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控制权的演进及其本质

公司控制权是公司内部相关利益主体享有的对公司运营的决策权和支配权,这种决策权与支配权的安排既可以由公司法等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也可以由公司章程和投资者之间契约这种自治性合约来约定。企业的控制权随着企业形态演变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模式,对公司经营与决策等有主导之权力是公司控制权的本质。公司控制权是通过一系列的公司控制行为来体现的。公司控制权来源于所有权,所有权是公司控制权的基础,公司控制权既不能脱离资本所有权,也不能脱离由以资本所有权为根基而生成的公司所有权独立存在。     

加强对公司控制人行为的法律监管——对我国公司重组法律制度的几点建议

公司重组在大部分情况下会涉及到控制权的转让,即对公司资源和相关权力的再分配。由于控制权转让交易的复杂性、重要性和终结性,这类交易对公司和利益相关人的影响是重大的。在多重利益冲突中,为了保护公司及少数股东、债权人等公司利益相关人的合法权益,加强对控制人的法律监管,建议完善《公司法》、《证券法》中的相关制度,包括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董事忠实义务、控制权转让交易审查制度等。     

论控股股东公司控制权的约束

控股股东行使公司控制权源于其自身的利益追求,有效的控股股东控制对公司具有重要意义,但也伴随着被滥用的趋向。要有效地对控股股东的公司控制行为进行制约,必须以一种系统的观点,以约束机制来保证控股股东的公司控制权合法地、适当地行使。     

股权控制权市场公司治理研究述评——微观结构视角

控制权市场微观结构视角的公司治理理论作为对传统企业理论研究的深化,借助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工具对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进行了拓展,针对公司控制权市场交易、配置和调整的过程细节,准确描述了股份公司中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情形下股东内部控制、要约收购、接管竞标等不同控制和治理机制的实际运作,对信息不完全和存在交易成本条件下的控制权市场交易展开分析,从控制权市场微观结构视角阐明了股东对管理者实施有效控制的机制、策略和条件。股权控制权市场的行为金融问题、股权控制权市场与环境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问题和股权控制权市场中的法律保护与管制政策设计问题将是未来该领域理论研究关注的焦点。     

公司控制权私人利益的法经济学解释

作为现代公司制度演进的产物,公司控制权已经逐渐类型化为绝对控制权、相对控制权和实质上的控制权这三种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权利.随着公司治理研究的重点逐步转向平衡控制股东与非控制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控制权私人利益受到了更多关注.控制权私人利益是控制性股东通过行使控制权而获得的中小股东不能分享的私人的利益,对控制权溢价的实证分析证明了控制权私人利益的客观存在和经济价值.控制权私人利益包括非正当性利益和部分正当所得,其中非正当性利益主要通过关联交易、自我交易、内幕交易、溢价出售等方式实现.对控制权私人利益的法律规制亟待完善.     

后股权分置改革时期公司控制权市场面临的新问题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从根本上建立了我国资本市场的运行基础,其本质是流通股股东和非流通股股东通过协商方式重新分配上市公司控制权的过程,并由此引发上市公司控制权的竞争行为,给后股权分置改革时期我国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与挑战.为此,有必要从公司控制权市场治理效力的角度分析后股改时期我国公司控制权市场发展面临的问题,并对未来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培育提出政策建议.     

公司资产保全与股东之债

公司资产,不可避免地面临公司控制股东或者管理层滥用有限责任、欺诈处置资产的危险.从公司信息不对称、控制权不均衡角度考量,保全公司资产要求公司控制人公平行使控制权.     

控制的公司法分析——公司治理视角下的思考

公司的法人人格性决定了公司权力的结构化、分散化行使的必然性,而公司控制正是公司权力在公司治理机构以及股东、董事、经理等之间分配而产生的一种必然现象,从而形成与不同股权结构、公司治理结构对应的不同公司控制结构。中国公司集中式的股权结构以及所有与经营相结合的治理模式是股东控制产生的根源,股东控制问题的解决相应地依赖于股权结构的分散化调整以及公司治理权力的合理化分配,但这种调整和分配某种程度上并非公司法规范设计本身所能解决,而受到经济制度、政策、利益集团等因素的影响,设定和强化控制股东义务是权宜性的应对。     

企业控制权本质探讨

权力是在特定约束下实现个人或组织意志的能力,权力的基础是对资源的控制,资源控制权是权力的核心。企业控制权本质上是企业参与主体为实现利益最大化而投入企业合作资源的控制权集合,是所有权最核心、最重要的部分。     

