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古文经学以礼统法思想及其形成原因窥探

两汉是经学的昌明时代,经学思想在汉代是官方的正统思想。经学中的礼法思想与汉代政治紧密结合,成为汉代法律思想的主流。西汉后期,随着古文经数量增多,古文经学逐渐形成一种同今文经学抗衡的学术和政治势力。而这一变化与汉代古文经学重视礼法建构密不可分。     

关于汉代经学的若干思考

经学是指以儒家六经为核心的一套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人格追求等,其主要载体是儒家的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和人生哲学.经学形成并定型于汉代,先秦无经学.汉代经学分为古文经学、今文经学和谶纬之学.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根本区别是历史观、价值观和经学方法论,而非书写方式.汉代经学促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守成主义的形成,重视守成、尊重传统、在守成中开新的文化传统,是随汉代经学的形成而形成的.汉代经学的形成,与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合作传统的形成过程相一致;促成了孔子地位的帝王化、符号化;大大提升了儒学和儒生的地位.     

论汉代的经学与法律

作为两汉封建意识形态核心内容的经学，对汉代法律思想、法律制度和法律实践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今文经学的神学化，导致“大德小刑”论盛行，并成为我国正统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今文经学的阴阳五行化，使先秦时的“德刑时令说”得以发展，并对汉代及后代的司法活动产生了影响。经学的独尊造成儒家经典的法典化，它不仅成为立法的理论基础，而且变成直接用来决案断狱的法条。经学维护等级制度，促使礼与法的进一步结合，形成“出礼入刑”的局面。东汉古文经学的勃兴，使注经成为时尚，由注经发展到注律，便在汉代产生了律学。     

汉末党祸与经学教育

经学在汉代政治领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表现出相当突出的人文精神。汉末党锢之祸的出现决不是偶然事件,它与汉代经学教育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可以说充分体现了经学教育在政治上的影响。首先,东汉经学教育繁荣,经学在整个东汉社会已深入人心,整个社会表现出崇尚经学、崇尚气节的风气;其次,从党人的政治思想来看,他们大都深受经学多方面的影响;再次,太学经生的积极参与与太学经学教育方式的影响有密切关系。汉末党锢之祸后,经学的发展、经学之士的思想意识亦受到显著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地方治理的儒家化及其历史启示

"无讼"是先秦儒家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的司法价值追求,是儒家德、礼、政、刑综合为用的社会治理模式的最终归宿。在西汉复兴整合先秦政治法律文化的社会思潮中,先秦儒家的"无讼"理想成为地方治理中一些地方郡守县令的政治法制理想,从而使儒家"无讼"思想由理想的殿堂步入具体的政治法制实践,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开创了中国古代地方治理儒家化的历史。地方治理儒家化在汉代的开创及其具体实践,对后世的地方治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今天的社会治理也有启发意义。     

经学的神学向度与博士经典性格的消解

在政治和权力的驱动下,汉代经学逐渐释放出影响政治的学术能量.被汉代政治所役使的汉代经学博士,在自我润色的经学传播过程中,不自觉地趋向繁琐的经学阐释.纬书和图谶伺机侵入经学的道统之中,为倾听神意的统治者所利用.特别是白虎观会议,踊跃于神学救赎的汉代博士将谶纬置于"国宪"之中,确立了经学的神学地位,为东汉政治涂抹上了神秘主义的色彩,汉代博士的经典学术人格被消解,呈现了神学依赖的倾向.     

论汉代的谶纬之学

谶纬是汉代社会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谶纬的产生有两方面的条件汉代经学的发展与特点是谶纬的思想文化基础；而儒家以及儒生在汉代的社会地位则是谶纬产生的社会条件。汉人对谶纬的批判出发点并不一样，大致有学术思想与意识形态两个方面。而谶纬的消亡则是经学与儒生社会地位衰落的必然结果。     

王肃与魏晋礼法之治

以王肃为代表的魏晋儒士 ,受汉魏之际黄老名法思潮的影响 ,其文化性格及学术思想渗入了较多的崇理性、尚利己的因素 ,史称“礼法之士”。凭借与司马氏的姻亲关系 ,王肃经学被立为官学 ,构成魏晋官方儒学的主体 ,在政治实践中表现为儒家礼教与黄老名法结合的魏晋“礼法之治     

论两汉经学与文学的合离

经学作为儒学官方化的特殊产物自登上学术霸主宝座后,深刻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汉代文学深受经学的影响,经常背离文学发展的轨道而与经学融合,到汉末,又伴随经学的解体和文化学术的多元,文学才真正从实用价值观中解脱出来,成为一种迷人的独立的文化形态。400年的文学演进历程,清晰地呈现出经学与文学的整合与背离。表现在:一方面代表皇权政治思想的儒家经学思想不仅成为文学创作建构主题的直接知识来源与真理凭据,更与表现士人心态话语的文学形成文化精神上的同构关系,在经学与文学内在的教化层面和外在的应用层面形成实质性整合;另一方面,文学自身所固有的质的规定性导致了两汉文学对经学的背离。经学的兴衰与文学发展的互动是这时期的一大文化景观。     

法律儒家化及其解释力

在近代法律史知识体系的背景下,瞿同祖用法律儒家化对中国刑律的发展趋势做了描述,所解释的是始自汉代但是兴于魏晋的引礼入法现象,具体就是用礼来修改刑律。法律儒家化的解释前提是春秋战国以来的礼、刑分离,当德、礼、政、刑从周礼中分化后,礼融入法才有基本前提。法律儒家化能够准确解释西汉中期以后刑律的发展趋势,但是由于其内含与君权的冲突,这是法律儒家化的解释限度。从刑律及其实践来看,刑律文本的儒家化程度最高,司法实践次之,司法制度在经历儒家化后又呈现回溯法家的趋势。即使儒家化程度最高的刑律文本也包容了很多法家理念,这种现象可以用儒法融合或礼法融合来描述。     

