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对象的逻辑与方法的逻辑

正确把握逻辑的研究对象、方法、范围、类型等相关问题的还需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对逻辑本质认识的澄清。一般认为逻辑是关于思维形式有效性的理论体系,它不关心思维内容问题。这一观点预设在思维内容和思维形式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分,事实上这是对逻辑的严重误解。人类知识信念具有整体性,逻辑属于信念承诺集合的一部分,并且是其最不愿意放弃的那部分。     

逻辑哲学的新动态及其对中国逻辑研究的启发

逻辑哲学的新近发展对一种逻辑或多种逻辑、一般逻辑、非形式逻辑、逻辑与数学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新研究,将逻辑学作为一种动态的和开放的体系来看待.逻辑哲学发展的新动态对中国逻辑研究拓展逻辑观念、研究思路与方法,特别是拓展研究范围,将中国数学中的逻辑思想纳入到中国逻辑中来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20世纪我国逻辑哲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逻辑哲学被我国广大逻辑与哲学工作者认同并由此而开始的成规模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纵观从80年代初至今的研究历程,可以把我国的逻辑哲学研究分成起始研究阶段与深入研究阶段。在我国的逻辑哲学研究中,主要存在着两种不同但又互补的逻辑哲学观。     

实践转向与美学的逻辑——实践转向与美学的逻辑结构

作为人文科学的美学,从实践转向的角度来看,其逻辑起点是人类社会实践,而人的存在只是美学的出发点。对应着实践结构的物质交换层,意识作用层,价值评估层,美学的逻辑结构应该包含着自然客体逻辑,即合规律性逻辑;人类主体逻辑,即合目的性逻辑;主客体关系逻辑,即审美间性逻辑。对应着实践类型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话语生产,美学的逻辑构成应该包含着物象逻辑,即感性形式逻辑;意象逻辑,即知性形式逻辑;形象逻辑,即理性形式逻辑。对应着实践的受动和主动相统一过程,物质和精神相统一过程,共时性和历时性相统一过程,美学的逻辑过程应该包括意向性活动逻辑,即对象化逻辑;超越性活动逻辑,即符号化逻辑;时空性活动逻辑,即现实化逻辑。美学的逻辑力量就在于实践的建构功能、转化功能、解构功能在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中的实现。     

用逻辑的观念审视中国逻辑研究——兼论逻辑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中国逻辑研究作为逻辑学的分支领域是从中国近代开始的。其后,一直到今天,中国逻辑研究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十分关注的重要领域。逻辑观念从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出现了从文化意义到哲学意义以及向逻辑意义回归的多重意义演变,这种演变在整体上直接影响了中国逻辑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模式。逻辑以证明为研究对象,中国逻辑史的对象是关于中国思想史中与证明有关的思想学说的研究。中国逻辑研究的方法主要有逻辑解读、文化解读、动态分析和比较研究等方法。     

从现代逻辑观点看墨家对逻辑的用与论

作为世界三大逻辑源流之一的中国的墨家逻辑,既与西方逻辑存在相通之处,又有自己的特点.中国古代的墨家学派在论证其兼爱学说的过程中,应用了前提不必真实的推论,这与西方关于推理的前提不必为真的思想如出一辙,但墨家逻辑理论本身却要求推理论证的前提必须为真实,这表明墨家逻辑在理论层面上尚属于一种论证逻辑或非形式逻辑,没有能够进一步发展出推理的前提不必为真的纯形式逻辑理论.     

墨家逻辑与亚里士多德逻辑的比较研究

基于不同历史文化背景而形成的不同逻辑传统 ,既有共同性 ,又有特殊性。因此 ,两种逻辑的比较研究只有建基于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之上 ,才能对它们的异同作出合理的分析与说明。墨家逻辑依托于先秦文化 ,亚里士多德逻辑依托于古希腊文化。两种文化有不同的特征和需求。不同文化的特征和需求 ,产生了两种不同的逻辑。两种逻辑的差异主要表现为 :目的与任务不同 ,逻辑特征不同 ,主导的推理类型不同 ,推理成分的分析不同 ,后续发展状况不同。     

论中国道路的四重逻辑

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指出,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即中国道路。深入研究中国道路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现实逻辑、价值逻辑有利于深刻了解我们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深入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深度把握我国的现实国情、深远影响国际社会中的广大发展中国家。     

试论比较逻辑成为独立学科的合理性

比较逻辑的研究不仅包括不同时代逻辑间的比对、内在汇通,而且包括世界三大逻辑传统的透视性比较。比较逻辑学应当是建基于各种逻辑之上的一门综合性理论学科,它以三大逻辑体系的平等对话为前提,突出比较意识、比较思维与比较方法的自觉运用,有其特有的学科特性与学科视域、学科范畴。比较逻辑不在于“比较”,而在于“汇通”,它有其特殊的“比较视域”。所以,它可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关于逻辑哲学的几点思考

