驱南下,于是而我乃欲草定宪法,恐有勒令守旧法而不许者矣”。③两则史料,前则以“章程”一词与“宪法”一词相区别,后则以波兰的君主立宪制被沙俄扼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论《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

诚如大卫·里斯曼所言,当今社会已经由生产性社会转向消费社会。然而,消费社会并不止于物的“丰盛”,其成为其所是的根本在于其具有完备的符码规则、话语体系。正因此,其呈现出平等、民主化的幻象。要透过幻象进而认识消费社会的真实的社会结构,需要通过解读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达成。笔者认为,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解读该区分逻辑的锁钥。在文章中,笔者在结构主义语境中对区分逻辑加以分析,以此为基础,解读《消费社会》中的区分逻辑。由此,揭示消费社会真实社会结构的生成原则。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析"无言"的天与"言说"的上帝

从语言哲学、诠释学和宗教现象学等视域加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言"的天与西方基督教中"言说"的上帝存在着以下不同:由于天"无言",使其所指隐含着多义性和随意性,而由于上帝"言说",使其所指被限定为独一的位格神;"无言"的天"出场"的时间性极其模糊,而"言说"的上帝"出场"则具有清晰的时间性;人与"无言"的天之间是"我与它"的共生关系,而人与"言说"的上帝之间则是"我与你"的对话关系;"无言"的天更多的是"直观地"启发人,而"言说"的上帝则往往"临在地"启示人;对于"无言"的天,人主要通过感悟和体会去认知,而对于"言说"的上帝,人只能借助信仰和激情去体认;"无言"的天以"道说"而澄明,"言说"的上帝则因其话语不断"冥化"而隐蔽.     

“两课”“三进”探索

“两课”是我国高校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 ,“三进”是“两课”的根本要求和归宿。如何卓有成效地使正确理论“三进” ,是关系到大学生的综合素质 ,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后继人才的大问题。多年来“两课”教育作出了重大贡献 ,也存在一些问题。课题组经过调研论证 ,在分析存在问题的基础上 ,提出了坚持“三进”重在“入脑”、教学内容务求科学、方法手段贵在创新、师资素质与时俱进的改进思路。得出结论 ,为了实现“三进” ,必须实现三个根本性转变 :价值取向由传授知识到转变思想的根本性转变 ;教育理念由教师中心到以学生为本的根本性转变 ;学习方式由被动接受灌输式到研究式学习的转变     

"大志"与"王法"辨

法律经常被解释为人类的意志 ,不同的志向可以创造不同的法律。中国古代的法律向称“王法”。“王法”的设立是基于帝王之志 ,而所谓帝王之志 ,不过是一种无穷大的私心 ,力图由一个人、一家人或一种宗派势力垄断政权、把持天下、包揽一切资源的产物。真正的王法真正的儒者宽恕之道 ,用现代术语来表述 ,就是要保障每个人的权利 ,实现公平和正义。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超越“精英主义”范式和“政府本位”理念——也谈税费改革何以走出“黄宗羲定律”怪圈

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是社会各界关注较多的一个"热点"话题.走出困境的思路在于政府与农民社会关系机制的重构,确立农民的主体性地位,组建基层乡民社会的"中间组织",使之成为凝聚与表达农民自己利益的实体资源,;同时也借此实现"以社会制约权力",改变民众在与国家基层代理人博弈过程中的弱势地位,并对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非规范性行为"进行抑制.     

"自由"与"人的全面发展"

自由是人的本性,但它必须通过人的物化活动,在人与人的社会联系中才能具体地实现出来.这样,人的自由本性又表现为人的自主活动特性和人的社会性,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随着人的自主活动和交往关系的发展,人们在客观上提出了全面发展自己的要求.但全面发展是离不开人的自由的,自由既是全面发展的前提,又是全面发展的最终目的,即形成有自由个性的人.     

"个人"的理念与"自我"的意识——留日中国学人的关键词

对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关键词的梳理当从留学界开始,尤其是留日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与词汇的演变起了更为明显的作用.影响现代中国文化理念的诸多词汇如"民族"、"革命"、"世界"、"进化"、"新民"、"心力"等等都与留日知识分子关系密切.在我看来,其中的"个人"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自我"对于整个现代中国文学乃至文化价值观念影响甚巨,或者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的新的立场的真正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