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老年人口健康状况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文章利用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中的自评健康数据对中国老年人口健康状况的年龄差异、性别差异、城乡和地区差异、婚姻状况差异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老年人口总体健康状况较好,男性老年人健康状况好于女性;随着年龄的增大,老年人口健康状况变差;城镇老年人健康状况好于农村老年人,各省区老年人健康状况差异很大,东部地区老年人健康状况普遍较好,而中西部大多数地区健康老年人的比例相对较低;健康老年人大部分在经济上是独立的,不健康的老年人大部分要依靠家庭成员供养。     

社交活动对老年人口健康状况影响的量化分析

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老年人口健康及其相关问题研究日益成为政府、社会和学者共同关注的焦点。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5年数据,针对老年人口社交活动难以量化的问题,构建"社交活跃度"指标,利用OLS回归和IV-regress二阶段回归模型分析社交活动对中国老年人口健康状况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第一,我国老年人社交活动水平整体呈现低活跃型特征,社交形式比较单一。第二,社交活动确实会对中国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产生影响,老年人健康状况在各影响因素不同水平下表现出显著差异,尤其受教育程度较高、经济状况较好以及较高的社交活跃度会对老年人健康产生积极正向影响。第三,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交活动能够显著改善其健康状况,参与多项社交活动且参与活动频率高对老年人口健康状况的优化作用尤其明显。因此,我们应提升中国老年人口的社交活跃度。老年人应积极主动参与丰富多彩的社交活动,社区、基层政府及社会企业应构建并完善与老年人社交活动及健康保障相配套的产品和服务体系,国家层面则应更加积极地完善相关的老龄化政策、制度。     

广东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特点——基于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分析

本文使用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描述分析了2015年广东老年人口的身体健康状况的特点以及5年的主要变化.广东老年人口总体健康状况较好,绝大多数老年人具有生活自理能力,自评健康为主,健康与基本健康的差距缩小;男性健康状况好于女性,性别差异缩小;高龄老人自评健康的减幅趋稳、 生活不能自理的增幅较大.城市老人健康状况总体显著好于乡村、 而且性别、 年龄差异小于乡村.老年人口健康状况的地区差距较大,主要体现在珠江三角洲与其他区域之间.     

健康状况和健康冲击对工作时间的影响

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关于浙江和甘肃两省的预调查数据,估计居民健康存量状况和健康冲击对劳动工作时间的影响。研究采用三种健康状况指标:自评健康状况、四种常见慢性病和日常生活自理能力(ADL),其中自评健康状况还使用了15岁之前的健康状况做工具变量估计。基于Tob it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只要健康状况不是太差,劳动者一般不会选择完全退出劳动力市场,健康状况较差的劳动者会适当减少工作时间。慢性病中,只有关节类的疾病对劳动时间的影响显著,其他疾病对劳动时间没有显著影响。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强的人工作时间明显要长。健康冲击会显著减少劳动者的工作时间,进而减少收入。尽管男性和女性在工作小时上存在很大差异,但是估计结果显示健康存量状况和健康冲击对工作小时的影响不存在很大的性别差异。     

我国流动老年人口居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以及人口迁移流动规模的日益增加,流动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显示,流动老年人口的规模不断增长,老年人口发生迁移流动现象已经成为常态。流动人口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中,公共卫生服务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方面之一,而流动老年人口由于年龄因素,身体健康状况更加备受关注。如何通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保险方式使老年人享受异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是流动老年人口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本文利用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从个体特征、流动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三个层面对我国流动老年人口居留意愿进行描述分析,采用逐步回归方法研究相关因素对流动老年人居留意愿所产生的影响。研究认为个体特征中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对流动老年人口居留意愿均有影响;从流动特征的维度来看,流入区域、流动范围、流入时长与流动原因四个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均对流动劳动年龄人口的居留意愿产生了显著影响;社会经济因素中,除了再就业变量以外,其他变量的全部类别或部分类别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为进一步完善我国流动老年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和促进社会融合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老年人口健康状态变动的辨识及影响因素的评估分析——基于SSAPUR 2015-2016年面板数据

