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至贞元年间唐与南诏关系考略

唐朝天宝年间,由于唐朝的措置失宜,导致南诏投靠吐蕃.但南诏投靠吐蕃,反受其挟制,而德宗年问唐朝势力增强,多次打败吐蕃,加之吐蕃与大食为争夺中亚而进行酷烈战争,吐蕃遭重创而力量大衰,为南诏归附唐朝奠定了基础.     

南诏军事制度述略

军事是南诏重要的支撑,是南诏与唐朝、吐蕃政治博弈的资本。深入分析南诏时期的军事风尚、军事职官体系及军队组成,以揭示南诏军事制度的特点,有助于全面认识南诏的社会与历史。     

边吏张虔陀与唐朝、南诏关系之破裂

天宝年间,由唐朝一手扶持的南诏地方势力与唐朝决裂,转与宿敌吐蕃结盟。南诏政治态度的急剧变化,造成唐朝政治格局的改变,因此是中国古代历史进程中值得重视的事件。关于唐朝与南诏关系的破裂,《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唐会要》、《册府元龟》等史籍认为是张虔陀等边吏无理欺压南诏所致。笔者就此提出不同看法,并分析《旧唐书》等史籍持有上述看法的原由。     

也论永宁土司的族属问题——兼与施传刚先生商榷

［摘要］在横断山区民族走廊，即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藏彝走廊”中、川滇交界的盐茶马古道商贸通道上的永宁是历史上南诏与吐蕃、吐蕃与唐朝以及唐朝与南诏交战时拉锯式争夺的地带之一。忽必烈率军平大理国时，他亲自带领的中路军途经永宁，并相对较长时地驻军于永宁日月和，永宁可谓军事要道和兵家争地，历史上阿氏土司的领地即在此。美籍华人、佛罗里达大学人类学系文化人类学家施传刚先生认为永宁土司的族属很有可能是蒙古军队里一位西番军官的后代。就此结论及相关问题，笔者认为值得商榷，遂作此文。     

唐朝后期南诏国与唐朝的关系

在唐文宗到唐昭宗年间南诏与唐朝且战且和,直到唐朝、南诏灭亡,在这个时期,唐朝与南诏的关系仍然是一种隶属关系。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角度来看,虽然双方也试图建立一种稳定的友好关系,但是历史的发展已经需要重新寻找平衡点,所以唐朝与南诏在最后的博弈中,双方都耗尽了各自的实力,随着双方的灭亡结束了二者之间的关系。     

西洱河战争起因辨析

公元七五一年和七五四年,即唐玄宗天宝十载和十三载,李唐王朝曾两次出兵云南,讨伐洱海地区的南诏阁罗凤政权,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西洱河战争。 唐王朝在西洱河战争中被南诏打败,损兵二十万,初唐百余年间对云南的惨淡经营付之东流。由于南诏叛唐而附吐蕃,唐朝以云南牵制吐蕃的战略被打破了。战后不久,安史之乱起,唐朝边军调入内地,南诏和吐蕃乘机攻唐,河西、陇右大片土地被吐蕃占领,大渡河以南地(唐巂州、南宁州和姚州三都督府,相当于今云南全省及四川的西昌、凉山地区)全为南诏所据。     

论唐宪宗、穆宗时期的唐蕃关系

唐宪宗、穆宗时期,吐蕃在经过德宗贞元年间唐朝、回鹘、南诏的联合抗击之后,国势渐衰,已不能再对唐朝构成严重的威胁,至穆宗长庆初年,最终与唐朝举行了罢战言和的长庆会盟.而唐、蕃关系的改善,又为唐朝剪除关东叛镇、重树中央权威创造了相对稳定的边疆局势.     

《新唐书·吐蕃传》“南诏兵生擒论莽热”事件勘误——兼论8世纪唐诏关系的变迁

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的维州之战，吐蕃军统帅论莽热有被唐军生擒和被南诏兵生擒的不同说法。通过对各类史料的分析对比，并参考维州之战中唐军与南诏军的部署路线，可以得知南诏当时并未进军至维州，《新唐书·吐蕃传》中“韦皋率南诏兵薄险设伏”这条记载的可信度较低，南诏兵当为西川兵的衍文，论莽热实为韦皋所部的唐军所俘。然而韦皋攻打维州的同时，作为盟友的南诏军也予以配合，在昆明城(今四川盐源)等地参与对吐蕃的作战，《新唐书·吐蕃传》修撰者因混淆了两条不同战线的情况而误载该史实。     

从语言论证南诏王室的族属问题

一 南诏是唐代云南地方建立起来的一个多民族的奴隶制国家。南诏政权的建立顺应了历史潮流,完成了统一云南的大业,推动了该地区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南诏在立国270年间,促进了境内各民族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增强了与邻近的吐蕃、骠、昆仑、真腊、大小婆罗门等国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联系。虽然与唐王朝发生过冲突,但基本上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由于南诏政权对外扩大交往,积极吸收和引进外来文化和先进技术,对内加强统治,采     

