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近诗歌对“朦胧诗”文本形态的影响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诗歌对“朦胧诗”有潜在影响。尽管抒情主题相异,晚近诗歌与“朦胧诗”同具政治抒情性。“朦胧诗”保留了晚近诗歌的意象所指范畴,在此基础上扩大了意象的能指与所指功能。“朦胧诗”中的箴言诗、哲理诗用理性对抗晚近诗歌中的非理性情绪,其实却是语录体的变相沿用。与晚近诗歌相似,“朦胧诗”的诸多作品表达了公共意识,而非独立个体的自我意识。在文本基础上,历史地考察转型期文学,不回避“传统与个人才能”之间的关系,可还原文学史的完整性、客观性。     

“朦胧诗”的情感内涵及其文化心理新论

把＂文革＂作为主要写作资源的＂朦胧诗＂,以独特的方式表达出了对历史记忆的书写。＂寻找＂成为＂朦胧诗＂主要的情感内涵和文化姿态,在寻找中表达他们对历史的理解和重建的努力,在寻找中确立了这一群体的独特个性;而在其中体现出＂朦胧诗＂对历史与自我的自觉的反思意识,在深层文化心理上则表现为生命意识与历史意识的统一。     

网络时代的女性诗歌：“击浪”或“畅游”？

＂女鲸诗社＂＂女子诗报＂＂翼＂这三种女性诗歌群体和出版物是近二十多年间汉语诗歌的重要实绩,作为一个群体——无论是以结社还是以刊物为核心团结女诗人的方式,需要加以省思的,确如＂女鲸＂同仁自觉意识到的那样,是考虑作为性别群体的女诗人通过写作究竟能为我们这个时代、社会做一些什么的问题。仅仅提供发表平台,聚集人气,作为文学目标是不够充分的。女性诗歌写作需要的是主体意识强烈的＂击浪＂,而非奢侈、悠闲的＂畅游＂。互联网技术更新快,信息空间利用的新方式的不断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网上诗歌写作的交流。或许,我们可以把进入互联网空间的女性诗歌视为女性诗歌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新阶段。     

朦胧诗“问题”的再思考

朦胧诗潮已过去了近20多年,但有些问题仍然没有答案或存有争议。一、朦胧诗研究中的不确定问题(一)朦胧诗的命名问题,众所周知源于1980年8月《诗刊》刊载章明评论文章《令人气闷的“朦胧”》。该命名距朦胧诗派核心刊物《今天》1978年12月创刊,已有近两年时间。此后,人们在讨论中为了论述的方便和统一,就使用了“朦胧诗”这个概念。并把大量的具有反传统的异质性诗歌都纳入了讨论的范畴,由此成为对一种诗歌现象和一种诗歌思潮的宽泛式命名。对于这一名称后来研究者有如下几种主要解释:(1)继文革十年“帮诗风”后出现,超出了人们常规的欣赏习惯,晦涩、难懂。(2)政治压力。朦胧诗的出现有政治上的原因,政治环境不好、有压力,只能曲折表现,变形表现,就产生朦胧诗。[1](3)对主客观世界认识的模糊性,所导致的艺术表现上的含混和不确定性。[2]当时的文学环境出现了朦胧诗创作,但不被理解,或部分理解。反对派的存在凸显了朦胧诗及其支持者的独特性。当下研究评论对“朦胧”这一关键词的理解,仍模糊、含混,增加了讨论和研究的难度和混乱。[3]由此推及朦胧诗研究中众多关键词的不确定性,如“意象”、“人道”等。(二)在朦胧诗派的具体划分上,哪些诗人、哪...     

见证 亲历 介入与评判——“朦胧诗/人”徐敬亚的时代荣光

上世纪中国"朦胧诗"和"第三代"诗歌时期的重要批评家徐敬亚,同时也是一位坚持诗歌创作已达四十年之久的诗人,其"诗人"身份一直被"批评家"身份所遮蔽,有必要重新加以认证。徐敬亚的诗具有典型的"朦胧诗"特征,虽然其诗歌美学风格在不同时期有着明显的变化,但其"朦胧诗"的底色不变,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鲜明的政治美学追求;理想主义的坚守;现实主义的底蕴。具有诗人和批评家双重身份的"徐敬亚",作为一个当代诗歌符号,其内涵远丰富于单纯的"朦胧诗人"标签,完全可以升级为"朦胧诗/人"而被视为一个特定时代的汉语诗歌文化在总体性上的最佳象征性人物。     