老年人的健康问题不仅关系老年人自身的生存质量,而且会对整个社会经济产生深远影响,因此亟须基于大样本数据对老年人口健康状态变动及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本文基于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2015-2016年面板数据,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分析框架下研究影响老年人口健康状态变动的因素。本研究分别采用固定效应的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以及混合的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固定效应模型能够更好地识别老年人口从健康到失能或半失能变动的影响因素。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及其变动的影响因素都符合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健康老年人口半失能变动和失能变动的影响因素具有显著不同的分布,从健康到半失能变动主要受社会维度的变量影响,从健康到失能变动主要受生物维度的变量影响。失能变动比半失能变动受更多因素的影响,年龄、参加公益活动、自评经济状况、单独居住和孤独感仅对失能变动有显著影响,居住地和听力障碍仅对半失能变动有显著影响。建议对面临不同风险的老年人进行健康干预,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措施。同时注重预防和控制老年人慢性病发生发展,关注老年人听力减退状况,消除老年人贫困,关注老年人心理健康...     

中国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福利需求与前景

利用中国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对老年人口身体健康状况进行分析,并利用联合国人口预测资料,对2050年以前的中国老年人口身体健康状况及其对养老机构床位数需求进行预测。结果表明,2005年中国老年人口中"不能正常工作或生活不能自理"者占15.02%,规模达2 169万人。不同性别、年龄与城乡的老年人口的身体健康状况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人口老龄化与家庭养老功能急剧弱化使得未来中国需要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数量急剧增加。     

中国城市人口流动增长的空间类型及影响因素

文章利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从地级城市层面分析中国流动人口类型、时空变迁及影响因素。研究结论是:(1)城市人口流入符合集聚规律和规模报酬递增假说,东部发达城市地区和其他区域重要经济中心城市保持着极强的人口集聚能力。(2)城市人口流入增长主要取决于城市所能提供的"综合机会",现代性和国际性特征及生活质量成为吸引外来人口的重要"拉力"条件。(3)城市人口流动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东部地区城市人口流入的主要拉力因素开始呈现高生活质量驱动、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创新驱动及高端服务业驱动,而中西部城市流动人口增长驱动力较为复杂。(4)投资对城市流动人口增长,特别是东部和发达城市仍具有较强的驱动作用,消费等因素的影响则不突出。     

人口安全的定义、内涵与影响因素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口发展的风险问题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2003年6月,中国学者和中国政府率先提出了“人口安全”的新概念,并指出要进一步强化全社会的人口安全意识,建立人口安全的警戒线。2003年春天的非典疫情是一次威胁人口安全的重大事件,提醒我们应当增强人口安全意识。人口安全,是事关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和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但是如何准确地把握“人口安全”的科学内涵和政策含义还有待深入、系统、全面的研讨。     

我国总和生育率的县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全国2 357个县(市、区、旗等)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运用四分位图法归纳总结我国县域总和生育率的整体空间分布规律:东北、东部沿海最低,华中、华北、青藏地区次之,西南、华南地区最高。运用空间探索性分析方法对我国县域总和生育率进行空间相关性分析,在此基础上,利用空间误差模型分析县域总和生育率差异产生的原因,结果表明:经济越发达、妇女受教育程度越高、离婚率越高,县域总和生育率越低;享有适当宽松的生育政策或传统生育观念越强的地区,县域总和生育率越高。文章分析了东北、东部、中部、西部四大区域内部造成县域总和生育率差异的原因。     

我国人口迁移大势和胡焕庸线思考

本文对2005－2010年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人口净迁移流量作了两种推算：一是根据“六普”资料直接推算,二是按地区人口增量扣除自然增长量的方法间接推算,发现两种推算结果有较大出入。推算结果还显示：5岁以下儿童的净迁移流向正好与“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大势相反。笔者认为：胡焕庸线破与不破两难,主要难在人口东迁难以突破性逆转。人口均衡分布之义,在于“均而不衡,衡而不均”,过份追求均匀分布,只会加剧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不平衡。区域人口与经济－资源承载力的相对平衡,应着力寻求区域内平衡和跨区域平衡之间的最佳平衡点。     

