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流转、农户创业与多维相对贫困缓解——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之后，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远大目标，如何有效缓解相对贫困问题是后扶贫时代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土地有序流转是后扶贫时代防止返贫致贫、助力农户实现多元增收的有效路径，对驱动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缓解具有重要价值。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微观数据构建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采用A-F双界限法测度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状况，实证分析土地流转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进一步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农户创业的机制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土地流转有助于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与未流转户相比，流转户陷入多维相对贫困的概率明显下降。进一步分析发现东、西部具有显著的多维减贫效应，但中部不显著；此外，土地转出的多维减贫效应明显强于土地转入。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土地流转能够通过影响农户创业实现多维相对贫困的缓解。鉴于此，提出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精准做好多维相对贫困的识别工作、因地制宜制定相关创业扶持政策等对策建议，这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提供参考。     

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

劳动力流动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带动农村家庭增收致富，从而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奠定基础。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8年数据，首先利用A-F方法从收入、教育、健康、资产、住房、生活水平、社会保障、主观态度八个维度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剥夺得分进行测度，利用面板双向固定效应、倾向匹配得分法实证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其次，将流动的劳动力是否有资金汇回纳入分析框架，进一步佐证劳动力流动的减贫效应。再次，采用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社会资本减贫机制。最后，利用面板随机Probit模型从单个维度分别探究劳动力流动的减贫效应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1）无论流动的劳动力是否有资金汇回，劳动力流动能够显著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且具有稳健性。（2）劳动力流动可以通过扩大其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声望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3）劳动力流动显著缓解除教育以外物质层面的贫困维度，但加剧了社会保障及主观态度维度的贫困。（4）劳动力流动增加了低人力资本水平农村家庭及中年期、老年期农村家庭陷入社会保障维度贫困的概率，降低了青年期家庭陷入社会保障维度贫困的概率，增加了中、...     

关于中国贫困的动态多维度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8个调查年度的数据,基于能力方法的视角,选用收入、教育和生活质量3个维度,对中国的贫困状况进行了动态多维度考察,结果发现:(1)相对于单一的收入贫困,多维贫困程度更为严重、波动性更大,贫困人口应对外部冲击的脆弱性明显,其中教育贫困尤其严重。(2)尽管农村与城市之间收入贫困趋于收敛,但近年来农村多维贫困对全国的贡献度高达80%以上,城乡间多维贫困差异有不断扩大的趋势。(3)指标等权重情形下的多维贫困随时间推移呈平稳快速下降态势,其中生活质量改善对多维贫困下降的贡献度最大。(4)就影响多维贫困的外在环境因素而言,东部地区的多维贫困下降明显快于其他地区,家庭中劳动力及户主的特征也对多维贫困产生显著影响。文章探讨了多维贫困的致因和消除多维贫困的政策选择。     

农村劳动力流动减贫效应的实证研究——基于甘肃省农户的调查

农村劳动力流动和转移是农村反贫困的重要路径之一,对缓解农村贫困有重要的作用。本文以甘肃省1 749个农户的调研数据为研究样本,在描述性统计分析的基础之上提出关于劳动力流动和贫困之间关系的四个假设。针对提出的假设,本文采用Double-log模型对农户收入进行弹性分析,发现农户家庭外出务工劳动力对农户家庭人均收入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进一步应用Probit模型对影响农户家庭劳动力流动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外出劳动力的年龄、性别、职业、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及工作地点和主要技能等对劳动力流动有重要的直接影响且间接地影响家庭的贫困状况,进而直接或间接地对所提出的假设进行了证明。劳动力流动与贫困之间存在双向关系,务工收入是农户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劳动力流动对于减少农村贫困发生率,促进农业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和缓解农村生态贫困等都有积极作用。     

中国贫困地区农村老年人家庭贫困-富裕度研究

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处于初级水平,养老保障制度尚未完善,在贫困地区大多数老年人由于缺乏收入和服务保障使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因此他们是当前最需要关注的群体。然而,了解贫困地区老年人家庭的贫困状况和致贫原因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为此,文章利用"河北省贫困地区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老年人家庭的贫困状况进行对比分析,并对老年人家庭的致贫原因进行Ordinal回归分析。研究发现,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第一经济来源以及家庭规模等因素对贫困地区农村老年人家庭的贫困-富裕度有显著影响。     

中国贫困地区农村老年人家庭贫困-富裕度研究

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处于初级水平,养老保障制度尚未完善,在贫困地区大多数老年人由于缺乏收入和服务保障使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因此他们是当前最需要关注的群体。然而,了解贫困地区老年人家庭的贫困状况和致贫原因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为此,文章利用"河北省贫困地区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老年人家庭的贫困状况进行对比分析,并对老年人家庭的致贫原因进行Ordinal回归分析。研究发现,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第一经济来源以及家庭规模等因素对贫困地区农村老年人家庭的贫困-富裕度有显著影响。     