回首中的名与实——重读“朦胧诗”

"朦胧诗"是当代诗歌研究的热点之一,同时也是不断产生论争的诗学现象.原因在于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对"朦胧诗"缺乏统一的看法.论题通过回顾历史、重写重读的方式,从定义、论争、分期、地位、艺术特征等几个重要方面论述"朦胧诗",力求在澄清史实和整体把握"朦胧诗"的前提下,解决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     

论新时期的“第三代诗”

1984年,当人们刚刚习惯于在“朦胧诗”人设置的重重迷宫中自如穿梭时,“第三代诗”人便高举着“Pass北岛”的旗帜开始粉墨登场了。一句Pass,使“朦胧诗”丧失了在诗坛上拚力搏来的一席之地。1986年的全国诗歌大展,标志着“朦胧待”已真正成为旧梦,“第三代诗”开始在诗坛上独领风骚了。作为继“朦胧诗”之后出现的一股新诗潮,“第三代诗”已与“朦胧诗”的审     

“汶川诗歌”的人本主义价值观探析

文章以分析＂汶川诗歌＂热潮为契点,对＂汶川诗歌＂中所蕴含的生命意识、人本主义价值观进行了深度探析,表明立足于现实生活、聚焦人类的情感焦点,彰显人本主义的思想力量既是诗歌生命力延续与传承的基本动因,也是诗歌创作的社会价值的根本所在。     

隐喻:不可遁隐的诗歌之门——论80年代诗歌话语的“隐喻”特征

本文以海登.怀特的"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理论为基础,分析了中国20世纪80年代诗歌中朦胧诗、第三代诗、反讽叙事的诗歌写作,他们分别代表了80年代诗歌写作的不同阶段,由此,可以看出诗歌中的"隐喻写作"表现型写作的话语特征,这对于当代诗歌写作表现出积极的建构意义与积极影响。     

“独自成俑”的诗与人——梁小斌论

梁小斌是“朦胧诗”的代表诗人之一，他的诗以单纯、透明、和谐的样式在当代诗歌中独树一帜。通过考察梁小斌20世纪80年代的作品，由于长期的“独自成俑”的生存状态与境遇，他的诗歌观念和写作实践经过了从趋向优美到反叛优美的嬗变过程，这使得他成为“朦胧诗”群的一个异数，他的某些观念和实践启迪了其后的“第三代”诗人。     

“新生代”诗人创作的文学史意义

新生代诗人的诗歌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朦胧诗的滋养,但更多的是反叛和背离,并进行反动性书写.“新生代”对“新诗潮”的反动性书写实际上标示了他们张扬个性、关注人的本质的一面.“新生代”诗歌在诗向个人回归的进程中有它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另一方面,诗歌过于关注琐细的日常生活,导致了诗歌高远阔大意境的缺失,而诗歌回归日常生活本身也给诗歌染上了些许卑微的色彩.     

邵洵美“颓加荡”的诗歌艺术

邵洵美＂颓加荡＂的诗歌艺术特色在于诗歌文本中充满了色情的、放荡的意味,写作主体用色情的眼光来观察宇宙,其形成原因在于邵洵美的个人身世,以及西洋文学唯美-颓废主义对他的影响。对这类诗歌进行泛道德的批评不但受到邵洵美自己的反批评,而且无法理解到邵洵美＂颓加荡＂诗歌的意义所在。上海的商业文化和消费主义是孕育邵洵美＂颓加荡＂诗歌的土壤,也是邵洵美″颓加荡″诗歌的反映对象。邵洵美＂颓加荡＂诗歌的出现,代表着新的审美观念的出现。     

二十年沧桑再看“朦胧诗”

文学艺术的各领域都在回顾和总结中寻求新的发展。而当代诗歌的回顾，则无法回避２０年前的那场新诗创作和论争的热潮。这就是“朦胧诗”。许多评论者都会踌躇于“朦胧诗”这一名称的取舍。它得名于章明的“这种诗体，也就姑且名之为‘朦胧体’吧”①。而其后的一些评论者，又采用了“新诗潮”这样的说法，但它的内涵和外延在不同评论者那里是不尽相同的。谢冕和李黎的“新诗潮”②显然包括了“朦胧诗”及其以后更新的诗人群，而朱寨、张炯主编的《当代文学新潮》③中是“新诗潮”与“朦胧诗”并举，指的是朦胧诗后的“后朦胧”或“第三代人…     

论“朦胧诗”

