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话语”:一个分析范式的反思

在当前的古代文学(尤其是戏曲小说)研究中,仍然贯穿着一种激进主义的文化立场,批评话语在很大程度上沿袭的依然是一套反礼教的"五四话语"和具有"现代性"特色的"启蒙话语"。倘若不对这种"五四话语"作出深刻反省,不超越"启蒙心态",以同情理解的态度面对古人,就无法突破古代文学研究的困境,也不利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对抗“五四”式启蒙方案——重读冯骥才《怪世奇谈》系列小说

冯骥才的《怪世奇谈》系列小说,以颇为反讽的态度重述被“五四”新文化运动定性为封建糟粕的辫子、缠足和阴阳八卦,试图以世俗精神和常识经验为依据颠覆“五四”式启蒙话语的逻辑,体现出作者拒斥理性启蒙、回归常识启蒙的心态.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新中国”“中华民族”话语的交集互动

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使用“新中国”“中华民族”话语表达对中华国家建设、中华国族建构的主张，体现了对国家建构与国族建构的同步关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的“新中国”话语，先后有五四时期的“青春中国”“少年中国”、大革命时期的“真正民主共和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苏维埃新中国”、全面抗战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与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新中国”;“中华民族”话语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单一型中华民族观——李大钊提出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融合为“新中华民族”(五四时期)、开放性中华民族观——“中华民族”定义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中共成立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复合型中华民族观——“中华民族”定义明确为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总称(全面抗战爆发后)。建立“新中国”与建构“中华民族”的“国”“族”互动体现为：建立人民当家作主新中国与实现中华民族解放是民族民主革命双重任务；“新中国”是以中华民族为国族并统合境内各族的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以“全中国”“新中国”为共同地域的国家民族(“国族”)。     

"流亡"文学群体的民族意识与生命意识——论"东北作家群"的乡土小说

“东北作家群”是出现在现代民族战争中的“流亡”文学群体,其乡土小说叙事话语的精神指向是多重的,“抗日话语”及其强烈的民族意识是其显性层面;“阶级话语”成其为“左翼”标识,但并没有成为乡土叙事的重心;其社会批判、文化批判与自由而雄强的生命意识的张扬融合在一起,更多地承续了五四启蒙思想命题,而又与关内的中原文化格调有着明显的区别。所有这些共同点,都蕴含在具有浓郁东北地域文化色彩的“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的描绘中。     

“自然”之辩与新诗现代化的两种路径

传统“自然”范畴在五四诗坛的接受,是以文学变革的话语形式呈现的.由于文化态度不同、诗学建设目标不同,“自然”在自由派和古典派诗论家眼里建构意义也各不相同,因此存在着文体上“绝对自然主义”与“规律主义”、韵律上“自然的音节”与“人工的音节”、境界上“推翻一切枷锁镣铐”与“从心所欲不逾矩”等一系列张力.两种“新诗现代化”方案既对峙对抗,又对话互补,构成了现代诗学建构的复调传统,其对新诗形式建设意义不可低估.     

“五四时期”的“科教兴国”思想及其历史启示

本文概论了“五四时期”在“科教兴国”方面的思想成果，并揭示了这些思想成果的历史启示。“五四时期”的“科教兴国”思想是我们今天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可资借鉴的宝贵财富。我们应该继承“五四”，超越“五四”，把“科教兴国”伟业向更高层次推进。     

试论中国近代小说的两条发展线索及其高潮的“错位”

中国近代小说没有产生巨著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本文认为:自从1897年中国近代小说的发展出现了学习外国小说,走向世界,实现“近代化”的主导趋势后,小说观、小说内容的发展与小说形式技巧的发展并不同步,前者的高潮在晚清,后者的高潮在民初。这两个高潮的“错位”使中国近代小说的发展实际上没有出现严格意义上的高潮,所以不能产生巨著。但它们为五四新小说的问世作了铺垫,孕育了新的开端,培养了鲁迅这样伟大的作家。     

应时与问题:“五四指示”与东北土地改革

抗日战争结束后,为适应各解放区农民对土地的强烈要求,中共中央制定了“五四指示”.“五四指示”具有明显的权宜性、过渡性,是中共的应时决策.在“五四指示”指导下,东北地区土地改革经历了三个阶段,在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明显的“左”倾问题.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在“五四指示”之后,中共中央依然不断探索土改措施,且逐步趋于“左”倾；另一方面是执行土改政策的各解放区农村基层干部的素质难以胜任进一步的土改工作.另外,单就东北地区来讲,还受到中共中央对其两次政策性松绑的影响.东北土改问题给我们的经验教训是,无论何种情况下,我们都应该始终坚持实事求是.     

小说修辞研究又有了新说法——李建军《小说修辞研究》的原创性

对于小说修辞的理论研究,在当代中国已有许多理论建树.而李建军的<小说修辞研究>,是在前人基础上,以西方学界同类研究成果为标尺,重起炉灶构建的具有原创性的学术新著.在小说修辞的"主体关系"、"修辞技巧"、"修辞效果"等章节中,提出了本领域颇有新意的理论创见,从此,小说修辞研究又有了新说法.     