中国教育贫困测度及模拟分析:1982—2010

运用FGT指数,对1982—2010年我国教育贫困进行测度、因素分解和模拟分析,结果表明:总体上,教育贫困各指标下降明显,但下降的幅度和速率各不相同,教育贫困强度降幅最大,降速最快,其次是教育贫困深度,而教育贫困发生率降幅最小,速度最慢;教育发展和教育资源分配都能缓解教育贫困,但教育贫困发生率的变化主要因教育发展所致,而教育贫困深度和强度的变化则主要由教育资源分配引起;教育贫困各指标对贫困线的变动均具有较强的敏感性,教育贫困强度最敏感。     

中国农村贫困线及贫困率的测定：基于拟合收入分布函数法

贫困线是衡量人们在年老、疾病残疾、失业或其他缺少固定收入的情况下,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标准。确定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关键在于计算出科学合理的贫困线标准。笔者利用实地数据测算了农村贫困线及贫困率。测算的结果说明,现实的扶贫工作中,政策也应该要瞄准和考虑到那些满足生存所需之后而进行自我发展的需要的那一部分低收入农户。     

物质剥夺视角下的农村绝对贫困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在物质剥夺视角下构建农村家庭致贫机制框架,使用河南和陕西两省农村大样本微观调查数据对农户物质剥夺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系统的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总样本中有35.92%的农户至少在一个维度上发生物质剥夺,在发生物质剥夺的样本中,其平均剥夺维度数为1.53。在所有六个维度中样本农户在住房和医疗两个维度的剥夺比例最高。农户物质剥夺发生率远高于收入贫困发生率。尽管较高的家庭收入有助于降低农户物质剥夺发生概率和剥夺程度,但当充分控制其他经济资源和基本需要因素之后,家庭收入对物质剥夺的解释力度显著下降。回归分析发现除家庭收入之外,家庭资产存量、医疗保险、信贷支持和政府救济在缓解农户物质剥夺方面均能发挥出积极作用,而成员较差的健康水平及发生灾难性自付医疗支出则会显著提高农户陷入物质剥夺的可能性及剥夺程度。传统的收入贫困测量框架在识别绝对贫困农户方面存在较大的偏误,单纯的收入救助也不足以帮助绝对贫困农户真正脱贫。除了收入扶持之外,在农村减贫政策实践中还应当重视提高农户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水平,促进信贷和公共服务的可获得性,通过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降低健康冲击对农户福利的负面影响。     

中国城乡弱相对贫困测算及时空演变：2012—2018

相对贫困的识别和测算是瞄准贫困人口和制定减贫政策的基础,但常用于识别相对贫困人口的比例收入法和测度相对贫困程度的FGT指数在理论基础、比例设定和贫困性质方面遭到质疑。采用基于社会融入成本理论的弱相对贫困人口识别方法,及与弱相对贫困线相适应的分层可加综合贫困指数,且考虑与现阶段我国绝对贫困线衔接性及国际标准的可比性,使用2012—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估计了中国城乡收入(消费)弱相对贫困线,并测算分析了中国城乡收入(消费)弱相对贫困程度及时空演变特征。研究表明,基于弱相对贫困线构造的综合贫困指数兼顾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可以避免传统FGT指数分别测度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时动态变化趋势出现分歧的问题,可更为直观地综合评估经济增长和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无论城乡,尽管不平等导致相对贫困始终处于高位水平,但绝对贫困更大的下降幅度使得中国收入(消费)弱相对贫困程度仍呈稳健下降趋势。从社会融入成本角度出发,建议未来考虑住房成本和子女养育成本,分家庭类型进一步细化弱相对贫困标准。本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分类瞄准弱相对贫困人口,监测弱相对贫困程度演变并综合评估减贫效应。     

农村劳动力流动对缓解贫困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对甘肃省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六个样本村的调查资料。在总结贫困地区致贫基本原因的基础上,运用Probit模型,研究了劳动力流动及其相关因素对缓解农村贫困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劳动力数量、外出劳动力数量、流动者年龄及受教育程度、流动时间的长短、流动的稳定性、流动区域等因素对缓解家庭贫困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外出打工已成为农村缓解贫困的主要途径。     

贫困地区劳动力迁移、农户收入与贫困的缓解——基于新疆农户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新疆30个贫困县、3000个农户、2008-2010年的微观面板数据,在控制了家庭规模、劳动力数量等家庭特征变量和粮食播种面积等村庄特征变量的前提下．运用固定效应法与工具变量法分别考察了劳动力迁移规模、迁移方式与迁移区位对家庭收入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劳动力迁移对贫困的缓解效应。回归结果表明：劳动力迁移规模虽然对农户农业收入有负向影响．但显著提高了农户人均收入与利他性收入：自发性迁移与政府组织性迁移方式均能显著提高农户收入,且自发性迁移的作用更强;省内县外迁移对农户收入的提高最为显著,其次为县内乡外迁移．省外迁移不影响农户收入：劳动力迁移规模提高了中等收入农户的收入水平。但对贫困户的贫困无缓解效应．也不影响富裕户的收入水平。     

对我国城市化与城市贫困的几点思考

城市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主要探讨我国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贫困问题,针对新增城市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贫困人口,并出现农村贫困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强调由此带来的孟买现象、数字鸿沟、房地产建设对城市贫困人群的忽视和贫困社区、文化贫困等易被忽略却会产生严重社会经济后果的因素,今后在城市化过程中应避免这些问题的产生以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农村贫困居民收入流动性研究

