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福利与社会福利关系的研究述评

近几年来职业福利逐渐回归人们的视野。梳理国内外研究成果发现:虽然职业福利的概念存在广义和狭义之分,但都是基于雇主提供这一事实;职业福利尽管存在负面影响,但其社会功能不可否认;职业福利与社会福利存在着辩证关系,职业福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补充社会福利。这为中国现阶段如何定位职业福利,合理处理职业福利与社会福利的关系提供了研究基础和有益参考。     

普惠型福利视角下城市高龄者养老社会化服务体系研究

普惠型福利是社会福利发展的趋势,是改善民众生活、提高生活质量的政策选择和制度安排.从普惠型福利视角,解决城市高龄老人养老的“资金保障”和“服务保障”,是国家和社会为高龄者养老服务提供的最为人道的福利.结合高龄者养老需求,普惠型福利与城市高龄者养老社会化服务体系之间存在着契合性.构建城市高龄者养老社会化服务体系,强调政府的主导责任,稳定家庭养老的基础地位,推动社区照顾服务,发挥社会福利机构的补充作用,是实现全民福利、满足高龄者养老需求的必由之路.     

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我国最早的著名教育家孔丘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个“乐”,也即“乐于学习”吧,恰好说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是学好任何科学文化知识、特别是语文的唯一途径。因为语文寓知识于文学熏陶中,寓道德情操教育于形象和语言的感染中。人生在世,谁不爱文学?谁不爱“乐”?就是一字不识的老农民,在劳     

从机构福利到社区福利——对国外社会福利服务去机构化实践的考察

从国外的发展趋势来看,社会福利政策的变化包括去机构化、正常化、社会融合化。现有的社会福利服务主要采取机构保护和事后治疗的形式,使得社会福利的效果和效率都表现出局限性。与此同时,福利服务对象的急剧增加、人们福利需求的多样化及个性化发展,都使新形式的社会福利的出现成为必然,从而引发了新的变化趋势。在社会福利服务去机构化发展趋势的推动下,社会福利的中心将从以机构福利为主转到以社区福利为主。     

福利国家的两重性和两种发展趋势

福利国家是西方社会科学界及公众舆论颇为关注、然而也是弄得十分混乱的问题之一。在国内刊发的文章中,大多避免使用这一提法,而用“福利社会”、“福利主义”、“社会福利制度”。即便使用福利国家一词,也往往加上引号。本文拟就福利国家的缘起、实质、发展趋势及其成因等发表一些粗浅的看法,就教于同行。〈一〉福利国家的缘起及发展     

路径依赖：第三部门的福利提供及限制——以中国扶贫基金会“新长城-特困大学生资助项目”为例

福利多元主义背景下第三部门的出现，为解决社会转型过程中大量出现的弱势群体问题提供了重要思路。但由于第三部门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组织(机构)价值缺失和自身筹措资源能力不足，使其在社会福利服务提供的过程中必须与政府保持经常性互动。本以中国扶贫基金会“新长城——特困大学生资助项目”为例对第三部门与政府的互动过程进行分析，认为第三部门福利提供过程中的路径依赖造成了其社会福利服务的行政化取向，“价值代入”和“资源依赖”是这一过程的两个基本特征。     

社会结构变迁中的福利依赖与反福利依赖分析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 ,社会阶层结构发生着急剧变化 ,目前处在城市社会贫困阶层的生活质量状况令人堪忧 ,福利依赖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现象 ,它不仅影响我国社会福利政策的实施 ,也对我党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形成挑战 ,文章探讨当前我国社会福利依赖的原因并进行反福利依赖分析 ,寻求反福利依赖的社会政策措施     

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及启示

近年来,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了“福利危机”。为此,西方各国都致力于社会福利制度改革。西方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对我国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借鉴:完善国家社会福利体系;弱化政府在社会福利制度中的作用;增收节支;尝试推行“工作福利”制度;加强社会福利方面的法制建设等。     

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与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中国传统社会福利制度也进入了改革与转型期,即中国社会福利事业正在向社会化、现代化的新型社会福利制度迈进.通过一系列改革,中国社会福利事业获得了较快发展,职工福利逐步向其原本的性质、地位和功能回归,民政福利逐步由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转变,社区服务成为重要的具有社会福利性的服务行业.在我国,一个以国家、集体兴办的社会福利机构为骨干,以社会力量兴办的社会福利机构为新的增长点,以社区福利服务为依托,以居家供养为基础的社会福利体系正在形成.     

