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提出来的一个伟大的战略构想,是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在当代的创造性运用,是人类社会由"虚幻的共同体"向"真正的共同体"的过渡阶段。因此,"自由人联合体"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价值取向。在根本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决定了经济全球化是"虚幻的共同体"的具体表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实现"自由人联合体"创造条件,是中国道路的世界性意义之所在。面对世界发展潮流,开放发展既可以发展壮大自己,又可以引领世界发展潮流,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论马克思政治哲学视野下的共同体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巨大共同体的产生成为必然.现代共同体的流动性和不安全性给人们带来了痛苦和焦虑,它不仅不能使人获得自由,反而使人受制于共同体,共同体对人产生宰制和支配.而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给人类发展带来了希望和光明,人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才获得真正自由和全面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共同体构成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核心.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西方传统、核心指向与思想效应

西方思想史上所隐含的具有独特思想传统的共同体思想谱系和话语逻辑,培植着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诞生的深厚历史土壤。溯源可见,共同体思想有其运行的内在架构,贯穿始终的逻辑主线没有脱离个体和整体关系的范畴;“共同体”和“国家”的概念存在着由互相缠绕逐步走向分离的趋势;共同体思想的发展也愈加突出对未来社会的预见。对共同体思想的考察推动我们理解和提炼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核心指向,包含着对共同体哲学前提的认识、“自由人联合体”的创新表达以及对实践路径的持续追问。马克思之后,“共同体”同“国家”的概念区别被进一步提及和深化;西方学者同样在探讨向“大同世界”转换的理论范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适时提出引导两种不同制度差异下的共同体共存成为可能,这是人类通向真正共同体的中国智慧的阶段性阐发。     

自由人联合体思想:马克思对赫斯自由共同体思想的超越与扬弃

赫斯是迄今为止世界上首位把德国的哲学与法国的社会主义这两种不同的学说连接起来,第一次从哲学和经济学视角论证共产主义的思想家,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思想是在赫斯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自由—和谐共同体思想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虽然说赫斯对共同体思想的研究与探索曾经走在马克思的前面,但是马克思通过潜心研究探索,从现有的经济条件考虑人的现实存在问题和现实的人的本质以及生产的全球化,深入探讨自由人联合体思想,超越和扬弃了赫斯的自由—和谐共同体思想,实现了其自由人联合体思想。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思想是完全符合人类的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社会理想境界,研究这一思想有利于当今全球化条件下的社会治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以及和谐世界的建构。     

马克思“和谐共同体”思想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内含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理论资源。实现每个人的自由个性和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体现了马克思社会理想观的理论观念。马克思对共同体的理解经历了从自然共同体、虚假共同体到真正共同体的转变。真正的共同体集中体现了追寻人、自然和社会和谐统一的境界之“和谐共同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义”所在,就在于其哲学思维所采用的实践思维方式与实践逻辑。马克思的“和谐共同体”思想就是立足于它的哲学思维,在实践的内在规定性与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过程中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统一而形成的集合体。和谐共同体与当代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内在相关,并成为引导当今中国走向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参照和价值路标指引,这一问题理应得到重视。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当代阐释

马克思关于共同体的理论探究,缘于对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相互对抗的现实分析。马克思在历史逻辑中区分了"真正的共同体"和"虚假的共同体",分析了人类共同体建设的不同历史形式,在自由人联合体的系统阐述中完成了对社会共同体的理论阐释。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为我们讨论人类解放主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为新时期推进建设人类共同体提供了方法论启示。     

通往“自由人的联合体”：现代性危机的破解方案

自由地生活在共同体之中是人类的本质需求。对于"共同体"与"自由"应当如何取舍,人类历史上经历了从"共同体优先"到"自由优先"的抉择。现代社会的到来是以解构传统共同体为代价的,但现代人并未因此而获得真正的自由,反而陷入共同体与自由双失的"现代性危机"之中。马克思主义认为,现代性危机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的危机,资本主义是造成现代社会"共同体"与"自由"双双阙如的根源。马克思从实践及其造就的生产关系出发,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实践必然导致社会生产关系异化于人的本质,使共同体成为异化于人且禁锢人类自由的"虚幻"存在。通往"自由人的联合体"需要扬弃私有财产、消灭异化劳动和分工,在自由人的自由联合中变革异化的社会关系,从根本上破解由资本带来的现代性危机。     

从“虚幻的共同体”到“自由人联合体”——马克思国家理论及其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启示

