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明清基层社会秩序的新构建

多年来,围绕地方官府权力下移问题,一批学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实际上,这种权力下移主要发生在中唐以后,尤其是宋元明清比较典型。由于唐宋社会变革,国家、士绅与宗族在乡里社会的支配方式或角色功用,相继发生了重要转换。中唐以后基层社会与国家权力间的框架关系,恰是在三者的角色功用转换中得以重新组合缔结。换言之,国家对乡里社会的支配方式、士绅与宗族的角色功用等重要转换及互动,促成了宋元明清基层社会秩序的新构建,所谓"地方官府权力下移"的奥秘,即在于此。     

明末佛山的社会矛盾与新兴士绅集团的全面整顿

<正> 随着明代景泰年间佛山都市雏型的形成,体现都市社会特征的社会矛盾也在酝酿之中,由于佛山冶铁业的勃兴和发展,以拥有资本、炉房等生产资料的少数大族富户为一方,和以只有简陋生产工具的小炉户和徒手求食的工匠为主体的城市平民为另一方的两极分化日益明显.少数富户控制了铁、炭、沙等原料市场和铁制品的销售市场,把持着整个佛山的经济命脉,大多数城市贫民只能仰其鼻息.因此,每当灾荒之时或富户巧立名目勒索城市平民之时,矛盾就迅速激化,以致酿成动乱.少数大族富户与大多数城市平民矛盾的发展,导致了明末佛山社会的全面整顿.     

从文化的角度观照六朝江东世族--《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评介

在中国悠久绵长的历史中 ,魏晋南北朝应该是最具贵族气质的时代。在这个时代 ,把持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权力的是世家大族 ,拥有连片大地产的是世家大族 ,撑起这一时代文化大厦的也是世家大族。这是一个世家大族起决定性历史作用的时代 ,是世族政治、经济与文化相结合的时代。理解这样的时代 ,基本前提之一就是分析世族的特点 ,明世族的地位 ,揭示世族的影响 ,梳理世族盛衰演变的过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积累与演变过程中 ,魏晋南北朝又是独具特色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 ,相对于两汉 ,传统文化的内部发生了显著的新变 ,如伴随着政治斗争的残酷…     

国家与地方势力:清代鄂西南土家族地区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演变

清初国家不断强化对少数民族边缘地区的治理,但清代中后期,伴随着汉化的进程,民族边缘地区的宗族组织在土著大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士绅作为国家与宗族的中介,日益成为地方社会的权力中心.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演变,使民族边缘地区的乡村社会再次出现自治的倾向.     

宋代三槐王氏家族的仕宦、婚姻与文化成就

三槐王氏家族是宋代颇具代表性的世家大族,本文着重从仕宦、婚姻、文化成就等方面分析了其社会状况。作者认为,在专制主义进一步加强的情况下,宋代世家大族只有以“忠信仁厚”的家风为基础,家族成员能较好地利用各种有利的社会条件,努力进取,才能使地位得以维持。     

明代广东士绅的地方教化运动

明代广东地方社会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变革,这场变革与当时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但同时也与当地士绅所开展的地方教化运动息息相关。本文考察了明代广东士绅的有关地方教化内容、途径、手段及影响,兼及探讨了当时广东社会经济变革的一些问题。     

明后期南昌西山万寿宫的重兴与地方权力体系的演变

西山万寿宫的重新兴起,是明后期江西社会中出现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本文将这一历史文化现象置于具体的社会环境中加以考察,探讨了作为地方社会新兴政治力量的党正、士绅与各级地方官员的相互关系,揭示了明后期地方社会权力体系与社会结构演变的趋势。     

南北朝时期河南省的姓氏分布与世家大族

在河南地区的发展史上,南北朝时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当时的姓氏分布与世家大族,真实反映了南北朝特有的社会状况。     

“治理”在中国传统社会存在的样态及其特征——基于双轨、实体以及帝国三种研究模式的分析

以往学界通常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方式为统治。而近年来的研究显示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方式具有特殊性与多元性,满足现代社会学及政治学意义上"治理"出现的条件。双轨模式显示县下辖区的治理样态为士绅主导的基层地方自治,存在官方、士绅不同的治理主体,且有着一定的协作机制。实体模式显示在偏远的乡村社区,其治理样态为无须官方过多涉入,民间即能够在宗族与地方精英的领导下,自发地完成治理。帝国模式显示官僚与君主是一种支配与反支配关系。此种关系赋予了官僚制独特的治理属性以及治理能力,其"治理"样态为官方主导的正式行政与非体制内地方精英主导的非正式行政的共生并存。该研究有助于从宏观上把握传统社会治理方式与现代治理方式的同质性与差异性。     

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士绅传统——基于“国家——社会”互构的视角

“士绅传统”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由来已久,士绅群体一直被认为是传统社会颇具活动能量的特殊阶层,是名副其实的地方权威,是社会的“中间阶层”,构成中国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一维。纵观士绅的形成和发展,特定时期的确存在“土豪劣绅”现象,但总体而言,士绅充当着沟通国家政权与基层民众的“桥梁”,有效回避或缓冲了因国家与社会相分离而产生的冲突,维系着传统社会基本面的平稳。时至今日,在致力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语境中,深入发掘士绅传统中的优良因子,一方面可为“中国之治”的纵深推进提供本土化治理经验;另一方面,希冀更好发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作用。     

