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刻书印刷事业概述

本世纪以来,在西夏故地的西北地区,发现了大量西夏文献,计有数千卷之多,还有版画、雕版等,大大丰富了中华古籍的宝库。本文通过已公布的材料和研究成果,对西夏的刻书印刷事业作了概述。西夏重儒兴佛,发展文化教育,大量刻印各种书籍,其中有国家法典、字书辞书、儒家经典等,而以佛经最多;用西夏文刻,还用汉文、藏文刻;不仅官方刻书,私人、寺院也刻;不仅有已经盛行的雕版印刷,还有当时最先进的活字印刷。西夏书籍装帧形式富于变化,版面设计别具特色,反映了西夏的人文形态和文化面貌。西夏后期仁宗时期,是西夏刻书最为繁荣的时期;西夏的刻书印刷中心,在京城兴庆府。     

西夏文佛经款题中所冠帝、后尊号与西夏政制建构

区别于中原佛经款题的书写结构,西夏皇帝和皇太后在撰写佛经款题时会冠以“尊号”。结合“御译”“御校”“谨施”等词语以及佛经序言的内容发现,西夏文佛经款题中的“尊号”不单纯是政治名号,可能还蕴含着佛教意义上的“觉悟”。西夏的“尊号”制度是模仿唐宋的结果,与本国的社会现实存在冲突。从“尊号”的用字来看,佛教调和两者的冲突。佛教在加强西夏皇帝统治合法性的同时,也迎合了西夏僧俗的精神需要。     

论西夏文的形体结构和造字方式

西夏文是西夏王朝创制和使用的一种文字。西夏大庆年间(公元一○三六——一○三七年),统治者李元昊命令他的宠臣野利仁荣创制了西夏字。西夏字产生之后,被定为“国书”,在官方文书中使用。宋景祐四年冬(公元一○三七年),西夏设立蕃汉二字院以教授蕃(即指西夏文)汉文字。《西夏书事》云:“元昊既制蕃书,尊为国字,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于是立蕃字、汉字二院。汉习正、草,蕃兼篆、隶。”当时,用西夏文翻译了不少汉文典籍以为西夏人诵习之用,如《孝经》、《尔雅》、《贞观政要》等。西夏著名学者斡道冲还曾以西夏文写了《论语小义》和《周易卜筮断》等书。     

西夏文“■■”(b■2bjij1)考源

西夏文“■■”(b■²bjij¹)又写作“■■”(b■²bjij¹),常见于佛经文献,与汉文本“粪扫(衣)”“补衲(衣)”等对译。从字形和字音两方面进行考察,依据出土的西夏文献材料,推测该词在西夏文造字时与“■■”(b■²bjij¹)同源,意为“蜣螂”。蜣螂以粪便为食,有喜于粪土中推却屎丸的习性,后来,人们用该词专门记录佛经中的“粪扫(衣)”“粪(衣)”,成为佛经专用词。“粪扫衣”又称“衲衣”“百衲衣”,为世俗人当做垃圾舍弃的衣服,泛指僧尼所穿之僧衣。又因僧尼的衣服多补缀缝衲而成,因此西夏文献中的“■■”(b■²bjij¹)又衍生出动词“补衲”、名词“补丁”和形容词“破旧的”等义项。     

古代汉字行款成因探源

古代雕版刻书或文字书写最为常见的行列格式是下行左书,但仅从书写便利的角度考察其成因,将之归因于行为习惯的结论不足以服众;从简策书写的影响方面立论,又为时已晚。作为中国书法篆刻的源头,甲骨文契刻隐藏有汉字行款成因的重要信息,“用刀乃右手”、“自右向左或由上而下执刀直冲”、“将甲骨旋转,以便取势”等刀法特点,是形成古代汉字下行左行行款的更为久远、也更为直接的成因。     