在这世纪之交，人们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反思愈加深入了。对８０年代的“朦胧诗”冲击波的反思是百年文学反思的重要部分，近年来，这一话题又在学界产生了一定的争议。为了尽可能对“朦胧诗”作出公允的评价，本文试将其放在当代文学思潮的运动发展中，去考察新诗潮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剖析其作为人本主义英雄主义诗歌的精神实质，确认其在当代文学史中的意义和价值。在论述过程中，本文力图做到穷理与资料的充分结合，以期获得学理上的周密与历史的真相相一致，从而对“朦胧诗”做出合理的评判。     

被误读的“后朦胧诗”群体——对“后朦胧诗”的重新认识

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后矇胧诗"群,是中国当代文坛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由于"后朦胧诗"群的驳杂与庞大,学术界对这一诗群的认识始终停留在有限的、在当时由于发表鲜明"反叛"宣言的那几个派别上面,从而忽略了这个庞大群体的多元性,结果造成了历史性的误读。这一误读主要表现在把整个"后朦胧诗"群看作是一个反文化、反传统的诗歌群体和对它们语言革新的不认可。     

王小妮诗歌的社会敏感性——“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超然放逐

王小妮属于坚守"自闭"写作、反力写作等个人体验书写的诗人,但从朦胧诗潮起她并不缺少介入时代的"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诗歌想象维度,以此使其诗歌写作达到互补性对话和平衡。王小妮对社会的关注是自我意识观照他物的表现,体现在诸多方面:善恶互溶的宽容而疼痛的体味他者,久居城市的人赞美乡村而指责城市现代化的弊病,批判乡村在金钱笼罩下人发生的异化,在体制外以去意识形态的姿势植入社会批判。同时,社会敏感性写作能够拉近现代诗与读者的间距,为诗歌写作如何获具时代性指明通途,平衡了"自我"与读者、社会的关系,具有极高的诗学意义。     

朦胧诗命名的意义及其限度

1970年代末,朦胧诗以异端的呐喊给那个时代带来了难得的思想冲击力.朦胧诗的命名表达了当时诗歌的外在美学特征,暗示了当时诗歌创作环境的艰难,而且展示诗歌内容揭示了人内心的隐秘、直接指向心灵的品读的特质,命名在这些意义上很好地传达了它自身的涵义.但是当时代过往,朦胧本身的含混意指使得其之后的诗歌在某些方面难以逃越它的美学牢笼,成为新诗歌发展的桎梏.回到朦胧诗命名的现场,考察朦胧诗命名的内涵、直击命名活动本身,可以清晰地触摸诗歌发展的脉搏,有益于对当代诗歌发展的困境进行更好的思索和考量.     

古典诗歌审美传统的大突破——论“诚斋体”的变雅为俗

＂俗＂是＂诚斋体＂审美特质构成的重要因素。＂诚斋体＂诗歌语言白俗,因为杨万里大量使用白话口语入诗,并且接受民歌句法影响;诗歌题材常俗,以日常情景为主,显示出对重大庄严题材的回避倾向;诗歌情趣谐俗,不同于诗歌传统的典重高雅。＂诚斋体＂的大＂俗＂之美突破了古典诗歌的审美传统,故始终难于定论。     

“盛唐气象”的分解

＂盛唐气象＂与盛唐诗坛的两大诗派和两大诗人密切相关,是盛唐诗歌的主旋律。＂盛唐气象＂在李白的诗歌中,是以名士气象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在杜甫的诗歌中,则是以儒生气象的形式表现的。同时,＂盛唐气象＂还表现为山水田园诗中的隐士气象和边塞诗中的英雄气象。     

“意象”与“深度意象”之辩：基于诗歌理论与创作实践

意象派诗歌是美国现代诗歌的开路先锋,代表人物主要有：庞德、H.D.罗厄尔等。他们在对待诗歌＂意象＂上,主要强调意象和＂意象并置＂。20世纪五、六十年代,罗伯特·勃莱、詹姆斯·赖特等把意象派诗歌发展成深度意象派诗歌,无论是诗歌理论或是诗歌创作实践,他们在对待诗歌＂意象＂上与庞德的意象派诗歌有着一定的差异;他们也强调诗歌的意象,但认为深度意象是对无意识的开掘,强调意象的跳跃和比喻的转换。通过从定义和概念、哲学基础、文化来源以及创作实践四个方面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意象派诗歌和深度意象派诗歌在＂意象＂处理上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