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补之著述考略

晁补之,字无咎,山东巨野人,是宋代文坛上一位卓有成就的作家。他“才力宽绰”,诗、词、文兼擅。苏轼尝称其文“博辩隽伟,绝人远甚”(《宋史·晁补之传》)。他的词能踵武东坡,而自成一家,清人刘熙载在《艺概·词曲概》中,说他的词“堂庑颇大”,开南宋稼轩词。翁方纲曾在《石洲诗话》卷三中赞誉晁补之的     

略论王巩及其杂著

王巩(1048——?),字定国,号清虚先生,莘县(今属山东省聊城地区)人。史称“巩有隽才,长于诗”。(《宋史》卷三二0)甚至连苏轼都叹为不及。可惜其诗全部散佚,今仅存笔记杂著三卷。对于王巩其人其事,《宋史》记载不到百字;对于他的作品,人们也不够重视。其实,王巩在当时是一位颇为引人注目的人物。他与苏轼苏辙弟兄交游笃厚,也深得司马光等人的赏识。其流传至今的杂著,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可补《宋史》之不足。就艺术性来讲,在宋人笔记中亦属上乘之作。研究王巩及其杂著,无论是对研究王安石变法、研究苏轼,还是研究中国笔记杂著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周邦彦及其《清真词》(上)

周邦彦字美成,自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杭州)人。北宋著名词人。生于宋仁宗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卒于宋徽宗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享年六十六岁。有《清真集》传世。《宋史》卷444,《东都事略》卷116,《咸淳临安志·人物》有他的传记。 一、家世和青少年时期 邦彦父、祖以上事迹无可考。他的叔父周邠字开祖,嘉祐八年进士。熙宁间,苏轼为杭州通判,多与唱酬,《东坡集》中所谓“周长官”者即其人。邠元祐初知管城县,后知吉州,累官至朝请大夫、上轻车都尉。元符末上书入邪等。事迹见《咸淳临安志·人物》。据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以下简称《遗事》)所考,《茅山志》所载周邦彦佚诗《芝术歌》中“庐陵太守蕴仙风”句所谓“庐陵太守”就是指周邠,因为周邠尝知吉州。周邠之孙周莘字     

重新评价黄庭坚的诗歌创作

黄庭坚是我国文学史上争议较大的诗人之一,自南宋以来,对其诗歌的评价就褒贬不一。褒者谓其诗“格韵高绝”(苏轼《书鲁直诗后》);“不践前人旧行迹,独惊斯世擅风流”(张耒《读黄鲁直诗》);“会粹百家句律之长,穷极历代体制之变”(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而贬者更不乏其人。北宋魏泰云:“黄庭坚喜作诗得名,好用南朝人语,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自以为工,其实所见之癖也。故句虽新     

补校《宋史·司马光传》一则

《宋史·司马光传》:“辽、夏使至,必问光起居,敕其边吏曰:中国相司马矣,毋轻生事,开边隙。”此段文字源于苏轼之文。《东坡七集》正集卷39《司马温公神道碑》:“辽人、夏人遣使入朝,与吾使至虏中者,虏必问公起居,而辽人敕其边吏曰:中国相司马矣,慎勿生事,开边隙。”苏轼原文,敕边吏者惟辽而已,而《宋史》删“辽人”二字,主语承前,变成敕边吏者     

朱敦儒简谱

朱敦儒,字希真。一作希直·误。 《宋史》卷四百四十五《文苑》七(以下简称《本传》、周必大《二老堂诗话》、郑椿《画继》卷三均曰:“朱敦儒,字希真。”《词综》卷十二。陈廷焯《词则·大雅集》则曰:“朱敦儒,字希真,一作希直。”按“希直”之说源出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百四十六《经籍》七十二:“《樵歌》一卷,陈氏曰朱敦儒希直撰。”查陈氏《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八:“岩壑老人诗文一卷,左朝请大夫洛阳朱敦儒希真撰。”乃知马氏转引有误。“真”“直”二字,笔划相近,辗转引田,难免混淆     