略论两宋社会文明转型对史学发展的影响

通过对两宋社会文明转型时期在学术上理学的形成,政治军事上与辽、西夏、金的长期对峙,文化上的雅俗共赏,经济上雕版活字印刷技术的成熟以及帝王的“崇儒尚文”等多层面进行剖析,可以看到两宋文明转型对史学发展的影响。     

“竟陵版”《茶经》的善本形态与出版源流

“竟陵版”《茶经》是明嘉靖二十一年所刻的最早的《茶经》单行本.对其仅存的北京国图本(柯乔本)、台湾“国图”本、北大本、杏雨书屋本的四种善本形态进行了比较,并结合其附刻对“竟陵版”《茶经》的出版源流进行了追溯:“柯乔本”为监察御史柯乔授意西塔寺刊刻并由鲁彭、童承叙承揽的官刻本;台湾“国图”本、北大本是续用了“柯乔本”原雕版的私人刻本;杏雨书屋本是“竟陵版”《茶经》的万历续刊本.鉴于“竟陵版”《茶经》的底本为“百川学海”丛书本中所录之《茶经》,将“柯乔本”和“百川本”中的《茶经》正文进行了比较,发现“柯乔本”刊刻同时参照过“百川本”中的“华珵本”和“左圭本”两种版本.“竟陵版”《茶经》是历代《茶经》刊行的祖本,在《茶经》流变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夏国诸州考

建立在黄河中,上游一带的夏国,自从元昊嗣立(公元1032),至末主睍为蒙古所灭(1227),立国约二百年。如更上推至拓跋思恭的节度夏,绥,开始割据(881),则共达三个半世纪之久。但元人修史时,未曾为夏国别立专书,只是附载在宋、辽、金三史之后,内容甚为简略。清朝中叶以后所印行的几部西夏史书,如张鑑《西夏纪事本末》(1884年江苏书局印行,但其成书年当在嘉庆,道光间),吴广成《西夏书事》(1825年印行),以及戴锡章《西夏纪》(1924年印行)等,虽然辑集了较多的史料,但是对于夏国地理,仍然没有专志记述。据沈垚(1798——1840)《落帆楼文集》(嘉业堂刊本,卷2)“与徐星伯(松)中书书”所言,徐氏曾有意撰述西夏地理考,但以后不见流传,大约并未成书。近六十年来所发见西夏文经籍,其中亦乏地理方面的专著。     

关于殷墟甲骨刻辞中“于”的连词用法

不少名家认为殷墟甲骨刻辞中“于”字可以用为连词,其所举例句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司岁于协遘”实际应断为“司岁,于协遘”,“于”字充作介宾结构;第二类“蒸于主乙于后主乙”应断为“蒸于主乙,于后主乙(蒸)”,这类句子实际上是复句;第三类“余其从多田于多白征盂方”因极为罕见,“多白”有可能是地名,也可能是误刻。由此观之,目前尚无充分证据证明“于”是连词。     

朝鲜司译院蒙古语教习活动研究

朝鲜司译院设有汉、蒙、倭、女真四学。蒙古字学是元世祖忽必烈时设立的蒙古语文学校。朝鲜世宗时的“蒙学”所习“帖儿月真”为八思巴字 ;朝鲜世宗时创“训民正音”文字与八思巴文有关。《蒙语老乞大》是朝鲜司译院“蒙学”部所用教习蒙古语的教科书之一。至中宗时期 ,司译院“蒙学”进入衰退阶段。     

《罗汉写经图》另考——禅宗文化演绎中的“寒山、拾得、丰干三圣图”

《罗汉写经图》是一幅流传有序的宗教名画。但由于此画作者佚名,所以围绕此画历来评述颇多,既有共识,又有争议。从画面的构图、人物的形象以及作品创作的特定时代信息和文化背景分析,《罗汉写经图》既不是一般的“罗汉图”,也非单一的“写经图”,而是一幅深度体现禅宗文化及其演绎中的出自文人画家或得道高僧之手的“寒山、拾得、丰干三圣图”。     