广义稳定人口模型与中国人口估计

本文利用人口普查年龄分布数据和广义稳定人口模型,对1982²010年中国四次人口普查间的生育和死亡水平进行估计。研究表明,19822010年中国四次人口普查间的生育和死亡水平进行估计。研究表明,1982¹990年、19901990年、1990²000年和20002000年和2000²010年普查间生育和死亡水平的估计值(除了19902010年普查间生育和死亡水平的估计值(除了1990²000年的生育水平外)都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本文估计的19822000年的生育水平外)都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本文估计的1982¹990年和20001990年和2000²010年普查间平均出生率和出生人数略高于国家统计局的公布值,而估计的19902010年普查间平均出生率和出生人数略高于国家统计局的公布值,而估计的1990²000年普查间的平均出生率和出生人数要明显低于国家统计局的公布值。本文估计的19822000年普查间的平均出生率和出生人数要明显低于国家统计局的公布值。本文估计的1982¹990年、19901990年、1990²000年和20002000年和2000²010年各普查间平均总和生育率分别为2.65、1.68和1.56。本文的研究表明,基于广义稳定人口模型的人口估计方法是一种简便、有效的方法,在人口估计或数据质量评估方面具有很大的应用潜力和价值。     

中国劳动力市场需求弹性估算

劳动需求弹性反映企业劳动力需求对工资率变动的敏感程度,可以衡量劳动市场的波动程度和就业市场的稳定性。本文首次利用大型微观工业企业层面数据估计中国的劳动需求弹性,并对实证结果进行了多种稳健性检验,丰富了国际上劳动需求弹性领域的实证文献。基本结论包括:我国工业企业劳动需求弹性在文献给出的(-0.75,-0.15)这一合理取值范围内;1998²009年我国劳动市场整体波动程度有所减缓,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我国本土企业的劳动需求弹性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而外向型企业相较本土企业由于替代效应和规模效应的作用,其劳动需求波动的趋势更为明显。因此,在外向型企业就业的劳动者更容易遭受波动风险。     

东部地区农民工工资增长影响因素及地区差异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2010年和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在构建工资决定方程的基础上,运用Blinder-Oaxaca分解方法对农民工工资增长因素进行分解,探讨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以及人力资本等因素对农民工工资增长作用的大小并进行区域比较。结果表明:包含劳动力短缺等在内的劳动力市场环境的变化是农民工工资增长的主要原因,对农民工工资增长的贡献率达70%以上;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农民工工资增长的贡献率达15%,但农民工人力资本及其就业结构的变化对其工资增长的作用较小。农民工工资增长原因也存在着区域差异,不同经济带所面临的劳动力短缺程度以及人力资本的变化大小存在着较大差异。     

Study on Standard of Population Aging

Do an increase in ageing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getting old before getting rich"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dicate that f luctuations in the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have produced a qualitative change?What is a qualitative change and what is a quantitative change?Here we propose a new concept of Shadow Population,then establish a new standard for evaluating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finally present a typical five stage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type transition model.The model simulation shows that all world regions are still in the adult stage and that population ageing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quantitative change.However,sustained low fertility will lead to a qualitative change in the ageing population.The current pressure of population aging in the adult stage placed on the pension security system shows that this system is truly not a sustainable system,Gradually raising the retirement age and Long-term stability in replacement fertility is the key to solving th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dilemma presented by future population ageing in low fertility regions or countries,but the latter is more urgent.     

人口老龄化对卫生费用增长的影响

文章首先采用“增长因子”法分析人口因素变化对卫生费用增长的贡献,其中以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为主。结果显示,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卫生费用增长的影响不容忽视,而且高峰期并没有到来。文章还对老年人口的卫生费用进行了预测,结果提示未来老年人口的卫生费用将成为卫生总费用中份额最大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