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出生性别比的统计推断问题

文章阐述了如何用样本出生性别比估计或推断总体出生性别比的问题,以及如何利用两样本性别比来检验两个总体性别比之间在统计上是否存在差异。文中给出了出生性别比的标准误计算公式,并计算了在不同样本出生性别比水平下、不同样本规模的情况下标准误的估计,以及在95%置信度下的置信区间的估计;同时还利用二维交叉表的卡方检验和OddsRatio的卡方检验对两样本所反映的总体出生性别比差异的显著性水平进行了检验。文章得出的结论是,规模比较小的样本(出生人口少于3000人)和人口比较少的总体(总人口少于30万人),均不易于单独计算出生性别比。     

1990年代中国出生性别比:究竟有多高?

当1990年代各种人口调查"过低的"生育水平难以置信时,其"过高的"出生性别比数据却被广泛接受。本文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2000年人口普查出生数据漏报的性别差异的分析,利用教育统计数据,重新估计2000年及90年代的出生性别比。结果表明我国实际的出生性别比并不像2000年普查数据反映的那样严重偏高。我国实际的出生性别比和低年龄组性别比要比普查反映的水平低5～9个百分点。1990年代在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部分中,女婴漏报的作用高达50%以上。本文还根据2000年普查千分之一抽样数据,考察了出生性别比的社会经济差异。     

中国出生性别比转变的人口老龄化后果：前景与对策

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已经持续40余年,预计到2050年左右才能恢复正常。长达70年的出生性别比转变对中国人口和社会都产生深远的影响。以往研究主要集中探讨性别失衡问题,对出生性别比升高加剧人口老龄化的关注较少。为此,利用新近估计的中国出生性别比、生育率和死亡率数据,借助人口模拟预测和稳定人口比较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出生性别比转变的人口老龄化后果进行深入考察。研究发现,出生性别比上升不仅会减少女婴出生数,还会减少男婴出生数,由此造成人口规模的下降并加剧了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引导出生性别比尽快回归正常可以缓解人口老龄化,继续加强出生性别比治理可以在中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80年代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出生人口性别比与生育水平变化的历史回顾

本文以“四普”、“五普”数据为基础,采用人口间接估计技术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少数民族人口的生育水平和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化的历史过程进行回顾,探讨生育水平下降过程中,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变化趋势,并以蒙古族、回族和维吾尔族为例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当生育水平下降到较低水平时与出生人口性别比之间有明显的相关关系。     

中国出生性别比水平与数据质量研究

通过对多套数据的分析和比较,对我国出生性别比究竟有多高、目前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数据是否可靠、出生性别比数据存在的问题以及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普查数据中0岁人口组性别比明显偏低,该年龄组的数据质量不可靠,判断我国出生性别比水平的态势应以其他低年龄组性别比的数据为主。普查数据中低年龄组又存在一定程度的女(婴)孩漏报的现象,导致低年龄组性别比一定程度的虚假性升高,影响了对我国真实出生性别比水平的判断。但是,即使扣除了这个因素,各个年龄组的性别比依旧远远高于正常值。所以,中国人口的出生性别比水平偏高的情况是真实的,只是真实的出生性别比水平并没有普查数据所显示的那么高。     

基于出生队列的中国人口性别结构特征分析

一个国家的人口性别结构主要由出生人口性别比、死亡人口性别比、国际迁移人口性别比共同决定。中国并非移民国家,人口性别比结构主要由出生人口性别比和死亡人口性别比共同决定。本文利用各年普查数据进行估算和预测,构建连续的出生队列并以此数据对我国人口性别结构进行分析。研究认为中国人口性别比长期持续偏高,而在我国的生育文化特征下女性人口在低龄组更容易被瞒报,所以统计数据的瞒报、漏报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低龄组人口性别比偏高的程度,但不能把瞒报、漏报认定为性别比偏高的主因。根据生物学一般规律,在同等客观条件下男性的死亡概率在任何年龄均高于女性,总体上同一出生队列的人口从出生到进入婚龄,男性死亡人口规模大于女性,所以婚龄人口性别比在没有国际人口迁移影响的前提下必然要小于出生人口性别比。低年龄组死亡人口性别比对于婚龄人口性别比具有重要影响,但由于科技进步和医疗水平的提高,死亡率不断降低,死亡人口性别比不会给婚龄人口性别比带来决定性的影响,不会改变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会导致婚龄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基本事实。通过对2020年婚龄人口相应出生队列的分析,认为无论采用哪种数据来源和方法计算,持续偏高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必然会导致婚龄人口性别比失衡,进而导致一系列的社会、经济以及文化问题。     

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分因素贡献率

文章根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比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利用经济学中的贡献率概念,给出分因素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贡献率计算方法,比较在全国出生性别比升高中各省的贡献及在各省出生性别比升高中分城乡及分孩次的贡献程度,为做好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工作提出新的观点和建议。     

基于空间数据的出生性别比偏高影响因素研究

以出生性别比升高机理为基础,应用空间计量技术分析2000年份地市横截面数据和地理空间数据,实证研究各因素对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经济文化因素通过影响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进而引起出生性别比偏高,影响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各因素存在空间相互作用,其空间自相关属于高高-低低类型;传统文化、公共政策、城镇化水平以及良好的社会法制环境将抑制出生性别比升高;经济发展水平、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和医疗发展水平将促使出生性别比升高;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韩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公共治理及对中国的启示

韩国出生性别比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韩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直接原因是性别选择流、引产,而传统文化是根源性的原因,韩国性别失衡带来一系列社会后果,影响了韩国的社会稳定;韩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旨在维护女童权益、反对歧视女性、提高女性地位的法律法规;韩国的公民社会也作出了许多有益的尝试,通过公共治理,出生性别比出现显著下降,而且女性地位得到较大提升;韩国性别比失衡问题的治理对中国解决相关人口问题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乡城人口流动与城镇出生人口性别比——基于“五普”数据的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1‰抽样数据,以城镇区域人口为重点,定量分析了农村人口流动对城镇地区人口出生性别比,以及农村流入城镇人口子女性别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农村未流动人口、农村流入城镇人口和城镇非农村流入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均偏离了出生性别比的正常水平,农村人口流动影响了城镇地区生育性别,农村流入城镇人口相对较强的男孩偏好观念加剧了城镇地区出生性别比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