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维度下的政党与政权关系

政党是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为了维护其自身利益、实现其共同或相近的政治纲领和政治主张而谋求通过选举取得和巩固政权,由其阶级中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合法的政治组织。政党为取得和巩固政权而建立,能满足一定社会中不同利益团体维护自己利益的需求,政党制度为政党取得和巩固政权或干预政权提供了法律保障。在宪政体制下,政党取得和执掌政权具有合法性、间接性和暂行性的特点。     

政党制度及其宪政化思考--兼论对中国宪政道路的借鉴意义

本文从政党和宪政的起源和历史发展入手,考察了英美政党制度及宪政的发展历程,阐述了政党与宪政的关系,以期对我国宪政建设做些有益的思考.     

略论中国社会主义政党学的研究对象

政党学是研究政党及其产生、发展和活动规律的科学。政党学的学科性质 ,政党、政党政治、政党制度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与规律 ,政党的组织机构、制度设施及其运行机制 ,政党与国家政权系统的关系 ,政党与社会生态的关系 ,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政党学的研究对象。     

整合功能视角下服务型政党建设研究

从整合功能的角度探寻服务型政党建设是实现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科学嬗变,服务型政党建设是发挥社会整合功能的终极价值目标回归,社会整合功能为服务型政党建设提供核心资源要素。服务型政党建设是多元矩阵,需要整合价值理念,彰显服务型政党建设的灵魂;整合人力资源,强化社会服务能力;优化组织机构,实现服务与机构设置的内在平衡;引入电子政务技术,实现“指尖上的政民对话”,多重要素共同作用,一齐发力。     

领域的分离与当代中国政府重建——一种责任政党政府的理论视角

责任政党政府强调的是政党责任在政府过程中的一种延伸,是进入国家政治过程中政党和政府功能重组的严密的政治形态。新中国责任政党政府经过了黄金10年的联合政府的探索,又经过了20年的历史倒退,终于在改革开放以后开始步入了新一轮的积极探索。而在这一探索过程中,正是经济与政治的分离、市民社会的崛起、多元文化的形成,成为当代中国政府体制变革与重构的基础。     

简析西方政党制度

现代政治也称为政党政治,在现代尤其是当代政党已经成为最常见、最普通、最活跃的一种社会现象,这表明对国家政治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就是政党。没有政党的国家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已寥若晨星。西方政党制度是西方民主制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西方政党政治的主要表现形式。由于各国政党产生和发展的具体历史环境不同,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出现了不同性质和形式的政党。     

从清末立宪反思宪政之根基

清末立宪在客观上开启了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转型之门,是对两千年来专制政体的否定,其主流意义值得肯定。"立宪"之败是中国政治近代化的难产,表明不具备根基的"立宪"无法逃脱最终失败的命运;暴力革命不一定总能从根本上改造旧有的社会秩序,亦不能借此一蹴而就地实现宪政。宪政之根基在于建立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基础上的市民社会,只有期待其茁壮成长,构建其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良性互动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才能为宪政的实现打下坚实的根基,提供不懈的动力。这或许是清末立宪给予我们的深刻反思与启示。     

论20世纪以来西欧政党格局的演变及其影响

西欧是政党政治的发祥地。20世纪以来,西欧政党格局发生了两次重大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社会民主党从受歧视、受压迫的反体制的革命政党转变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改良政党并登上西方政坛,推动西欧政党格局从单极走向多极,促进了西欧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和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动,西欧国家的政党通过分化组合逐渐形成了阵线分明的左右两大阵营,多极政党格局演变为两极政党格局,同时,出现了传统左右翼政党的中间化发展趋势。两极政党格局的形成,使左右翼政党可以通过选举,有序更替,轮流或联合控制政权,实现了政党政治的平衡发展和有序运行,促进了西方社会的长期稳定,推动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福利国家建设,从而使西欧成为当代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由福利国家组成的地区。     

金融危机、货币危机与宪政危机

为了探寻应对与化解当下肆虐全球的金融危机与主权债务危机的有效途径,针对各国陆续推出的各种救市举措未能发挥实质性效果反而助推了危机的全球性传导甚至导致了一些国家濒临"国家破产"的尴尬窘境等问题,宪政经济学理论提供了一条可能的破解路径。在立宪主义的视野下考量货币危机、货币体制、通货膨胀与政府财政权相互间的逻辑关系,对货币政策、货币权力的宪法规制等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在货币立宪主义的规范结构中,无论是金融危机还是主权债务危机,其本质都是货币危机。货币危机的本质是由于国家货币权力失范所导致的宪政危机,而宪政危机可能是一种政治系统危机、价值认同危机、社会文化危机、制度构建危机、权力危机,无论是以哪一种危机或者危机组合的形式出现,宪政危机在实质上就是违背了尊重与保障人权这一立宪主义核心价值的权力危机。应从立宪主义的视角透视、分析并挖掘隐藏于金融危机或货币危机现象与问题背后的宪法现象和宪政问题,审视其中所隐含的独特的货币权力诱因。探秘货币危机与自由、民主和宪政之间的运作机理、逻辑内联性以及发展规律可以发现,货币立宪可能是应对与化解货币危机的有效途径,也是从根本上治理货币危机的必由之路,由此亦可促进、推动和实现宪政体系自身的更新与升级。     

保护私有财产对推行宪政制度的意义

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绝不是上帝的暗中驱使,而是每个平民对自身利益的逐渐认识和将这种认识付诸实践的本性行为。人民对于一种制度的选择必然经过深思熟虑以及实践的反复修正,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永远会将利益的最大化、幸福的最大化放在首位。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及权益,是完政制度的推行在逻辑与历史上的双重起点。出于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欲,使市民社会中催生出公民与国家之间建立的契约社会。从这个角度而言,市民社会是宪政价值的源泉（权利本位,权利类型）;提供了其重要制度的模型（契约——宪法文本、代理——代议制）;造就了立宪主义的缔造者和承担者——近代有产阶级：决定了近代宪法秩序的基本结构——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如此,有一个结论,宪法实质是连接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桥梁,而公民社会下对私有财产愈加强烈的保护欲必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宪政制度的深入实施。     