马克思国家理论认为,人是共同体的存在,人的独立行为都是在共同体中展开的,这个共同体是"真正的共同体"。国家是以代表社会普遍利益为名、以维护自身特殊利益为实的"虚幻的共同体",是对"真正的共同体"的否定,而"自由人联合体"是对"虚幻的共同体"的否定,是在更高基础上向"真正的共同体"的回归。这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就是国家产生和消亡的历程。国家要维护自身特殊利益就必须代表社会普遍利益,这是国家不可分割的两种职能。因此,用法的形式约束国家自身的特殊利益、维护社会普遍利益,应该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切入点。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视域下社会主义本质规定性论析

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规定性问题的学理研究,学界不仅应从制度层面去找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显性差异,还应以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为“探照灯”,深入探寻两者的内在性差异。马克思正是在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与个体相异化的事实分析中,揭示了共同体与个体的本质联系,从而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提出奠定思想基础。透过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看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性,能够得出以下结论：“真实的共同体”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联合的个体”是其存在基础,“自由人联合体”是其历史趋向。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马克思在探究人的本质问题的基础上,通过剖析社会关系阐述了"共同体"的思想,并根据是否能真正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来区分共同体的"真假"性.马克思所预见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为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提供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与前者强调社会关系的共同体相比,后者更多的突出责任和价值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意义,旨在建设长治久安、共生共赢的国际发展新环境,体现了对马克思的"真正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从"悖论性结构"到"现代转型"--兼评孔范今的文学史观

九十年代,孔范今把20世纪中国文学放在“历史的悖论性结构”中来把握,探求“文学的补偿性调整与发展”。在此基础上,近年他进一步提出了以“现代转型”为观照视角的文学史观。他的文学史观秉持学理性的学术立场,力求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体现出动态性、超越性、包容性的理论姿态,真正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复式结构”中得以多方位的整体性还原。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在"情""色"与"爱国"之间——论清末民初"英雌救国"小说的性/政治意识

清末民初的"英雌救国"小说有着深深的"性政治"情意结,其中的"情""色"叙事,基本上是被限定在民族革命国家命运的排他主义的框架中才可能存在.政治历史处境中的"情""色"被空前突出,民族革命的权力把"英雌"的"情""色"内涵紧紧地制约在"救国"的既定轨道上.     

析"无言"的天与"言说"的上帝

从语言哲学、诠释学和宗教现象学等视域加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言"的天与西方基督教中"言说"的上帝存在着以下不同:由于天"无言",使其所指隐含着多义性和随意性,而由于上帝"言说",使其所指被限定为独一的位格神;"无言"的天"出场"的时间性极其模糊,而"言说"的上帝"出场"则具有清晰的时间性;人与"无言"的天之间是"我与它"的共生关系,而人与"言说"的上帝之间则是"我与你"的对话关系;"无言"的天更多的是"直观地"启发人,而"言说"的上帝则往往"临在地"启示人;对于"无言"的天,人主要通过感悟和体会去认知,而对于"言说"的上帝,人只能借助信仰和激情去体认;"无言"的天以"道说"而澄明,"言说"的上帝则因其话语不断"冥化"而隐蔽.     

关于名称和本质的若干思考

本文从现代名称理论的历史及具体争议入手,在对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论证名称理论与本质主义的密切关系,阐明明确认识本质主义论争对于正确把握现代名称理论的重要意义,并就学界研讨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大志"与"王法"辨

法律经常被解释为人类的意志 ,不同的志向可以创造不同的法律。中国古代的法律向称“王法”。“王法”的设立是基于帝王之志 ,而所谓帝王之志 ,不过是一种无穷大的私心 ,力图由一个人、一家人或一种宗派势力垄断政权、把持天下、包揽一切资源的产物。真正的王法真正的儒者宽恕之道 ,用现代术语来表述 ,就是要保障每个人的权利 ,实现公平和正义。     

论《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

诚如大卫·里斯曼所言,当今社会已经由生产性社会转向消费社会。然而,消费社会并不止于物的“丰盛”,其成为其所是的根本在于其具有完备的符码规则、话语体系。正因此,其呈现出平等、民主化的幻象。要透过幻象进而认识消费社会的真实的社会结构,需要通过解读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达成。笔者认为,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解读该区分逻辑的锁钥。在文章中,笔者在结构主义语境中对区分逻辑加以分析,以此为基础,解读《消费社会》中的区分逻辑。由此,揭示消费社会真实社会结构的生成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