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第一次柏林危机中有关核问题的决策

如何运用核武器应对第一次柏林危机,是美国政府在危机决策过程中的重要议题。危机初期,华盛顿当局通过向欧洲派遣具有运载原子弹能力的B-29轰炸机实施对苏核威慑;在化解危机的外交行动陷入僵局时,政府内部更是出现了对苏联实施核打击的呼声和争论。这场危机尽管最终以和局收场,但却强化了美国政府以核武器作为对苏威慑工具作用的认知;华盛顿当局的相关核决策,也成为战后美国以＂核威慑＂为核心的对苏核战略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论核威慑的正义防御原则

核威慑的正义防御原则对最大程度地限制核威慑这种“以恶制恶”的手段,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核威慑的自然属性是战争防御手段,它是正义防御原则规制的前提。核正义威慑论为正义防御原则提供了理论基础。核威慑在维护国家主权与保护普遍人权之间可能存在冲突关系,这需要对核威慑的权力与权利进行限制。核威慑的权力必须在权利的框架内运行。正义防御原则的约束性规范以核威慑行为为中心,可以分为权利正当性与行为正义性两个层面。自我防卫原则、紧急必要原则和程序合法原则关涉核威慑权利的正当性,区别对待原则与手段相称原则涉及核威慑行为的正义性。     

外生冲突与威慑伦理

法外状态下的冲突被称为外生冲突,其特点在于缺乏处于上位的权威主管对之进行调节.所谓威慑伦理,就体现在行为主体于法外状态下为了与对峙的一方形成稳定安全的状态,率先释放出善意与信任的信号,同时又通过使用制裁来恐吓对方这样一种小恶的手段,在尽最大可能不兑现制裁但真的具备必要时实施制裁的实力的前提下,迫使对方同样做出善意与信任的反馈,从而令双方进入合作的轨道.威慑是以和平友好之善意为目的,通过调节法外状态下对峙的行为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建构起互信的合作关系的这样一种充满智慧的管控机制.它是契约主义伦理建构的某种形式,也是道德智慧在非常态下的一种体现.而所谓核威慑伦理则关涉到对核战略的道德价值的分析研判,是一般威慑伦理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这主要体现在,核威慑与一般威慑不同,是理论上应当兑现但在实践上这种兑现却根本无法承受的一种特殊的恐吓,因而是一种理论与实践上的自我矛盾体.     

基于博弈分析的军事威慑理论研究

军事威慑本质上是一种非对称信息动态博弈,博弈论为军事威慑问题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野和方法。文章从信号博弈角度,深入分析了军事威慑中的信号机制和策略互动,为阐明军事威慑本质和提高军事威慑可信性与有效性提供了新的理解框架。     

新时代核威慑的四维审视

面对新时代的国际关系和核安全形势,核威慑的复杂性表现为核威慑动机界定、责任划定与善恶判定的复杂性。核威慑本身具有维护和平的低成本与好效果的合理价值,为维护世界和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安全保障。核威慑是对巨大物质力量的意向性,容易对人的自由意志形成压制,造成技术风险、政治风险和道德风险等。核威慑的价值考量应该厘清核威慑的价值来源、价值内容与价值立场。辩证认清核威慑的合理性与风险性,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立场,发挥核威慑的正向价值而避免其负面后果,这是核大国应自觉履行的国际义务。     

核威慑的伦理问题域及其表现分析

核威慑问题涉及军事、政治、国际关系、科技、经济、文化、法律等领域,是一个极为敏感又牵涉面广且同人类的和平、安全、幸福以及身家性命密切关联的问题丛。核威慑关乎生命价值和尊严问题,关涉政治权利的正当性问题、传统战争伦理规范的适应性问题、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问题,涉及主权、人权与国际正义的困境问题。核威慑的伦理问题错综复杂且牵涉面广,人类迫切需要发展核威慑伦理理论,提升自身对核武器的实践理性能力。     

雷蒙·阿隆核威慑思想的伦理考量

作为二十世纪法国杰出的思想家,雷蒙·阿隆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和剑拔弩张的战后冷战时局,对核威慑理论有独到见解。雷蒙·阿隆提出了“有限核威慑”思想,它强调政治家要运用理性精神限制暴力、限制核威慑,其道德核心就是审慎道德,实际上是一种责任伦理。这为我们应对核威慑、避免全面核战争、维护国家利益和国际正义、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特朗普政府《导弹防御评估》评析

特朗普政府的《导弹防御评估》报告认为美国本土、海外驻军和盟国、盟友正面临来自多个国家日益增加的进攻性导弹威胁。在此基础上,报告试图进行导弹防御顶层设计:着力从技术上改进、调整现有导弹防御系统;重新配置或大量增加机动系统;建设新系统,包括定向能武器、计划部署天基拦截器。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研发、采购和演习,做到攻防一体化与协同性,全面提升导弹防御与进攻能力。评估报告将太空威慑与核威慑相结合,重点威慑中国、俄罗斯的导弹核能力。该报告给正遭受破坏的中美战略平衡平添了变数。     

