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外交话语英译的叙事建构 ——以《论坚持推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例

作为习近平外交专著,《论坚持推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全面体现了习近平外交叙事风格。以莫娜·贝克的叙事学概念为基础对习近平外交话语及英译进行分析,既能凸显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作用和功效,又有助于中国外交叙事的建构。通过叙事策略的运作,包括建构时空、选择性采用文本素材、建构标示以及再定位人物事件,译文重构了习近平外交话语的本体叙事、公共叙事、概念叙事以及元叙事。同时,叙事学与外交翻译的结合不仅拓宽叙事学学科领域,为外交话语研究提供新视角,而且为完成既定的翻译使命提供了新的路径参考。保持政治上的高度、揣摩文化上的深度、把握思维上的向度以及巧用技能上的广度都成为译者顺利完成叙事建构的重要因素。     

明清小说评点在北美的叙事研究与理论建构

1974年普林斯顿大学召开的“中国叙事学”会议揭开了北美学界对我国明清小说评点叙事研究的序幕。在西方叙事理论的观照下，北美学者们不仅产出了一批研究明清小说评点叙事方式和叙事话语的研究成果，还借鉴明清小说评点，揭示小说逐步脱离传统历史叙事的“去历史化”过程，以建构中国叙事理论。北美明清小说评点的叙事研究成果，可以为我国评点学研究提供“他山之石”的借鉴，但其“以西释中”研究方法和学术价值，仍需客观评判。     

美国对华公共外交的思维与话语分析

面对后危机时代新的语境,特别是中国的崛起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大,美国对华外交战略思维也在进行着调整,由注重政府外交向注重公共外交转型,由“强硬外交”向“巧实力外交”转变.这种外交战略思维的变化主导着美国建构新公共外交的战略框架,即采取“主动—接近”的公共外交姿态,尤为注重“网络外交”.在美国公共外交的实践方面,通过对“中国威胁论”和“中国责任论”为主导的话语进行分析,可以看出美国对华公共外交的“两面性”特征.     

冷战后美国对台政策及其未来走向

冷战后，美国企图借东欧剧变、苏联瓦解之“风”，以台制华，遏制中国。为此，美国逐步调整其对华和对台政策，在调整过程中，美国对华对台政策的两重性更加明显。一方面随着中国国内经济和综合国力的加强以及国际地位的上升，美国在诸多国际事务中不得不重视中国的态度，寻求中国的支持和合作。另一方面，为了防范与遏制中国，又以多种方式加强和提升美台关系，由原来偏重中国大陆的“倾斜性双轨政策”转向对大陆和台湾“相对平衡的双轨政策”。     

延续与变迁：俄罗斯对外政策话语体系的建构——基于六个版本《对外政策构想》的分析

官方话语分析对更好地理解一国的对外政策具有重要意义。1993至2023年俄罗斯官方发布的六个版本《对外政策构想》是其三十余年重返国际舞台和处理对外事务思维观念的缩影,集中体现了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探索、进取和调整历程。“身份”“国际秩序”“国际安全”“国际经济合作”“文明”五大主要话语单元及话语体系的建构和演化深刻体现了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延续与变迁。国内国外两个层次、国家与国际社会的空间维度以及历史与现实的时间维度是俄罗斯对外政策话语体系的三大构建逻辑,在不同历史阶段指导着话语体系中各主要单元的话语表达强度,通过调整话语表达表明俄罗斯决策层对国家利益和国际秩序的态度以及对“多极化世界”的诉求,实现对身份认同和国际地位的追求,在延续中体现出发展动态和阶段特征。同时,俄罗斯对外政策话语体系仍然存在概念不清、思想矛盾、目标与能力失衡以及与现实偏离等问题,需要贴近现实并增加思想和内涵的丰富度。对外政策话语体系的延续与变迁直观地反映出俄罗斯看待当前国际秩序的观念、构建对外关系的逻辑以及为突破当下的困局而开展的外交实践,将长期影响俄罗斯的外交趋向。     

叙事话语与性别意识——评施笃姆的小说《白马骑士》

19世纪德国现实主义作家特奥多尔.施笃姆的小说《白马骑士》以其具有反思性的叙事话语,聚焦于市民社会的性别意识以及个体与集体的关系。本文采用性别叙事的视角,分析了文本中叙事话语和性别建构的社会性及其相互关联。     

战略跟随视角下的英国新北极政策转变及其动因

随着国际政治格局剧烈变化,北极地缘战略价值不断提升。英国作为北极航道的门户,充分意识到改变战略重心、聚焦北极事务的重要性。目前,北极地区军事防务已成为英国对外政策的焦点之一。纵观近10年英国北极政策演变历程可以发现,出于北约盟国、欧洲大国与近北极国家的三重身份,受“联盟压力”影响,英国选择“战略跟随”,由保守务实转向积极主动,政策重心由环境保护、科学研究、商业发展转向地缘安全。英国通过与北极国家实现跨身份的交流合作维护本国在北极地区利益,这一做法值得同为近北极国家的中国借鉴。     

抵制表征——《午夜的孩子》中的历史想象

后殖民主义表征理论聚焦文学文本与权力话语的相互关联,认为身份的表征与建构主要受权力话语支配。在《午夜的孩子》这部小说中,印度历史的神话循环解构了官方叙事的直线性,个体化叙事对官方叙事的渗透质疑了官方历史书写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庶民意识对历史叙事的参与填补了民族主义者的精英主义历史叙事的空白。小说中所建构的替代性历史与主流话语现存表征系统所形成的磋商、纠正和对抗,促进了印度民族身份的主体性建构。     

大禹叙事的诗学结构、诗学生态及诗学实践

对中国经典叙事的诗学研究是构建中国叙事体系的重要内容。通过整合不同文类，立足本土文化语境，大禹叙事涵盖两个诗学结构，即善恶对照的伦理身份结构及有限变异的形态结构，以此达到修辞指向的可靠性，完成大禹伦理身份符号化的目的。大禹叙事由外在的诗学想象、内在的理念表达及隐性的空间拓展构筑起以农耕文明为底蕴的诗学生态，呈现重民本、求大同的中华审美风范。面对复杂的中国现代化转型及诗学生态的改变，大禹叙事借由遗产、表演、景观三种叙事形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日常生活审美转向与时代精神引领多重路径影响下进行诗学实践，激活了大禹叙事在当代社会的叙事活力。大禹叙事是中国本土叙事话语的典范，对其展开诗学研究能够为中国式诗学理论的发展及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构建提供重要借鉴。     

论1923～1929年德国施特雷泽曼的东方政策

东方政策在施特雷泽曼的外交总战略中虽然处于次要地位，但基于复兴德国的种种现实需要，施特雷泽曼始终未忽视并逐步加强了对苏合作关系。在１９２６年《德苏中立条约》签订前，施氏对苏外交表现得“缺乏热情”、“小心谨慎”，其东方政策明显地反映了辅佐德国对西方外交的一面。而后阶段的施氏对苏外交则显得较积极果断。东方政策作为施氏整个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突出反映了其外交的现实性和独立性，对战败德国的迅速复兴起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并在客观上也极为有效地支持了社会主义苏联，以及有利于“整个欧洲减轻战争威胁和维持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