通过多变量Prob it模型考察我国农村贫困居民的收入流动性。分析两期之间农村贫困的状态依赖性,探讨决定我国农村居民当期免于贫困的因素,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投资中的教育投资和健康投资的反贫困效果最好;从贫困的状态依赖性来看,我国农村低收入者没有陷入明显的持续贫困,收入流动性较强;农村女性收入状况逐年改善,婚姻状况有利于缓解贫困,国家公务员或者企业经理,政府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性质的员工陷入贫困的概率更低,东部地区居民容易免于贫困;改革开放的制度变迁给农村居民带来收入变动的机遇,同时也增加了他们收入的不稳定性;回归结果对低收入门槛的定义比较敏感,有必要在收入分布的"绝对贫困"区域上方再划定一个"基本贫困"区域。     

农村老年人口绝对贫困及其影响因素——物质剥夺视角下的实证研究

基于物质剥夺视角构建了农村老年人绝对贫困形成机制框架,利用来自河南和陕西两省216个村庄的大样本农户调查数据,通过五个维度的物质剥夺指标对农村老年人绝对贫困进行了直接测量,并进一步系统考察了经济资源和基本需要两个层面的因素对老年人绝对贫困的影响.结果发现,农村老年人在住房和医疗两个维度的剥夺比例最高.传统的收入贫困测量手段并不能准确识别出实际经历物质剥夺的农村贫困老年人.除了收入之外,不同类型的家庭资产、 信贷支持、 政府救助等其他经济资源都能有效缓解老年人物质剥夺状况.而独居和负面健康冲击则会显著提高老年人的剥夺发生率和严重程度.     

农村老人自理能力、服务需求与家庭贫困关联度分析

伴随人口老龄化加速和养老模式的变迁,农村人口养老问题越来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农村老龄人口在养老上不仅面临较大的经济压力,同时由于成年劳动力的外流,在养老服务上也面临着供给不足。农村老龄贫困家庭尤为值得关注,老龄人口的自理能力是否会对家庭贫困产生影响?家庭贫困与老人自理能力及服务需求存在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问题都急需解决,基于此,文章以精准识别家庭贫困成因为思路,以老龄化为视角,探析农村老龄人口自理能力、服务需求与家庭贫困三个变量之间的关联性。具体方法是基于CHNS数据库1989²011年9次调查面板数据,通过建立联立方程模型分别对各个假设进行面板Logit回归估计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农村老人自理能力与服务需求显著正相关,与低收入家庭、家庭规模呈现显著负相关;老人服务需求与家庭收入、生活质量呈显著负相关,自理能力对服务需求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服务需求满足程度、个人收入与医疗保险对老年家庭贫困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自理能力对农村老人家庭贫困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非老人家庭中自理能力、服务需求与家庭贫困也有显著的关联性。因此,自理能力、服务需求与家庭贫困存在显著的相关性,针对农村老年贫困家庭,应优先满足其经济和健康需求,从而为精准识别老年贫困和精准帮扶贫困家庭提供支持,在此基础上,逐步改善农村老龄人口养老服务状况,提升其生活质量。     

中国贫困地区农户经济收入差异分析

据1986年统计,我国部分位于山地、高原及其它自然条件较差的地区年人均收入低于200元,农民的劳动收入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需要。1986年开始,中央和省(自治区)政府进一步强化了扶贫措施,农村经济改革政策在贫困地区开始得到更具体、深入的落实,到1989年,贫困地区中65％的贫困农户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30％的农户三年实现了收入翻一番的目标,其中6％左右的农户年人均收入超千元,开始向“小康”迈进。显然,过去那种在贫困状态下农户收入“均衡”的局面已经被打破,户与户间的收入差异已很明显。为便于探寻产生收入差异的原因和农户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和潜力,我们应用多元层次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以家庭户为基本分析单位,从家庭人力资源、人口特征、土地资源和生产工具几个方面对影响农户收入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     

子女教育与家庭贫困的代际变动

子女教育是影响农村家庭贫困变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通过对14省区609户农村家庭调查结果分析,发现子女教育有加深父代家庭贫困状况的迹象,子女接受教育程度越高,自身一代家庭摆脱贫困的比例越高,并且能传承下代家庭使其免受贫困;家庭贫困代际变动的教育断裂点为15年(大专教育)。     

贫困与教育——甘肃会宁现象剖析

会宁教育现象是否“过时了”?在全球化背景下,怎样更好地发挥农村教育的功能?在会宁,贫困与教育为何能如此神奇地“共生”?贫困地区要实现和谐发展,教育无疑是一根敏感的神经。     

“苏南模式”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相对贫困问题

在区域经济整体繁荣的苏南地区 ,也存在明显的农村相对贫困问题 ,表现出就业类型的传统化 ,贫困线水平的高端化、贫富差距的扩大化、弱势群体的“赤贫化”等特点。认为“苏南模式”城市化自有的特点和不足 ,导致农民交换权利的不断恶化 ,是造成农村产生相对贫困的根本原因 ,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