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贾昌朝《群经音辨》与我国古代语文规范化

宋贾昌朝《群经音辨》是一部专释群经之中多音多义字的正音工具书，具备一般工具书所要求的专门性、系统性、实用性三个显著特点，不仅在当时颇有影响，而且还备受后世学者的推崇。其编撰目的即在于辨明异读，规范书音，以指导文人诵读儒家经典，因而完全符合现代意义上的正音法范畴，有利地推动和促进了当时的语文规范化。     

论宋贾昌朝《群经音辨》的语言本体研究价值

北宋贾昌朝所撰<群经音辨>是有宋一代一部重要的小学文献,也是我国古代继<经典释文>之后又一部重要的音义著作.自宋迄清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备受学者们的肯定和重视.前一至六卷汇录了1100多个异读字头的2600多条音义资料,蕴含着丰富的直音、反切、词义、音变构词等语言研究资料,是研究先秦与汉魏六朝时期文献语言的语音、词义和音变构词法等的资料宝库,因而有着十分重要的语言本体研究价值.     

北宋贾昌朝《群经音辨》音变构词规律刍议

北宋贾昌朝《群经音辨》卷六主要包括＂辨字音清浊＂、＂辨彼此异音＂、＂辨字音疑混＂三门内容,专门对古汉语中210组纯粹音变构词作了细致的分类和辨析,基本反映了古汉语单字音变构词的整体面貌,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古汉语音变构词的一些基本规律：声调是音变构词中最重要的语音区别性特征;声母破读是仅次于去声转换的一种重要构词方式;韵母的转换在音变构词的语音变换中呈现出衰微的趋势。     

陶渊明戏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

陶渊明被写入戏剧最早在南宋,几乎与戏剧的兴起同步。元代涉及陶渊明的戏至少有尚仲贤、王子一等人的五种,隐士陶渊明及其所创造的桃源开始以戏剧舞台的形象亮相。明代敷衍与陶相关的戏剧至少有十一种,其中的陶渊明形象在傲节自守外又略显高逸空幻。清人关于陶渊明的戏剧至少有十一种,尤侗《桃花源》等戏剧凸显了陶渊明与佛教、道教的关系。陶渊明进入戏剧首先显示了传统高雅文化与世俗文化不可避免的融合趋势;戏剧中所塑造的高洁自守的陶渊明形象是传统文化理想的一种审美投射,是知识阶层灵魂净化的形象诉求;桃源题材的陶渊明戏既是个人渴望超脱现实束缚的梦幻,也是民族迈向理想的心理动力;如果加以合理的开发利用,陶渊明戏必将成为当代文化建设的积极因素。     

论《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创作论意义

论《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创作论意义赵敏俐《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集，其作品的经典意义早已被世人所认同。从创作论的角度考虑，它的产生更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遗憾的是古今学人虽然对《诗经｝）多有论述，但至今对此问题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本文的目的就是对这一...     

竹简《诗论》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与意义

本文试图在较为客观地把握竹简《诗论》诗学思想的基础上,将《诗论》置于一定的历史坐标中加以比较考察,来认识其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和意义。文章认为,《诗论》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篇诗学专论,是先秦文艺性诗歌评论的代表,同时也是中国文学批评若干重要思想的滥觞;通过与《毛诗序》的比较,可见《诗论》与《毛诗序》旨趣迥异,其文艺价值远胜于《毛诗序》,同时《诗论》也可能对《毛诗序》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另外,文章还指出,《诗论》能为审视《毛诗序》历史公案提供若干有益的启示。     

论《毛传》标兴在中国诗学史上的意义

从历史发展和艺术审美的角度来看 ,《毛传》标兴不仅仅只是说明了一个修辞学或诗歌表现手法的问题 ,它还是作为艺术思维方式的兴 ,从潜含于实践形态的诗学向突显于理论形态的诗学过渡的起点和标志 ,因而在中国诗学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论《马氏文通》在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地位──纪念《马氏文通》出版一百周年

《马氏文通》是清人马建忠所著的中国第一部比较科学系统的语法学著作,开创了汉语语法学研究的新纪元。其书共十卷,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界说,是对各种语法术语所下的定义,总共有二十三个界说;第二部分为实字,即今日所谓的实词。在这一部分,马氏将实字分为五类：第一是名字（即名词）,第二是代字（即代词）,第三是动字（即动词）,第四是静字（I！11形容同）,第五是状字（即副iftJ）;第三部分是虚字,即今天所谓的虚词。在这一部分,马氏将虚词分为四类：第一是介字叩11介词）,第二是连字（即连同）,第三是助字（即语气词…     

筚路蓝褛 功不可没——谈《马氏文通》在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地位

今年是《马氏文通》出版九十周年,九十年来,不断有人研究它.没有任何一位汉语语法学家能拥有马氏那样多的研究者,也没有任何一部语法专著,能有幸接受《文通》那样多的批评.研究和批评本身就是对作者和著作的历史功绩的充分肯定,就是对马氏这位奋勇拓荒者的敬意,就是对《文通》贻惠后学的赞颂.从语法角度去评价《文通》的功过得失的文章很多,但很少有人谈到《文通》与中国语言学史的关系.因此,本文想从学科领域和研究方法两方面谈谈《文通》对中国语言学的贡献,及其在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以表示笔者对《文通》及其作者的敬意.     