刘克庄的诗教观与中国儒家诗教的演化

儒家诗教成熟于汉代。到宋末的刘克庄 ,分别从教化观、情礼观、美刺观上对儒家诗教进行了某些转变。这些转变有着必然的历史逻辑 ,即它展现了中国儒家诗教从先秦汉代到宋代的演化历史。而在这些演化过程中 ,蕴藏着深厚的政治文化根源     

经学与汉代法制

经学与汉代法制张涛两汉时期，我国的法律制度有了进一步发展，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而其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儒家经学渗入法律并对它产生深刻、广泛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春秋》等儒家经典的精神和记载作为判案、量刑的依据，史称《春秋》决狱或经义决狱。对经学与汉...     

汉代古文经的应然使命:学术诉求与政治期望

古文经相对于今文经而言。今文经学独掌汉代经学的话语权,具有古文经学无法企及的政治待遇,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而一直处于私学授受范畴的古文经学以其坚实的学术基础和独立不移的学术精神,踵继了先秦儒家的治世理想和道德情操,在今文经学逐渐繁琐以至堕落的西汉末期显得弥足珍贵。一批古文学家不再甘于古文经学的政治寂寞、学术寂寞,勇敢地提出自身的学术诉求与政治诉求,从而掀起了汉代的今古文之争。     

汉代经学对汉代文论的影响

本文梳理了汉代经学对汉代文论的影响。认为,在汉代经学经典化过程中经学出现了神圣化和政治化倾向,这影响了汉代文论的产生和构成。经学的神圣化给两汉文论整体带上了儒家文艺思想的特点,经学的政治化则使封建帝王的权威性得到推崇,合法性得到肯定,对帝王的歌功颂德也成了汉代文论家不可回避甚至持肯定态度的一个论题。汉代经学自身也对汉代文论产生了影响。《诗》《乐》本身就构成了汉代文论的一部分,汉代经学中部分经书章节对汉代文论也产生影响。总之,汉代文论家和作家对文学的思考极大地受到汉代经学的影响。     

论汉律中的礼法融合

礼法融合是中国古代法律的一大特征,而汉代又是礼法融合确立方向的时期。汉代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春秋》大一统”思想,儒家思想定于一尊,开始了礼法结合。二百余年后,东汉章帝时的“白虎观会议”又进行一次总结,并由班固整理出一部儒学思想法典化的著作《白虎通义》,把董仲舒的理论进一步制度化,从而使礼法进一步结合。礼法融合也就成为汉朝法律制度中最为突出的特点。一、汉代礼法融合的历史背景汉朝建立以后,在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问题上,曾经有一个反复、选择的过程。汉初七十年实行的是“无为而治”,到汉武帝时代,经济上有…     

河北士族礼法传统与北学渊源

建安时期邺城学术思想主流是曹操名法与郑玄经学的结合 ,它上承两汉以来儒法合流的总趋势 ,下启魏晋南北朝礼法思潮 ,是东汉名教之治向魏晋南北朝礼法之治历史性转折的枢纽。河北士族特殊的地域优势、文化性格和经学特点在这一过程中起了极重要的作用。在魏晋之际礼法思潮的发展中 ,河北士族反对正始玄学。元康时虽一度受到玄风影响 ,但其思想主流未变。永嘉之乱时 ,河北士族多留在北方 ,国破家亡的血泪洗礼 ,使他们反思元康玄风流弊 ,重返传统儒学。故郑玄经学与礼法思想随之成为南北分裂后十六国北朝的学术渊源。     

国学大师蒙文通论儒家经学与诸子学

国学大师蒙文通探讨了由儒学到经学的发展过程,指出先秦时期儒学与诸子学互为采获,相互影响,共同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到了汉代,儒家经学融会百家之长而综其旨要于儒家,取代诸子百家成为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     

礼法本位与自然本位——儒道和谐观的路径选择及其当代启示

儒道两家都把社会和谐作为政治治理的终极目标,但在如何实现社会和谐的问题上却存有明显的分歧:儒家以礼法为本位,主张通过礼法制度来达致社会和谐;道家则以自然法则为本位,认为只有遵循自然法则才能够实现社会的和谐,这种和谐就是自然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儒道两家和谐观的路径选择对于今天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具有深刻的理论启示意义,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丰厚思想资源。当然,儒道两家的思想弊端也是需要我们摈弃的。     

论荀子对王符政治思想的影响

王符的治学指归上通荀学,致其政治思想超逸汉代一般学者。荀子以治学修身为政治根本,王符以此为治政前提。王符以礼法为儒家经典的精神实质,是对荀子观念的继承发挥。荀子的礼法关系理论和法治思想被王符继承下来并根据特定的时政进行了发展。荀子以任贤为治政的基础,王符的贤臣准则突出地体现了和荀子贤臣观的承传关系。王符继承和发展荀子学说,不仅由于学术理论上的承传,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时事使然。     

东晋南朝的经学及其玄化和佛化

东汉末年，儒家经学衰弱，以《老子》《庄子》为依据辨析名理的玄学兴起，西晋时达到鼎盛。东晋建立后，统治者吸取西晋失败的历史教训，对道家清淡学风加以限制，把儒家经学重新推向统治地位，恢复学校儒学教育，置经学博士，但由于长期的玄谈之风，儒家经学兴起后不可避免地同玄学结合，出现经学玄化。东晋南朝时期。由于统治者好佛，经学受佛学的影响，经学玄化的同时，开始佛化、出现儒释道并举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