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镇诗歌声律学发微

诗歌声律学为中国古典诗歌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自齐、梁以来备受人们的重视，但也歧见纷出，莫衷一是。清初顾炎武、李因笃、毛奇龄等人潜心研究古诗音韵，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此后各种研究诗歌声律的著作也层出不穷，尤以王士稹和赵执信最为著名。吴镇深入研究前人的理论成果，并根据自己的创作实践，著有《声调谱》和《八病说》两部声律学研究著作，解决了诗歌声律研究中的一些重大难题，并提出了新的理论见解，为诗歌声律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清代诗歌声律学著作举要

声律学为清代诗学的专门之学 ,尤以探讨古诗声调学说为核心 ,涌现专书数十种。本文叙录作者寓目的清代诗歌声律学著作二十种 ,概述其作者生平、全书内容及版本流传情况 ,并略评其得失及学术价值。     

“一代辞宗”沈约与南朝诗歌的声律追求

今人论及中国诗歌史上的南朝永明体以及此后的近体诗,无不提及沈约和四声八病说。其实,四声是汉语发音时本身就存在的,在沈约之前已经被发现,沈约的贡献是将其运用于诗歌创作;而八病并非沈约所提,它与永明体也没有关系,后人将八病的创始归于沈约,是基于他是诗歌声律论奠基者的一种附会。沈约作为齐、梁文坛的领袖人物之一,勤于著述,长于理论,被誉为一代辞宗,极大地影响了南朝诗风,这是他被公认为四声八病说首倡者的重要原因。从南朝起,讲求声律逐渐成为诗人的自觉追求,这也是音韵研究和乐律演变对古典诗歌发展产生影响的必然结果。     

声律:汉语言文学的听觉美感

中国人对汉语音调之美的把握经历了一个从模糊朦胧到自觉清晰的过程。六朝时期 ,“四声”的发现及其在创作中的尝试应用 ,诞生了声律论 ,标志着这一过程的完成。声律论强调五言诗的创作要凸显语言声调的规律变化。从深层意义上讲 ,这一理论暗合了中华民族崇尚和谐的美学精神     

论沈约的声律理论与“永明体”诗歌

沈约声律理论的核心内容为“四声八病”说,这一理论既从正面提出诗歌创作的声律主张,亦从反面指出创作中应力求避免的病犯,是一种提倡形式技巧的理论。在其指导下创作的“永明体”诗歌句数呈现出由多到少、由不定到统一的趋势,并出现大量平仄合律的句、联,形成最早的“对式”声律结构,在体制上向成熟的律诗靠拢,是诗歌律化进程中承上启下的重要诗体。     

诗歌的建筑美及其与声律美之关系

本文首先论述中国古代诗歌的建筑美，亦即视觉美，它分为外在的结构美与内在的结构美；在此基础上进而探求建筑美与声律美即视觉美与听觉美之间的内在关系。     

略论《文心雕龙》声律论对汉语诗歌的普适性

《文心雕龙.声律》篇集中体现了刘勰的声律观,同时也是齐梁时代诗歌声律理论高度发展的集中体现。《文心雕龙》的声律论不仅是齐梁之前诗歌声韵规律的正确总结,而且也对其后发展出来的近体格律诗、词、曲,都有着高屋建瓴的指导意义。可以说,以"和谐"为思想核心的刘勰声律论,对于中国诗歌来说,几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金科玉律。     

沈约"声律论"再审视

沈约是发明四声的重要奠基者,也是将"四声"引入诗歌理论的首创者。"用四声以制韵"是"永明体"诗歌的核心特征,其具体内容是指:一句之中,必须避免同声同韵的字重复使用,并以"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为标准达到字调的相间。"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不仅不是"病犯"而是"用四声以制韵"的"韵",它只有在并提时才具有意义。沈约没有提出过"八病"之说,"八病"是后人基于"八体"言论而产生的一种附会,而将"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归入"八病"则是附会之上的附会。沈约的《答陆厥书》等文章廓清了"四声"与"五音"的区别。他的"声律论"建立了诗歌由古体向近体过渡的桥梁,也导致了"拘声韵"的后果。     

高棅"声律纯完"说辨析

高楝在<唐诗正声>里标举的"声律纯完",是对盛唐诗歌美学特质的提炼,他以此来衡量、筛选唐诗,排除绮靡之音和奇崛之调,讲究圆融浑然的声调之美,从而确立了有明一代"诗必盛唐"的审美理想.     