巍山文物与南诏历史——南诏统治者系出彝族新证

南诏亦称蒙舍诏,本是七世纪中叶定居于现今云南省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一带的一个少数民族部落。当时与南诏共存于洱海区域的还有蒙巂、浪穹、越析、(之登)?、施浪等五个部落,共称六诏,再加上剑川、时傍二诏,统称八诏。蒙舍在诸诏之南,故称南诏。由于南诏统治者得到唐王朝扶待,从唐开元初年始直至贞元十年,前后八十年间,先后兼并了其他七诏,统一了洱海地区。开元廿六年(738)唐封南诏首领皮逻阁为越国公、云南王。后来南诏统治者与唐王朝曾发生矛盾,一度依附于青藏高原的吐蕃地方政权,继之又附唐以抗吐蕃。     

清乐不亡于开元、天宝补证

文章以一些新材料论证了清乐在唐代宗、宪宗乃至文宗时期的宫廷中仍然得以表演的事实,进一步反驳了《通典》关于清乐亡于开元年间的记载,在补充和丰富学界现有结论的基础上,为深入研究唐代的音乐状况及其与诗歌的关系提供了更为有力的参考。     

《诗源辩体》中唐诗论产生的时代背景与理论渊源

明代诗学的主体是唐诗学,晚明时期唐诗学进入整理、融合时代。产生于晚明的《诗源辩体》不是一部专论唐诗的著作,但全书主体却是唐诗研究。其唐诗理论不是许学夷所独创,而是与前代、同时代诗论有着深厚渊源;不仅包括《文心雕龙》、《沧浪诗话》、《艺苑卮言》、《诗薮》,更包括公安派、竟陵派的诗学理论。正是在融汇众家的基础上,《诗源辩体》中的唐诗理论成为了有明一代唐诗理论的总结之作。     

山东唐朝时期佛教的地理分布

山东唐朝时期不但寺院林立,而且本地高僧和外来驻锡的高僧也很多。随着唐朝佛教宗派的兴盛,各主要宗派在山东地区也广为流传。可见,山东唐朝时期的佛教在全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从汉唐目录学发展看史学地位的提高

汉唐时期，史书数量和门类增多，史学范围逐步拓展，图书分类问题就凸显出来。史部成为独立的部类经过了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从汉代的《别录》、《七略》到魏晋的《中经新簿》、《晋元帝四部书目》，从南朝的《七志》、《七录》到唐代的《隋书·经籍志》，史部逐步从其他图书门类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部类。这反映了史部书目在目录学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重视，体现出史学地位不断得到提高的趋势。文章试图从对汉唐目录学经典著作的阐述，分析这一时期史学地位的不断提高和最终确立。     

唐代饮食争竞豪侠的文化风神略论

唐人以饮食量大、食物巨大、饮食方式和环境竞豪。饮酒也在于全民性及酒食合欢氛围的刻意营构。饮茶也喜豪饮。所谓“量”体现了以武勇竞豪的一种身体性、生物性的替代表现;以饮食方式的粗率豪放,表现的是特定的开放时代那些更加人性化、情感化的内容。这也是对于刻意文饰自己的饮食方式不满,有意与南朝社会崇尚柔弱的流俗表现不同,从而适应和张扬了唐代尚粗豪的时代风习和个体情性。     

在调和与融通之间：唐宋变迁视野下的三教互动

直至中唐以前,佛教与道教虽曾各倡调和之论,历朝君主也有调和之举,但都是对三者关系的外在安顿,儒佛道之间真正融通并未措手。大约中唐前后,佛教完成了中国化进程,道教尽展本土宗教的全部特色。儒学也自觉危机,遂由韩愈肇其始,而由宋代理学家最终毕其功,融汇佛道的合理精髓,再构宋学的思想体系,最终夺回三教关系的话语主权。在此过程中,佛道两家进一步将儒学价值观自觉纳入教义,主动向儒家靠拢。而宋代君主作为最高统治者,尽管个人在崇道好佛上各有轩轾,却始终以调和三教为基本国策,但仍有值得抉发的历史细节,勾划出统治者从三教调和的外在安顿向三教融通的格局砥定的政策走向。这些变化与互动,构成了思想领域中唐宋变革的一大主题。     

试论唐代市场管理制度的适应性调整

坊市格局下的唐代市场管理体制通过限制商业人口、商品数量以及经营空间来达到市场交易有序化。但这种模式需随着唐代工商业的发展而做出调整。唐中后期各地草市自发兴起,长安东、西两市经济功能逐渐差异化,坊内商业活动频繁,均体现出人为规定的市场管理制度与市场的自然秩序之间的矛盾。为适应市场自然秩序的变化,唐政府对人为秩序不断进行调整,如扩大市场规模、模糊坊市界限等,这种适应性调整不可避免带有一定滞后性。     

说唐代牡丹

唐高宗时 ,皇后武则天移植汾州牡丹于京师长安 ,牡丹作为观赏花卉 ,始为社会普遍认识。佛教僧人为培育牡丹做出了重大贡献。牡丹价格始终昂贵。唐代赏牡丹蔚然成风。牡丹与社会生活结成种种关系 ,还进入音乐、美术领域     

简论李邕书法对元代赵体书风的影响

唐代李邕书法对以赵孟頫为首的元代书坛影响甚大,促进了赵体书风的成熟并风靡天下,成为一代书法主流.元代人通过学习李邕书法,终至出唐入晋,复古为新.     

南唐登科记考

本文考以唐宋史传所载、诗话笔记、别集总集及有关资料 ,仿清人徐松《登科记考》体例 ,首次对南唐士人科举及第及知贡举情况 ,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梳理 ,它可说是对《登科记考》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