晚清咸同时期士绅政治文化考察——以“团练”议论为中心

晚清地方军事化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个异象,这一现象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地方社会的政治生态,也影响到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格局,团练则是彼时地方军事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咸同军兴背景之下,很多士绅对于＂团练＂话题的热议,既是士绅阶层对王朝危机的＂救道＂责任感使然,亦是士绅阶层对地方政治参与意愿的体现。＂团练＂话题之兴构成了咸同时期士绅阶层政治文化独特面相。     

地方文教与传统宗族社会结构的变迁——以清代衡阳地区为个案的考察

清代以士绅为主体的衡阳地方精英积极参与本地区的文教事务,同时这一时期也是地方宗族社会的发展成熟期。宗族组织在正式形成之后,需要借助政治文化优势来扩大其生存发展的社会空间,因此士绅参与地方文教与其宗族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宗族组织通过与正统儒家文化结合实现了彰显地位和权威的目的,但是参与主体的流动不定,又反映出了地方社会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性。清末新政的实施使得士绅被纳入到国家政治体系,其行为主旨与宗族的传统利益诉求逐渐发生偏离,致使王朝正统性象征在民间社会中的地位发生动摇。     

《窦山公家议》及其研究价值

在徽州学研究中,世家大族研究是人们瞩目的课题。徽州世家大族都保存有该族历代修纂的族谱,记述了该族世系的嬗递,其中的人物传记又记录了该族重要人物的情况,是研究该家族兴衰的重要资料。这些世家大族大多留有置产簿(又称誊契簿、堆积簿)、租谷簿、阄书等。为我们研究这些家庭的土地状况、经济收入及其财产变化情况提供了宝贵资料。可是若研究这些世家大族是通过什么手段来维系自身,以及对其家族     

两汉世家大族兴衰规律探析

两汉时期,世家大族的形成、发展与衰落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游学、入仕、建功、置田、联姻等都是世家大族兴起的重要手段,而其衰落有时是瞬间的,比如政治斗争失利、攀附权贵失败等。但总体而言,在世家大族的发展中,家族文化的影响是关键的,如果一个家族中没有通经大儒,其发展就会渐趋衰落。     

略谈清代青海的士绅

关于清代士绅的研究要么以全国范围的整体研究为主,要么以江浙等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区域研究为主,而青海作为西北边远贫瘠的民族聚居地,对该地士绅的记载见于数量很少的清代地方志等文献中。本文希望借助有限的资料来分析青海士绅的性质和特点,勾勒出清代青海士绅的概貌。此外,通过士绅参与地方事务的活动,分析其对地方社会的影响,重点反映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     

迁界、复界与地方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以福建晋江浔美盐场为例

本文以迁界期间位于界外的福建晋江浔美盐场为例,通过分析其在迁界前、迁界中、复界后三个时间段的运作模式、组织结构及各种势力在盐场上的活动,探讨迁界对地方社会结构的影响:迁界不仅造成地方势力兴衰更替,而且改变了盐场的运作方式、破坏了盐场组织；复界后不同势力争夺地方控制权及王朝赋役调整等多种因素结合,促使盐场地方社会发生结构性转变；同时,动乱后士绅并不都是重建地方社会的主导力量,在有些地方,军功豪族才真正把握了建设地方社会秩序的权力.     

俞樾与常州恽氏家族交游考论

晚清大学问家俞樾与常州恽氏家族有过较为密切的文学交游,为其作序、写传、诗词唱和等,这一交游对恽氏家族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双方“硕儒”与“文学世家”的特殊身份,使得这份文学切劘交流具有不同一般的深刻意义:既体现出清代主流社会对女性文学创作的支持和鼓励,也体现出传统文人对所谓“文学世家”、“家族文化”的强烈认同感,以及世家大族对与文坛宿儒交往的高度重视.     

晚清公局与地方权力结构——以重庆为例

公局是由政府临时设置、地方士绅控制的办事机构,其职能涵盖地方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如赋税征收、地方社会秩序的维护等.在具有移民社会背景的清代重庆,形成了由八省客长(移民客商)与"三里绅士"(本地绅粮)分别掌握、领导的公局机构:保甲团练局与三费局,夫马局的管事局绅则经历了从客商到本地士绅的转变过程.本文以<巴县档案>为基础,详细勾勒了清代重庆不同的公局在地方社会中扮演的作用及移民/地方士绅为公局控制权而展开的争夺,提出认识晚清地方公局体制中的士绅的行为既要注意到他们利益的一致性,同时更要注意到其相异性.     

地方权势演变与康熙中叶鄂东大族的宗族实践——以黄冈靖氏为例

康熙中叶上承明末清初乱世,下开雍乾嘉道承平,既是一个社会文化规范与国家秩序转型的重要时代,也是一个国家礼仪制度转变与地方宗族发展的关键时期.康熙中叶地方大族的宗族实践,是一个更长时期以来家族在地方社会的权势累积及其崛起背后的具体社会机制相互作用的结果.康熙中叶以后地方大族权势演变的结构转型,在相当程度上引领着地方宗族文化规范的前进方向.地方宗族建设的规范化与正统化,并不完全取决于宗族内部权势人物的身份与地位,还与国家所倡导的宗族意识形态在地方上的渗透过程,以及宗族建设倡导者的个人经历、学问渊源有着极大的关系.     

公共领域话语的中国意义——评《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

卜正民《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是一部开风气之作,以晚明地方士绅捐赠佛寺活动为其分析的核心．使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来考察晚明中国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公共领域作为一个生长于欧洲社会文化背景下的西方观念,能否在中国这样一个典型的东方社会生长和发展,中国是否存在一个市民社会体系或者是否存在着公共领域．卜正民这部著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和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