论吴体诗

唐以后的吴体诗外延不断扩大,不利于人们客观认识其特征,唐代确为吴体的只有杜甫、皮日休和陆龟蒙的9首题标“吴体”诗。归纳七言永明声律规范,统计病犯数据,比对合律情况,结果显示：吴体专指七言八句平韵体,讲究对仗,四声分立,特别注重第四、七字四声相对（同平声除外）,以及第七、十四字的平仄相对（首句入韵除外）,句与句、联与联之间的声律联属度略低,由合律的单句随意堆叠而成,声律上属宽泛的永明声律。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诗意特征探微

中国古代文论的意义生成方式决定了话语言说方式,诗意的不可言说性也就是意义的不可言说性,但意义的不可言说必须要用语言来表达,于是立象与示意、隐藏与显秀、迂回与进入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独特规则。在近百年西方文论话语霸占中国文学理论市场和中国文论失语的处境下,研究古代文论话语的诗意特征对我们建立中国特色文学理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诗学解释学研究的新收获——读邓新华新著《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研究》

邓新华同志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接受与文学解释的课题研究已经有好些年了.还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跟随华中师大王先霈教授攻读硕士研究生时,就以<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品味"论>为题顺利通过了学位论文答辩,并且论文很快就在<文艺研究>、<江汉论坛>等重要学术期刊发表.     

格律诗是古代汉诗主导诗体的原因——兼论词与曲在古代汉诗中的文体调和作用

格律诗能够成为古代汉诗中最重要的定型诗体,其诗体的主导地位维持了千余年.既是因为格律诗本身具有齐言体、音乐美等格律上的诗体优势,也是受到了以科举制度为代表的官方保护的结果,更是因为有词和曲这样的准型诗体作为格律诗最重要的辅助诗体,减轻了定型诗体对诗人的文体自由的抑制。词和曲加速了古代汉诗诗体由定型诗体到非定型诗体的诗体解放进程,促进了汉诗诗体在诗体规范与诗体自由之间的和解,避免了汉诗诗体走上极度律化或极度散文化的极端。由于词与曲的文体调和作用,古代汉诗形成了长期以格律诗为主导诗体,词、曲为辅助诗体的定型诗体与准定型诗体并存的诗体多元格局。在形式和内容上,词和曲与格律诗相比,更具有灵活性和通俗性,有效地纠正了以格律诗为代表的正统诗歌在形式与内容上的严肃性。不仅有利于格律诗的存在,也极大地从诗的体裁和风格上拓展了古代汉诗的生存空间。     

论周济的词学音律观

周济是常州词派中论及音律的第一人。周济的音律论主要体现在《词调选集》及《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中 ,周济从三个方面 ,分别从词的押韵特色、四声、句式及相关的“领字”、“积字”、“换头、煞尾”等角度 ,论述了词的音韵问题。审音度声 ,讲求表现技巧 ;强调词调与作品中表达的情感相联系 ;关注读者的接受情况 ,以“须令读者耳目振动”为佳制──这正是周济音律论的特色。就技巧而言 ,周济所论多是对前人理论的承继或发挥 ,但后二者 ,则是周济的新创获     

中国古代形神理论研究综述

中国古代形神理论研究的范围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关于形神理论在哲学领域里的发展演变过程,关于形神理论借助“人”这一特殊中介从哲学领域向文学艺术领域的转化过程,关于形神理论在音乐、绘画、书法等艺术领域中的发展演变过程,关于形神理论在诗歌、散文、小说、戏曲等文学领域中的发展演变过程,关于文学形神理论和艺术形神理论之间的互渗和融合以及关于文学艺术创造实践中的形神关系.     

《古诗十九首》写作年代研究综述

自<古诗十九首>被编入<文选>,后人对它的创作年代的考证似乎一直没有停止过.最初对此议论的是徐陵,他认为十九首中<青青陵上柏>以下八首为枚乘所作;第二个是刘勰,他在<文心雕龙>中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后来钟嵘在<诗品序>中说:"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杨,枚,马之徒,词赋竟爽,而吟咏靡闻.……诗人之风,顿已缺丧.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由上言论可知,钟、刘二人都认为<古诗十九首>为两汉之作,除了刘勰说<孤竹>一篇的作者是傅毅之外,对于其他作者仅是推测未下断语.     

古代汉语研究三题

作者就古代汉语研究涉及的三个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语法问题，指示代词“之”做宾语，有虚实两种不同的含义。虚义的“之”可用可不用，做宾语只是形式，否定语法界汉语有“为动”的说法。又。历来对古语“无或”二字连用要么不解，要么误解。作者从词与词的组合关系上展开讨论。给人启发。又，《左传》名段“蹇叔哭师”中的“中寿尔墓之木拱矣”一句，历代的解释都停留于字面，作者的说法令人信服。这是训诂问题。     

中国古代文论的人文内蕴探微

探究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历程 ,特别是中国古代文论中影响极为深远的“诗言志”、“诗缘情”的发展 ,可以发掘出中国古代文论中深厚的人文内涵 :天人合一 ,物我相融 ,强调人与自然契合无间的人生境界与精神状态 ;真情实感 ,丰盈个性 ,主张主体意识的张扬与自我解放的追求 ;遣兴抒怀 ,自足自信 ,表现对自身价值的深切关注与高度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