从美国解密文件读解日美间核武器秘密协议

自1967年起佐藤荣作派密使若泉敬与尼克松的密使基辛格就冲绳回归和在日核武器处理等问题进行谈判。分析美国新解密的文件证实,日美之间就核武器问题存在秘密协议,读解这些文件、文献也解明了日美双方的决策过程,并提示了日美间秘密协议对我国国家安全可能产生的具体负面影响。     

印度核战略对中国安全环境及南亚政策的影响

印度在1998年进行了核武器实验,并在此后走上了制定和发展公开核威慑战略之路.中国是印度核战略的主要威慑对象,印度核战略的推行必然会影响到中印安全关系.文章就是要着手分析印度核战略对中国战略环境的影响,并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南亚政策做出了思考,指出中国应超越传统的睦邻观念,从战略的高度来看待与处理中印关系.     

毛泽东核战略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早在核武器刚出现时,毛泽东便将它与中国的安全和未来联系起来,并逐渐形成一套相对完整和成熟的核战略思想。从根本上讲,毛泽东的核战略思想是在内外合力的催生下形成的。这种合力是由毛泽东追求强国地位的推力与应对外部威胁的压力共同构成的。毛泽东的核战略思想随着国际政治与安全环境的变化而愈加全面和深刻,呈现出人民战争思想与核威慑思想相结合、由政治军事上的战略藐视向战术重视的深入以及反对核战争到主张核裁军等主要发展演变特征。     

论战后初期英国独立核威慑政策实施的困境

战后初期，英国政府在实施独立核威慑政策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英国经济困难与资源短缺对独立核威慑政策的实施具有根本制约作用；英国需要与美国、各自治领乃至西欧各国进行原子能交流与合作而难以完全独立进行原子能开发；两极格局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致使英国在防务上的独立地位受到挑战；英国核威慑力量及其威慑效应比较有限。     

银行业协会履职行为激励约束机制研究

针对银行业协会履职行为的激励约束问题，在系统分析银行业协会履职过程中主体间关系的基础上，将会员机构与政府主管部门对银行业协会履职行为的声誉激励与监管威慑制约作用置于同一框架下研究，构建了不完全信息银行业协会履职行为激励约束多方动态博弈模型，并通过求解博弈精炼贝叶斯准分离均衡战略条件，分析并仿真研究了声誉激励与监管威慑两种激励约束机制对银行业协会履职行为的作用原理。研究结果表明，先期声誉、声誉激励、市场识别能力及远期收益贴现为声誉激励的主要构成要素，监管查处能力、监管处罚为监管威慑的主要构成要素；良好的先期声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行业自律的形成，但协会负责人的固定任职期限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声誉激励的有效作用；监管威慑在发挥自身约束作用的基础上，能够促进声誉激励作用的有效发挥，但需以畅通有效的信息机制建设为前提。结合研究结果及实际，分别从提升银行业协会内控机制建设，强化银行业信息互通机制建设及适度提升政府主管部门的监督力度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历史传统、核武认知与官僚政治——印度军方被置身于核问题决策之外的动因探析

作为核武使用者的军方长期被排除在核问题决策之外,是印度核政策制定最鲜明的特色,这一独特的历史悖论背后有其自身演进的逻辑与动因。并非军方长期对于印度的核武开发无动于衷,国际战略格局的急剧变化与各自的军种利益促使印度三军领导人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积极鼓吹核计划的军事化。但由于政治领导人不信任军方的历史传统、长时期基于象征性威慑而非实战运用的核武认知、国防科学家垄断核事务的强烈企图等多重合力的作用,使得印度的核开发长期停留在象征性威慑层面,不仅制约了印度核武开发走向实战化的力度与强度,而且必然导致作为核战略重要谋划者的军方无法深入参与事关核武开发的重大决策。     

中国大陆首次核爆炸试验前后的美台冲突

在中国大陆进行首次核爆炸试验前后,美台之间对中国大陆的核能力的影响以及应当采取的对策的分析出现了重要的分歧.约翰逊政府拒绝了蒋介石对中国大陆进行军事攻击的建议,也否决了蒋介石索取更多军援建立所谓完全的空防体系的要求.从深层次分析,它既表明了美台对于核武器威慑能力的不同认识,也反映了美国的对台政策总是从属于它对中国大陆的政策.这表明,在中美合作对美国变得越来越重要的大背景下,那种指望依靠美国的支持实现从中国版图中分裂出去的台独企图最终只能是一枕黄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