《历代世变》非苏轼所作考

在通行的中华书局点校本《苏轼文集》卷六十五“史评”类中,收有《历代世变》一文(原文略)。据现存资料,此文早在南宋编刻《三苏先生文粹》时已收载,明代毛九苞重编《东坡先生外集》、茅维编《苏文忠公全集》时亦加著录,袁黄、王世贞所编的历史教科书《纲鉴合编》,也在卷首《读纲鉴法》中载录此文,且与程颐、朱熹等理学名儒的读史方法并列。近年有学者分析苏轼史论,还特加征引,说其“将苏轼深湛的史学功力表露无遗”(张元《苏轼的史论》,载《宋史研究集》第二十五辑,台北国立编译馆1995年编印)。可是,此文真是苏轼所作吗?试辨之如下:剖…     

“诗词有别”—城市经济带给词的印记

很久以来,有相当多的人抱有一种“诗词有别”的观念。以宋人为例:陈师道就批评过苏轼的词,认为他是“以诗为词,要非本色”(《后山诗话》),晁补之评论黄庭坚词“固高妙,然不是当行家语”(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李清照更是干脆提出,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     

从《江城子》《水调歌头》看苏轼“以诗为词”

“以诗为词”,是苏轼词作的一个突出特色。对这一点,早在宋代的文人就已看到,如陈师道就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后山诗话》);李清照也指出,东坡词“皆句读不葺之诗耳”(《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引李清照语)。苏轼创立清雄高旷的豪放词派,固然与他生活的时代环境、坎坷的人生经历、独特的性格特点、深厚的学问功底有密切的关系,但是“以诗为词”的创作方法,用写诗的笔力写词,增加了词作的雄健顿挫、曲伸自如的气势,大大地促进了其豪放词风的形成。     

石林词与东坡乐府

叶梦得与苏轼门人、后人及其追随者有着复杂的情缘、学缘和血缘关系,叶梦得心中有浓郁的“景苏”情结,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刻意规模苏轼,特别是其《石林词》与东坡乐府有着惊人的相似,其清旷、达观的词风以及直接隐括苏轼诗文入词,用东坡词韵乃至词意作词,善于点化前人诗文典故,在“以诗为词”的道路上更进一步,已初露“以文为词”的端倪等方面,均体现出一种的特殊的创作取向。     

"王铣"应为"王诜"

商务印书馆1983年12月修订第1版《辞源》第4册第3497页“高俅”条载：“北宋人。初为苏轼小史，能笔札。后属枢密都承旨王铣(晋卿)。”又该馆1981年12月修订第1版《辞源》第3册第2046页“王诜”条载：“宋太原人，字晋卿，娶英宗女蜀国长公主，为附马都尉。”按：“王铣”与“王诜”为同一人，而名之写法，同一书却前后不同。是否此人名之写法有二，均属正确；抑或其中之一有误。查《宋史》卷255《王凯传》：“子缄。缄子诜，字晋卿。能诗善画。尚蜀国长公主。”(见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12月版《二十五史》第8册第6173页)又《宋史…     

苏轼的诙谐与幽默

苏轼（1037-1101）,字子瞻,自号东坡居士,人称苏东坡。他一生仕途坎坷,但在诗、文、词、书、画方面却有很深的造诣,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父子三人均入“唐宋八大家”之列。苏轼为人洒落出尘,言谈之中不乏诙谐与幽默,下面的几则故事充分反映了他的这些性格。一、“开口便是罪过”宋王明清《挥尘录·后录》载;苏轼从黄州转迁汝州,途中起官为登州知州,乘船经过泗州时,偶作一词:“何人无事,燕坐空山。望长桥上,灯火闹,使君还。”泗州     

“老来曾识渊明”——辛弃疾学陶浅说

宋代文人自苏轼以来,和陶、拟陶,蔚成风气。苏轼不仅有多达百首的和陶诗,而且以词隐括、化用陶诗,这直接影响了南宋词坛。南宋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在闲居江西上饶和铅山期间,也酷爱晋末诗人陶渊明。他曾经“读渊明诗,不能去手”(《鹧鸪天》序);还常常“细和陶诗”,聊以解怀。辛弃疾拉杂引用陶涛的词,有五十首左右,这远远胜过他驱遣其他任何一个诗人,如庄、屈、李、杜的典故。辛弃疾是一位“金戈铁马”的英雄,他的词以“悲壮激烈”(《宋史·本传》)著称。辛弃疾学陶、引陶有什么特色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意蕴探微

