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碎片”到“整体”:老年健康治理的逻辑与实践

全球人口老龄化进程持续加剧。我国“健康老龄化”实践表明，“健康老龄化”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成本最低、效益最好的手段和途径。在推进和实现“健康老龄化”这一理想图景的过程中，老年健康治理的碎片化问题是时下迫切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基于老年健康治理的主体碎片化、内容碎片化和过程碎片化问题，整体性治理思想对解决我国老年健康治理碎片化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基于整体性治理视角，信息技术赋能的老年健康治理的优化应从如下三个方向展开：第一，深化合作，理顺老年健康治理的组织协调机制；第二，统一标准，完善老年健康治理的整合机制；第三，搭建沟通平台，重塑老年健康治理的信任机制。     

征地冲突：治理碎片化与整体性救治——以N市为例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征地冲突事件接二连三发生。从整体性治理的视角来看,征地冲突的产生暴露了我国政府治理碎片化问题,即治理主体碎片化、组织功能碎片化、责任机制碎片化与信息数据碎片化。依据整体性治理理论,征地冲突治理必须注重“协调”与“整合”的逻辑,并通过治理主体、制度、组织、责任与技术五条路径构建整体性治理策略。     

大数据时代网约车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模式研究

现有网约车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的治理模式面临碎片化困境，治理规范分散化且各有差异，多种治理思路和治理手段各自为政，无法形成治理合力，“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同时出现。整体性治理是应对和解决治理碎片化的有效途径，坚持问题导向和消费者需求导向，完善治理中的协调机制、整合机制、信任机制，统一治理规则，整合政府治理职能，促进治理主体协同，创新治理技术手段，打造全方位、全流程保护网约车消费者个人信息的治理网络。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的路长制实践困境与路径优化

公路作为公共产品,是国家交通运输的重要载体。相比于突飞猛进的交通建设,公路治理一直存在“重建轻管”的问题。公路治理涉及多个管理部门,若部门协调合作机制不健全,则可能导致治理的碎片化现象,进而出现多头执法、推诿扯皮等问题。路长制作为城市公路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创新实践,在统筹协调各管理部门的基础上,克服了政府治理碎片化的问题,推动基层治理进一步走向系统化和精确化。但在具体实践中,路长制也面临着权责不清、合作机制缺失、激励制度设计不足等诸多挑战,实际治理中的碎片化现象依然严重。从整体性治理的视角出发,可以通过立法规范、制度约束、资金保障及多元治理等方式突破路长制的实践困境,进一步推进公路治理的制度创新。     

对未成年人保护法律实施问题的再思考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在立法表达上适时地补足了法律规定的短板,回应了时代需求,但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着各利益攸关方对共同问题的认知和反思不足、缺乏周期性评估和体系的再评估制度构建、“不确定性”导致激励不足、未成年人差异化特征难以类别化应对等问题。应回应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求,建立有利于各方主体积极参与的合作治理机制,通过循环反馈、动态调整的学习过程,建设基于共识的评估激励机制和基于多元治理网络的动态学习机制,协调各主体的合作行为,以破解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与犯罪预防多元治理实施等难题。     

公务员考核指标体系的架构及其构建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结果之一是从城市空间向区域空间、城市竞争到区域合作转向的同城化模式的逐步形成。在资源分配、治理对象、治理功能等领域,行政区行政、法律支持孱弱、公民参与不足、区域协调弹性过大,凸显了其碎片化效应。本文运用协同理论,基于整体性治理逻辑,提出了建立跨区域治理的合作组织、形成区域政府合作的利益协调机制、强化协同治理的政府信任机制、拓宽有序的公民参与机制、完善复合型监管机制等同城化语境下区域政府合作治理模式。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面临的新挑战及其应对策略

当今全球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日渐增多,全球治理体系频繁失序失灵,面临着大国竞争日益激化、地缘政治风险外溢、单边风险显著增大、信任危机持续加剧等严峻挑战。作为负责任大国,我国在推动全球治理中形成了自己的基本策略,主要有：提出全球发展、安全和文明倡议,推动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在人文交流中建立互信,凝聚全球价值共识,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维护以联合国为全球治理核心的国际体系,推动国际体系渐进式增量改革;带头作出大国担当表率,构建各种国际合作平台,提供各类公共产品。     

环境污染社会第三方治理研究

环境污染风险具有流动性、不确定性、跨时空性、不可测量性及难以修复性特征,导致环境污染国家治理机制和环境污染市场治理机制存在制度性局限,亟须建构环境污染社会第三方治理机制。环保社会第三方具有公共性、公益性、专业性、中立性及组织性的特点,环境污染社会第三方治理能够实现利益诉求、利益发展、利益协调及利益保障的制度绩效。针对环境污染社会第三方治理面临的宏观权力结构性失衡、中观机制整体性失调、微观行为系统性失范等瓶颈,优化我国环境污染社会第三方治理的结构性均衡机制、整体性实施机制和系统性规范机制。     

从风险社会到命运共同体

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急剧深刻的社会转型,人造风险放大、复合风险交织、全球风险传递昭示着我国正在迈入全球风险社会中。同时,制度性风险增多、“有组织不负责任”显现和成熟风险文化的缺失成为必须直面的现实困境。“命运共同体”倡导寻求人类共同价值,其囊括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多元治理观,为我国风险治理注入新的价值视角和丰富内涵。     

对构建国际流域治理体系的思考：以澜沧江-湄公河为例

由于“湄公河治理”是一个自主运作却又开放的组织集合,这种集合不仅仅是主权国、更是各类型组织组成的,因此它的治理直接面临着两个“根本性的难题”,即国际流域治理碎片化与各成员参与合作的约束与激励问题。因此如果单独采取科层制、市场机制或网络机制来协调澜沧江—湄公河治理中的矛盾都可能导致“囚徒困境”。根据西方各国经验并结合各流域国的国情,“澜沧江—湄公河治理”应着力于“整体性安排”,基本包括：完善合作的组织机构及机制、改善中国参与澜沧江—湄公河治理的方式、流域政府的政绩评价、流域生态补偿与政府间平权机制、多中心的混合制治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