公司重整中的债务人自行管理：功能定位与权责配置

公司重整中的债务人自行管理制度具有外在和内在两方面功能。前者在于激励公司经营控制权人及时申请重整，并保证重整期间公司经营的效率；后者在于通过保存公司治理结构以完善权力制约机制，以及激励利害关系人在进入重整程序前进行充分的缔约谈判。若要充分发挥债务人自行管理制度的功能，必须构建用以支撑其功能的权责配置体系。美国法的经验于此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为弥补我国债务人自行管理制度在功能上的不足，可借鉴美国法的经验，对我国债务人自行管理制度进行重构。具体的对策包括：明确债务人自行管理的适用范围，划定自行管理的债务人与管理人的权责界限，健全对公司经营控制权人的权力制约机制，并同步推进重组协议及预重整制度与债务人自行管理制度的完善。     

以国有股表决权证券化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兼论国有经济新型政企关系构建

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的关键是,将东北国有上市公司的国有股表决权证券化为类似于股票的国有股表决权证,竟价发行后上市流通交易,与原有流通股一起构成统一的公司控制权市场.改进政府对公司的控制模式,分离主动表决权与被动表决权,制定<国有股被动表决权行使法>,政府只以被动表决权方式行使有关政治、产业政策方面的保留权利;而将资源配置方面的权利售予流通股公众,由流通股东控制公司经营权,调动流通股东促进资源配置的积极性,形成政府依法监管与企业自主经营相结合的新型政企关系.     

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

公司治理是为了保证企业科学决策而进行的制度安排与设计,这种制度安排与设计本身就是一个结构和机制的有机结合。内部控制作为这种制度安排与设计的重要措施,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具体政策和程序。根据公司治理结构的需要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系统必将促进企业的发展。     

家族企业治理模式——一个国际比较视角的思考

美英两国在保留家族企业最终控制权的同时,有选择地将现代公司制度的优势融入家族企业,形成了比较成熟、规范的企业治理模式;家族色彩浓厚的日、德两国家族企业,以保障相关者利益的思想与人本主义的融合为基础,是一种内部监控型模式;深受儒家家族传统观念影响的韩国、台湾等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则建立了以家族为代表的控股股东主权模式。比较分析三种模式的异同点,可以得出一些对我国家族企业的治理和发展有益的启示。     

企业社会责任外部促进机制的法学与经济学研究

根据玛丽斯-曼妮假设,就算公司内部治理机制未能发挥作用的时候,企业管理者也不会在执行职务时过分滥用其权力,因为公司控制权交易市场（即外部治理机制）会治理这些不称职的企业管理者。从表面上说,公司外部治理机制原理,可以被借用到构建企业社会责任市场促进机制上。然而,不同市场之间具有独立性和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之间具有冲突性。如果不加修正地把公司外部治理机制原理借用到企业社会责任市场机制上,将无助于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市场偶尔出现缺陷,这需要政府的干预、社会的监督和法律的规范。     

论公司控制权的有效配置

在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股权分置改革和企业文化变迁中,中国企业的公司治理与理财将面临新的问题。特别是股权分置改革全面推开后,控制权市场将发生很大的变化。探索控制权的科学安排与有效配置,对于实现社会资源的配置优化并提升公司绩效具有重要意义。     

对建设中国特色先进企业文化的思考

随着文化的力量和作用的进一步提升,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的先进企业文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建设先进企业文化,是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建设先进企业文化,就是要构建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企业文化模式;建设先进企业文化,就是要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元分析

根据76篇关于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文献的研究结果,运用元分析技术,再研究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克服单一研究中存在的样本代表性不够或样本量不足等问题.首先汇总估计企业内部和外部社会资本在结构、关系、认知三个维度上与企业绩效之间的相关系数,进而运用回归分析,在控制社会资本不同维度的相关性后,检验不同维度的企业内、外部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相对强度,结果表明:企业内、外部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均显著为正；在内部社会资本中,认知维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明显大于结构维度和关系维度；企业外部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无明显差别.     

关于改进国有银行法人治理结构问题的思考

法人治理结构是指企业的组织架构和基本制度安排,其核心是选择出最有效率的决策者,并对决策者施加一系列的激励和约束,以确保其作出最有效率的决策。健全的银行公司治理结构在银行经营中的作用极其重要,要实现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目标,公司治理必须被视为最关键和最具战略地位的改革步骤。因此,必须认清目前我国国有银行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尽快着手对其改进并逐步完善。     

管理层持股的契约模型:理论与实证分析

管理层持股的契约模型表明管理层持股能通过激励、信息传递机制和控制权分配三个渠道作用于公司治理结构和影响公司治理绩效。现阶段中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比例普遍偏低,使管理层持股的契约模型不能充分有效地发挥作用;实行和深化管理层持股制度受到分配制度、产权制度等诸多因素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