苏轼的词,以豪放著称。选入高中语文第六册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就是其代表作之一。清代词论家徐(钅九)谓东坡词“自有横槊气概,固是英雄本色”(《词苑丛谈》卷三)。胡寅在《酒边词序》中也曾谓眉山苏氏词“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读了此词,深有同感。这首被誉为“千古绝唱”的名篇,在艺术上已有定评,并有佳话留传后世,虽有微词,亦不过是一己之见,并不能有损这首词的光辉和它在词史上的地位。对此,本文不再赘述,只想就其思想蕴含作些探讨。     

苏轼文艺思想简论

苏轼是宋代多才多艺的大作家,其诗、词、散文、书法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浑涵光芒,雄视百代”。(《宋史本传》)同时,苏轼也是一位重要的文艺理论家。当代学者研究苏武的文艺思想,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论文和专著。①这里,本人也想略陈浅见,望专家读者指正。     

苏轼《议学校贡举状》并非熙宁四年奏上

在宋朝科举制度史上,苏轼的《议学校贡举状》以极力反对王安石的科举改革而著名。因此,《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选载了这篇奏疏。《宋史》卷三三八《苏轼传》又予以节录。这篇《议学校贡举状》究竟于何年奏上?史料记载颇为歧异。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写道:“[熙宁]四年,介甫欲变更科举,上疑焉,使两制、三馆议之。公议上,上悟曰:‘吾固疑此,得苏轼议,意释然矣。’”宋人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即承袭此说。《东坡奏议集》卷一     

金文新释(九则)

(?) 此字见于《三代吉金文存》二·四十二。马叙论谓:“字引申为中失之义,借为伯仲字”。李孝定指出:“吴式芬释束,固无据。柯(昌济)、马(叙伦)二氏并释为盛(?)之中,亦可商。中字古文多见,均不从↓,若谓盛(?)之中,与中央之中为二字,则○亦不象器形,为可疑耳。”然究为何字,李氏未明言。今谓此乃午字古文之倒文。《弭叔     

《石刻篆文编》字说(二十七则)

丕卷一、第二页秦诅楚文:“亲仰不显”。案古无丕字。金文中凡“丕显”字皆作“不显”。《诗·周颂·清庙》“不显不承”,《维天之命》“于乎不显”,以及其它的“不显”皆应读为丕;郑玄笺谓“读如字”,如果他见到汉刘熊碑中的“相继不显”则当作何解邪?不字在古文字有于书写时注其中笔作(?),如金文筥侯少子簋及古匋文之例,后人隶作(?),如日本唐写本《书·盘庚上》“(?)乃敢大言”之例,再变而为丕矣。     

对宋元人关于《二十四诗品》记载的诠证

苏轼说“唐末司空图……盖息列其诗之有得于字之表二十四韵。”元好问说“《诗评》《诗品》《诗说》《诗式》亦不可胜读。”据此可证,苏氏、元氏读过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揭斯“唐末司空图教人学诗”云云,亦多侧面表明揭氏读过《二十四诗品》。     

慎勿随人说短长——山谷艳词及其批评略议

最早批评山谷艳词的恐怕就是山谷的同时代人法秀和尚了。此事见于山谷自己的文章《小山集序》:“余少时作乐府,以使酒玩世,道人法秀独罪余以笔墨劝淫,于我法中当下犁舌之狱。”(《豫章文集》卷十六)其后是道学家朱熹的指责:“黄山谷慈祥之意甚佳,然殊不严重……艳词小诗先已定以悦人,忠信孝弟之言不入矣。”(《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而至有清一代对山谷词的批评就更多了:或谓“俳狎”(谢章铤《赌棋山庄集》词话卷一),或谓“鄙俚”(彭孙遹《金栗词话》),或谓“俗亵”不可以入风雅(李调元《雨村词话》),或谓失之于“伧”(《赌棋山庄集》词话卷十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