“五四”与新人的发现

本文围绕“五四”启蒙运动中对于“■”的更新的探求,论述了“新人”的起源、性质及其由发现以至失落的过程,藉以展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怪圈”运动的一部分成因,并进而提出在现时代条件下如何总结“五四”经验教训以实现“新人”建构的基本设想。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在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领导下,一九一九年中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的反帝     

“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五四”运动是一次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它是在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启发下发生的,它的发生又使新文化运动进一步深入发展。 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中突破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接受、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由它掀起的这个新文化运动到了“五四”运动,才得以形成规模壮阔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李大钊早在“五四”的前一年起,就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1918.7.1),《庶民的胜利》     

论五四女性情爱主题写作中的边缘文本和隐形文本

五四女性文学的情爱主题的写作既是对个性解放的时代总主题的呼应 ,同时又没有丧失女性性别体验的真实表达。由于五四时期女性表达话语的失构和女性意识的稚嫩 ,这种性别体验还必须裹挟在主流话语当中 ,以一种或边缘或隐形的文本形式浮出历史地表。但是这已经鲜明地勾勒出五四女作家由“觉醒”到“自觉”进程中的女性意识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女性意识发展初期的阶段性特征。     

“五四”性别启蒙的策略与困境——以“李超之死”为中心

女高师学生李超之死是五四时期重要的文化事件。男性知识分子借此事件的讨论拓展了女性问题的言说空间,并将妇女解放与启蒙话语相结合,使新女性的形象构建成为现代性想象的一部分,显示了男性知识分子在女性问题上的言说策略与主导地位。而五四女性在新思想与旧道德之间依违离合的处境,不仅凸显了个人身份认同与转型时代之间的矛盾,更呈现出五四时期社会性别问题的复杂内涵。     

“无后”与“不朽”──试论五四时期胡适的社会伦理观

“无后”与“不朽”──试论五四时期胡适的社会伦理观胡明五四时期，胡适不但在白话诗文运动中首举义旗，冲锋陷阵，而且在思想哲学、社会伦理范畴掀起了一股强大的反传统旋风。他的“无后”主义和“不朽”现在强烈地摇撼３０００年来封建伦理传统和旧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同...     

“以小说为证”与中国古代小说文体之形成

在中国早期的小说观念下,小说多依附于子、史,几乎都是“为证”式的,非为小说而小说,故虽名为小说,实以证理为主要,兼有证教、证才、证诗、证地等,小说被视为“证据”或论证的手段.大体而言,唐前重小说“所证”,唐及后世重为证的小说文本本身.过分突出“所证”,小说本身的故事处于依附地位,妨碍了小说文体的独立;反之,作为“证据”本身及“论证”过程超越于所证,小说文体之独立性也就慢慢得以呈现.     

留学生与民族国家的想像——从《新中国未来记》看梁启超小说观的现代性

《新中国未来记》中表现出来的未来与现实的强烈对比,表达出作者对追赶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焦虑;小说中“留学生构建民族-国家”的主题,开创了具有历史现代性的留学生小说类型;梁启超把小说用于宣传历史现代性,即将小说作为构建民族国家共同体的现代性话语,以推动民族建设与革命进程,对于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乃至20世纪的中国文学潮流有着前瞻性的引领作用;此外,从留学生主人公的角色设置到叙事时间的倒叙手法,《新中国未来记》均仿自西方政治小说,显现了梁启超试图调和历史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之间矛盾冲突的努力。     

＂Love＂ as the Key Word： New Sexual Morality and New Literature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Years （1900-1920）

借助翻泽，“恋爱”一词在20世纪初进入现代汉语，使“男女之情”在方式、体验、意义与评价上，因新的命名而发生改变，并进入公共话语，成为中国新伦理建构的突破口，产生了从晚清到“五四”一系列新道德命题及与之相应的新文学作品。晚清倡导的“自由结婚”，确立了婚娴以恋爱为前提、以当事人自决为主导的现代意识，并开创了文明结婚新风尚。民初，“恋爱”一词在本土化过程中一度污名化，导致专写恋爱的言情小说普遍规避此词；但哀情小说对爱情精神品质的普遍推崇，却为五四“恋爱神圣”的出场奠定了基础。西方理论影响下建构的五四时期恋爱理论，有“恋爱自由”与“自由恋爱”的微殊差异，后者将新文化激进主义导向极端。五四恋爱文学在空间意象和恋爱描写上的创造，解构了压抑个人自由的家长权威，颠覆了传统道德，也开拓了文学的表现领域。但个人主义的单维描写，未能使恋爱体验向纵深挖掘，而是引向浮浅。     

“五四”运动国际背景研究两题

一、朝鲜“三·一”运动树立行动楷模 朝鲜“三·一”运动为中国人民树立了进行现代反帝群众政治运动的楷模,直接促进、推动了“五四”运动的爆发和进展。所以如此,除了山水相依联系悠久等地域历史因素外,还因为中朝人民近代以来“历史上之经过几完全平行”①,都遭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摧残和蹂躏;都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世界大潮推动下产生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把本国人民的命运同世界无产阶级事业联系起来,周恩来说,“五四”运动和“三·一”运动都是受世界新思潮的波动②,就是明证。而“三·一”运动又仅早“五四”运动两个月,正值“五四…     

对“循环阅读”批评方式的尝试——重演《三国演义》

本文论述了“循环阅读”的操作方式及其必要性。指出,由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独特性,不同文化门类之间的相互渗透极为明显,故而只有在特定文化语境与文本之间进行“循环阅读”才能发现文本生成的逻辑轨迹;又由于士人阶层是中国古代文化话语的实际建构者,他们的文化心态与人格结构对文本意义具有决定性作用,所以只有在文本与士人阶层具体价值取向之间进行“循环阅读”才能揭示文本蕴含的文化意蕴。作为例证,文章分析了《三国演义》的文本意义与特定文化语境及士人心态间的紧密联系,指出这部小说是在“道学”语境中用通行的士人话语对“三国”故事的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