论宪政生存的经济条件

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不可能产生宪政。市场经济是宪政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市场经济产生权利观念、权利意识,促进政治法治化、民主化,要求限制政府权力,保护公民权利,产生宪法观念和宪法,培育宪政生存的社会基础———市民社会。     

东南亚七国政体比较研究

在全球性经济与政治自由化的浪潮中,文莱的二元君主制政体及其所表现出的权力高度集中表达出它仍处在宪政主义的萌芽状态。在其他六国中,多种政体共存,既体现了宪政主义对文化和历史的包容性,如在虚位国家元首化下,柬埔寨、泰国的君主立宪制照顾了王族和僧侣的文化性和宗教性,马来西亚的君主立宪制则吸纳了世袭苏丹的历史性和地方性,且此三国都建立了立法与行政分立的议会和政府以及相应的议会内阁制;也体现了对政体形式的超越。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确立的立宪主义总统制和包含总统相对实位化元素的新加坡议会制均在于防御集权和威权主义的复辟。宪政主义框架下的不同形式的政体已在东南亚各国成为主流。     

宪政概念的多重性解读

宪政是政治观念、政治制度和政治运行状态的综合体,其涵义的综合性,构成了宪政＂语义场＂的多重性,同时导致了基本构成要素的多维性,宪法、法治、民主、人权与自由构成了宪政的基本要素;宪政有赖于存在的条件,这些条件关联着宪政的产生、发展,成为决定宪政存在的根本与基础,＂人＂与＂市民社会＂构成了宪政的双向根基。     

民主·共和·宪政: 辛亥革命的政治现代化选择

辛亥革命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开端,是以民主为政治目标,以共和为政治制度,以宪政为治理模式的政治革命。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民主立国、共和建国、宪政治国,使中国政治从传统走向现代：政治统治合法化,政治结构合理化,政治行为多元化。辛亥革命的是非功过,至今招谤涉讼,但遗产丰富,启迪深刻：民主、共和、宪政是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趋势,是漫长的历史过程,是复杂社会系统,需要立足现实实践,循序渐进,不断发展创新。     

思想史视域下的宪政主义——兼议“constitutionalism”的译法

＂宪政＂是否有一种＂主义＂,目前在国内尚存争议,但从思想史或概念史的角度去审视＂宪政＂的英文对应词＂constitutionalism＂,在＂制度＂和＂思想史＂两种维度上将＂constitutionalism＂分别译为＂宪政＂和＂宪政主义＂既科学合理,也符合学界的一贯用法。并且,理解作为一种思想观念的宪政主义也能辨识作为制度实践的＂宪政＂在我国政治或法律进程中的历史方位。     

论宪法教育对宪政建设的价值构造

宪法教育是指宪法知识、宪政精神和宪政文化的教化、传承、培植和发展的过程。宪政作为人类社会的政治文明成果,在本质上是制度规范、意识观念与行为方式等多层面的协调统一。宪法教育与宪政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宪法教育对宪政建设的价值构造主要表现为宪法教育对宪法意识的催化价值、宪法教育对宪法行为的导向作用和宪法教育对宪政制度的孕育作用。     

论我国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建构

宪法是争夺、分配和行使政治权力的规则。建构有效的合宪性审查制度,需要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的市场化、人民的公民观、宪法的法律化等条件。民主化水平不高、市场经济不完善、公民权利意识缺失和宪法自我防护机制的内在不足导致了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缺位。完善我国合宪性审查制度,需要优化政治结构、设立专门机构、推动多元力量的发展、培育公民精神、完善宪法和配套的法律、推动宪政转轨。     

近代中国政党的发轫--谈清末立宪运动下的组党试验

对政党这一新生事物从排斥到逐步接纳、最终完全归依的历程贯穿着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变迁的进程.本文尝试从发生学的角度对清末立宪运动背景下政党的孕育、产生及历史地位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从制度保障、政党理念的输入与传播、政治训练、政党主体的构成等角度,较为详细地勾画出中国最早政党生成的过程,强调清末社会的宪政追求是政党创生的强大助力,清末立宪运动是政党产生的制度温床.     

共存而优先——一种常态政治下的政治宪法理论

基于对英国宪制之一元化民主传统的认同与重述,贝拉米在《政治宪治主义》中构想了一种常态政治下的"政治宪治主义",以显著区别于欧陆及美国的相关政治宪法论述。贝拉米从权利冲突的性质入手,批评了司法审查的权利论基础,赋予了权利冲突及其解决以政治性质。在规范基础上,贝拉米接续了当下共和主义的"无支配自由"观念,对政治与权利的关系进行了重新的铺排并最终指向一种确保平等和参与的民主框架。贝拉米在理论上并未根本拒绝宪法政治,但认为常态政治本身就具有宪法意义和优先性。这样一种更为平和的"常态政治宪治主义"为中国政治宪法学的理论进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也为中国当下的宪治转型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思考方向。     

论宪政的普适价值及其社会基础

文章认为宪政体制具有社会性、客观性和普适性;宪政体制的社会基础是抽象的和无差别的个体社会成员;因此,人民的阶级表象和归属不应当在宪法规范中固化;只有把人民作为国家法律体系中完全平等的公民个体的集合概念来看待,重塑公民与国家的权利义务关系,才能打造一个公平正义的平台,夯实宪政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