《助字辨略》在汉语语法学史上的地位

明末清初是中国语言学经过数千年感性积累逐渐上升到理性总结的重要时期,这不仅表现在传统语义学逐渐走向乾嘉时期的鼎盛局面,也表现在纯语言学成分的增加和语言学研究方法的成熟,而其中尤以音韵和语法研究的各项成果为难能可贵.在我国,人们很早就注意到汉语中“实字”(实词)和“虚字”(虚词)的分别.从汉代开始,训诂家们就把文献中各种表达某种关系或说明某种情状等而难以用确定的事物概念来解释的词统称为“词”(或“辞”)、“语助”、“语辞”或“助字”等,并且开始分析它们的用法,指出在文章写作中,对虚词要“类其异,慎思之”(柳宗元《答杜温夫     

简论辛亥革命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的意义

辛亥革命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摧毁了皇帝制度 ,否定了君主立宪 ,初步建立起三权分立、国会、责任内阁制、政党政治等近代民主共和国家的政治制度及其运作模式和程序。袁世凯死后 ,《临时约法》恢复 ,国会恢复和重选 ,共和民主制度在形式上仍按规定运行 ,故不能认为《临时约法》连同民主共和政体成为光辉的史迹。 2 0世纪上半叶的“制宪救国论”、“人权派”、“民主宪政运动” ,则表明中国资产阶级宪政运动并未因辛亥革命结束而终结     

宋体字产生及其在文字史上的意义

印刷体不是印刷术的自然产物。从唐宋以来,汉字印刷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是用手写体刻板,手写体虽然方便书写,但是含有草书成分,随意性也比较大,难以取得字形的权威性地位。宋、元、明的有些书坊刻本,刻售的戏曲小说,为了节省工时,降低成本,大量手写俗体。在典范楷书基础上,经过匠体的加工,在明代正德、嘉靖年间形成了宋体字。宋体字与手头书写字拉开距离,两者分道扬镳,形成了印刷、手写双轨平行的文字体制,这种二元结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印刷宋体保持经典性,起到维持汉字的传承性的作用,而手写体方便灵活,以利日常使用,这是汉字发展史的一个进步。     

略论《周易》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先秦是我国史学发展的萌芽时期,此时经史不分,所谓经都包含有史学内容。为了正确阐述秦汉以后的史学,准确把握秦汉以后史家、史著在我国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有必要从史学发展全貌的角度去评析先秦经书在史学史上的地位及其对后世史学的影响。对于今存先秦典籍,中国史学史研究者多偏重《尚书》、《左传》、《春秋》、《国语》、《国策》等书,而忽视了《周易》。《周易》虽是一门研究高潮迭起的显学要籍,但研究者们多从哲学、神学……等角度去研究,从     

符号学及其在语言学上的重要意义

从符号学发展所经历的历史阶段入手,分析了符号学的起源、符号学在每一个阶段的发展特点以及相关人物对符号学发展所做的杰出贡献;探讨了符号学的基本概念——符号的定义、特点,符号学的研究对象以及符号学研究中的其他相关重要概念,最后阐述了符号学在语言学上的重要意义。符号学与语言学紧密相关,符号学理论的不断完善必将促进语言学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文化语言学》出版

我校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申小龙所著《中国文化语言学》一书最近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文化语言学学科体系著作。作者将中国传统对世界、人、语言三者关系的本体论认识同现代人类学语言学的语言相对论、歌渊语言人文主义的语言世界观及当代释义学关于语言的人性与人的语言的深邃思想有机结合起来,阐释了一种全新     

兼容并蓄之路:《虞氏易言》在易学史上的意义

在乾嘉年间象数易的极盛时代,以象数易研究丰硕成果享誉学界的张惠言,以极大的理论勇气,超出门户陋见,按义理派的解经路线写出《虞氏易言》一书.该书不用象数学的一例一言,却吸收、运用了它的成果,深刻阐释卦爻辞中蕴含的政治智慧与人生哲理.它并不否定象数学,实则与之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张氏以此书倡导兼综并蓄的易学新方向,对于清代后期易学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南宋时代,朱熹曾经把象数、义理两派理论融为一体,大大推动了易学的进步.数百年后,张氏沿着他的路线,将易学主潮从象数易再度拉向融合之路,在易学史上同样功不可没.     

论王安石《字说》的语言学意义

《字说》又称《熙宁字说》,是北宋神宗年间当朝宰相王安石推行其新法中新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可惜后世亡佚.站在语言学的角度,从辑本、笔记与二度引用《字说》的历史文献中,可以看出王安石的语言文字观是比较超前的,对汉字形音义的辨析有很多精到之处.《字说》保留了汉字发展演变中的一些珍贵语料,也启发了后世辞书的编纂,在我国语言文字研究历史上有一定的价值和地位.     

人的文学的诞生——论《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划时代意义

<正> 一《红楼梦》好象有越讨论越胡涂的趋势,竟发生了连“红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红楼梦》本身是否属于“红学”研究的范围,也有了怀疑和争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固有多种,但其中最主要的一项是:研     

《汉书地理志》在中国史学史上的价值

中国地理之学,虽然发达得很早,但迄未成为一种独立性的学科。班固是东汉时代人,毋怪作《地理志》,只附在《汉书》里面——从《隋书经籍志》以至《四库全书总目》,也都是把地理著作附入史部,而不曾把它看做独立性的专著。现将《汉书地理志》在中国史学史上的价值介绍于下。一、撰修最难撰修的《地理志》及其影响《禹贡》,是中国古代地理志的权舆;职方,是中国古代掌天下地图,管四方职贡的官名,这因“天下山川险要,皆王室之秘奥,国家之急务”(《宋史·卷四四吴淑传》)。所以西汉初年,肖何得着秦所藏图书,因而知道了天下的要塞。以后,汉政府又得到了《山海经》,当更有助于了解各地区的地理情况。武帝时代,有关天下的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