逻辑哲学是在现代逻辑的基础上 ,以非技术的方式研究与推理相关的问题。由于现代逻辑方法的普遍应用 ,逻辑哲学与语言哲学等学科有相似之处 ,对二者的区别可通过是否与推理相关来确定 ,同时由于许多逻辑问题本身也是重要的哲学问题 ,逻辑哲学与一般哲学的区别可通过非技术的方式进行。逻辑哲学的特征和性质反映出逻辑与哲学的密切关系 ,对逻辑哲学的深入思考和研究表明了逻辑对于哲学的重要作用。     

金岳霖与现代逻辑东渐的历史命运

本文通过对金岳霖的逻辑历程进行观照，考察现代逻辑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状况，从而揭示了金岳霖对现代逻辑所产生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并对此作出评价，肯定金岳霖对现代逻辑的贡献，进一步凸显金岳霖在中国现代逻辑史上的地位     

歧路上的辩证逻辑

中国的辩证逻辑研究在苏联哲学问题编辑部《逻辑问题讨论总结》误导下,抛弃了形式逻辑,只研究认识过程中的辩证思维阶段,走上了歧途。恩格斯的“辩证逻辑”,是“辩证的逻辑”的误译。辩证逻辑不仅名不正,言也不顺: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都偏离了黑格尔奠基的大方向。     

现代逻辑关于辩证思维现象的思考

思考现代逻辑对辩证思维现象的刻画是涉及多门学科的工作,对此,辩证逻辑研究几十年来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探索进路。我们选择对标注逻辑、动态逻辑以及哲思逻辑等现代逻辑分支关注的辩证思维现象进行考量。然后,从辩证思维现象的个案个例出发,采用语言逻辑分析自然语言句法语义的方法——组合范畴语法CCG融合λ-演算或投射话语表述理论PDRT等工具,对典型的辩证思维例句进行解析推演,彰显其中的矛盾思想和动态思想,从而尝试开启辩证逻辑研究的新思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中国化的逻辑探析

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起点,其中国化研究也应予以相应的重视。凝练和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必须深入探析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中国化的内在逻辑,应当从历史、文化、实践和发展这四重逻辑依次展开。历史逻辑是为了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得以实现中国化的原因;文化逻辑是为了揭示马克思主义概念能够深入人心的中国元素;实践逻辑是为了确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是中国道路建设的动力;发展逻辑是为了明确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中国化的前进方向。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的四重逻辑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是对我国发展前景和国际形势的积极判断,理解这一判断的情感逻辑、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有助于我们增强道路自信、激发奋斗动力。中华儿女对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积累已久、不可压抑的向往奠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情感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诞生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的清醒认知和有效利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理论支撑;祖国和平统一历史进程、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光辉历史蕴含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实现的历史逻辑;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百年奋斗取得光辉成就的能力和信心是实现伟大复兴的现实依据。     

语用逻辑研究的新进展--蔡曙山的语用逻辑形式化研究述评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语用学与语用逻辑的研究开始起步.虽然起步较晚,但以蔡曙山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却能够站在当代西方语言哲学,特别是言语行为理论和语用学研究的基础上开展研究工作,在受到当代语言哲学大师塞尔高度赞誉的<言语行为和语用逻辑>一书中,蔡曙山构造了命题语用逻辑、量化语用逻辑以及模态语用逻辑的自然推理系统与形式公理推理系统及其各自的语义模型,探讨并证明了元逻辑问题.蔡曙山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拓展了语言逻辑研究的空间,促进了语用逻辑的形式化研究,从而为进一步推进计算机与人工智能逻辑、认知科学的研究,提供了完备的、精密的研究工具.这项研究成果标志着中国语用逻辑的形式化研究达到西方现代语用逻辑研究的相同水准,同时也发扬与光大了中国古老的语用学与语用逻辑的思想传统.     

深刻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四重逻辑

走向现代化进而实现复兴目标,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历史宏愿。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历史与现实的相互联动、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印证、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影响中进行的伟大探索,是一个涵义深刻、要素丰富、逻辑严密、特征鲜明的科学体系,具有原创性、发展性、世界性的理论品质。中国式现代化以鲜明的历史演绎、理论概括、价值旨归、实践路径诠释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崭新意蕴。     

迈向《资本论》阐释的第三种逻辑

《资本论》虽然是一部揭示资本主义运行方式的科学著作,但其中也蕴含着超越资本主义的价值理想。既往对《资本论》基于“拜物教”批判的价值逻辑阐释以及对之反拨的科学逻辑阐释,均有所偏失,故有必要走向一种基于科学理论与价值理想相互中介的实践逻辑：一方面,科学理论服务于价值目的,其研究领域和对象的选择受价值理想指引或限定;另一方面,这一服务的方式是对价值理想进行中介,即根据所揭示出的事实性规律限定行动的目的与方式,使之具体化为可行之方案。这样一种价值理想与科学理论的交互中介、价值逻辑与科学逻辑的交互中介,方才构成了人的对象性的现实实践活动之构架,因而,对《资本论》的阐释便当在这一综合了科学逻辑与价值逻辑的“第三种逻辑”的视域下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