云门宗法脉归属问题试探 ——文偃与南岳怀让系禅师的渊源

文章依据所搜集到的僧传、灯史、语录等佛教典籍资料和碑铭方志等教外遗存资料,对唐末五代时期形成的“禅宗五家”之一云门宗的法脉归属问题进行了探讨。特别对云门宗形成史上的一位关键人物道悟其人其事,以及云门宗创始人文偃与南岳怀让、马祖道一一系禅师如睦州陈尊宿和灵树如敏的渊源做了辨析。指出,云门宗虽属于青原行思、石头希迁一系法脉,但其形成也与南岳、马祖系有着密切关系,对云门宗法脉归属问题的争论,乃是后世禅宗门派自严门户、妄造争端的结果。     

禅诗理事圆融论

理事圆融是以《华严经》为主的佛教哲学之精髓 ,也是甚深微妙的禅悟之境。禅宗诗歌以生动丰富的喻象 ,表达了对理事圆融的体证 ,呈显出理事圆融互摄 ,即物明真 ,触目菩提的美感特质 ,为中国诗歌拓展出一个崭新的境域。透视禅诗理事圆融境的佛心禅韵诗情 ,对建构 2 1世纪中国禅诗研究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东汉佛教文献词汇新质中的外来成分

东汉佛教文献中有大量的音译词、意译词以及经典罕用的流俗词语,给人一种强烈的新异感。音译和意译两种方式常常并行,有时彼此融合,带来词汇的变化。东汉佛经中的音译词,绝大多数有浓厚的佛教色彩和异域色彩,它们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的生命力各不相同。     

从佛教词语考辨《大方便佛报恩经》的时代

从12条佛教词语(短语)入手,可以考察《大方便佛报恩经》的年代。其中“观世音菩萨”、“四围陀”、“释氏宫”见于后秦译经;“大悲愿”,“不请友”,与《大方便佛报恩经》中如来十号相同的十种具体名称“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以及“萨遮尼乾”,“天宝香、天宝花(华)”和“一箭道”均见于东晋以后译经;“无量百千万亿阿僧祇劫”最早见于东晋十六国及以后译经;“三藏九部”除《大方便佛报恩经》外,其余用例均见于南北朝以后的中土佛教典籍;“五盖十缠”最早见于南朝梁的《慈悲道场忏法》。这12条佛教词语表明,《大方便佛报恩经》不是东汉时期的文献。如果是译经,它的翻译年代当在东晋之后。     

汉译佛经叙事时序分析

在汉译佛经叙事中,叙述者为了使受众能更好地皈依佛教,在使用顺叙之外,多采用预叙、插叙、倒叙等其他打破时间的矢量流程的叙事时序,形成了佛经叙事变幻多姿的叙事特色。这些手段的运用,强化了佛经叙事的的虚构性。     

论寒山子及其诗作──兼谈僧诗创作的文人化倾向

在僧诗创作历史上,寒山子是一个关键性人物。他具有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修养。且有着与传统文人相似的生活经历,他又接受了天台宗与禅宗的佛学思想与禅法,表现在诗歌创作中,他的诗作充满了内外学之间,及天台宗止观王法与禅宗禅法的矛盾。而超越这种矛盾的禅境诗,寒山子取得了独特的成就。寒山子是王梵志白话僧诗到文人高雅的禅诗之间的过渡人物。     

鉴真弟子法进与日本天台宗

鉴真及其弟子赴日,大力推动了天台教学思想在日本的流播,其中弟子法进功不可没。法进赴日前居住的扬州白塔寺很可能早就存在天台教学思想的传播;当时律宗高僧律、天台二宗兼学,鉴真、法进也不例外,均被誉为"天台宗学者"。法进在日不仅讲诵天台经籍,而且还利用自己携带至日的天台经典协助校勘已流传的天台佛经文本,参与佛经校勘事业。其与鉴真留存于东大寺的天台经籍为最澄所阅读,并由此促使日本天台宗的诞生。法进是最澄、园仁、成寻等日本天台宗历代宗师所注目敬仰的杰出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