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及启示

近年来,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了“福利危机”。为此，西方各国都致力于社会福利制度改革。西方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对我国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借鉴：完善国家社会福利体系；弱化政府在社会福利制度中的作用；增收节支；尝试推行“工作福利”制度；加强社会福利方面的法制建设等。     

社会福利的制度选择与文化阐释——《社会福利与文化》

“为什么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同的国家却选择了不同的福利制度”,“为什么有的福利国家能够灵活应对福利国家的危机,而有的国家却不能应对”,这样的研究问题是社会福利“经济决定论”和“政治决定论”所无法回答的,而破译此类问题的意义又十分重要,特别是在当前福利国家危机席卷全球的背景下,各国都在依据本国国情开发新的社会福利模式,亟需新的理论指导。     

我国五保集中供养老年福利的调查和思考——以河南、湖北和云南为例

农村弱势群体老年福利发展和完善,是建设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不可忽视的内容。五保供养制度是政府供养农村弱势老人的典型形式。二十年来,我国政府、学者和福利机构对社会福利社会化的理论和实践不断进行论证和探索,政府福利机构社会化改革是其中重要内容。本文对河南、湖北和云南部分农村五保集中供养福利的现状进行了调研,总结出这种福利形式存在的问题,从社会福利社会化的视角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并提出了解决以上问题的对策。     

非商品化和商品化的紧张——从失业保险再看瑞典的福利改革

“人民福利”曾为瑞典赢得了“福利之窗”的美名,但随着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和全球化经济的冲击,瑞典国内经济疲软,福利预算赤字和国家财政赤字快速增长,以及面对国际、国内的压力,瑞典政府逐渐反思“社会民主主义”福利模式过度去商品化的弊端并进行福利改革.本文在概述瑞典社会福利非商品化特征的文化、政治、经济根源的基础上,通过对失业保险危机前的非商品化特点的呈现,以及失业保险在危机后改革中的商品化与非商品化紧张的现实,揭示具有“非商品化”福利传统的瑞典,其“商品化”福利改革任重道远.     

哲学:人的觉解——从哲学与人的关系中对哲学本身的反思

“我是谁”,在哲学史上这一简短而又深刻的发问不知由此而产生了多少的哲学家,也不知由此而困惑了多少的哲学家。人们也许会轻易地回答:我不就是人吗?可人是谁?从哪里来?在哪里?到哪里去?事实上,这一发问真正触及到哲学的灵魂,“全部哲学就在于了解我是谁”(罗伊斯语)。打开人类哲学史,不论中国圣人孔子的“知人”,还是印度佛祖释迦牟尼的“佛”之     

转型期多元福利实践与整体性福利理论框架

中国社会处于结构转型与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个人福利与社会秩序关系议题突出。在经济市场化和福利社会化的处境下,国家、市场、社区和家庭均对个人福利产生重大影响,其中劳动市场和国家再分配对个人福利影响最为重要。转型期多元主义社会福利实践证明:现有社会福利理论模式难以解释“混合经济”体制下的福利特征,“整体性”福利制度框架与政策模式应运而生。最后,笔者讨论“整体性”福利概念框架的现实、政策与理论涵义。     

基督教福利组织在社会福利建设中的作用

社会福利建设朝向社会化和多元化发展,支持和鼓励社会力量兴办福利事业是福利改革的趋势。基督教福利组织作为一种外来宗教组织,它的管理经验和服务理念充满人性化和爱的真谛,将对我国社会福利建设产生独特的作用。     

“夫孝,德之本也”——论孝道的伦理精神本质

孝道是中华传统伦理的核心观念和主要特征，而爱、敬、忠、顺则是构成孝道的密不可分的四个方面。爱生于自然之亲情，敬来自上下之伦理，忠为爱的奉献与体现，顺是敬之核心与践行。这四个方面还内含着注重群体本位、追求和谐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本质和内核——仁、义、礼、和。所以，正如古人所言：“夫孝，德之本也。     

一种积极的社会福利思想——论“第三条道路”福利思想的兴起及其启示

针对西方“福利国家”的危机，“第三条道路”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以往的福利思想。其主要内容是坚持“权力与责任的统一”，建设社会投资型国家，实行积极的福利政策。“第三条道路”福利思想是顺应形势对原先福利制度的调整，有科学和进步的意义，其对我国的社会福利建设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从国家福利到多元福利——南京市和兰州市社会福利服务的案例研究

从“国家福利”向“多元福利”转变是国际社会政策变化的大势所趋。南京市和兰州市在社会福利服务方面发生了类似的变化。面对经费困难对福利服务的更大需求 ,民政部门试图利用与市场经济相关的资源发展福利服务。这一改革措施使国有福利院从完全依赖政府投入逐渐转变为依靠更多元化的资源。同时 ,社会上出现了崭新类型的依靠政府、企业、当地社区以及家庭或个人的混合资源为用户提供服务的“社会办”福利院。     

论职业福利与农民工的住房保障

雇主向雇员提供免费的或低收费的住房是职业福利的体现.当前农民工的住房主要由雇主来提供.雇主提供的住房也存在着人均面积达不到城镇平均标准、配套设施不健全、“家居化”缺失以及宿舍劳动体制对农民工带来的全方位“规训”等问题,这些因素制约着农民工的住房福祉水平的提升.职业福利无法代替政府的社会福利行为.因此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既需要用人单位以职业福利的方式予以保障,更需要政府对农民工的住房福利给予强有力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