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联日到联俄:李鸿章与《中俄密约》的签订

李鸿章外交的最大失败是对日交涉,甲午之败使李鸿章一生事业扫地无余,他对日本极端仇视,在外交上也由"联日"转向"联俄拒日"。李鸿章作为清政府"联俄"政策的执行者和实践者,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李鸿章作为缔约人受朝野指责,学界关于李鸿章在密约问题上的责任亦莫衷一是。究其实,《中俄密约》是清政府"联俄"外交的产物,也是俄国为实现"借地接路"而精心策划的外交阴谋与骗局的结果,李鸿章作为《中俄密约》的交涉者与签订者,虽是奉旨办事,但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903年“沈荩案”及其影响

沈荩案发生将近100年了，但有关史实扑朔迷离，至今尚未完全弄清楚。本文对有关史实加以考证，认为沈荩不可能向八国联军告发清廷大员，他在北京的活动也并非是“散布革命种子”，“着手中央革命之预备”，他被清廷逮捕并杖毙，不是因为他披露了《中俄密约》，而是因为他曾参与自立军起事。据此，作者就如何看待当年革命党人为了宣传“排满”所写下的“史实”谈了自己的看法。     

论“连珠”体起源于“对问”——刘胜《闻乐对》为连珠雏形论

<左传>、<国语>、<战国策>中多有以"臣闻"起首来发表见解的,至有几个"臣闻"格式的连用,假如把其中"臣闻"格式抽绎并汇聚起来,这是"连珠"体构成的模式之一.刘胜<闻乐对>为"连珠"雏形,为受诏作之,如果脱略其有关自我事迹的叙说,那就是完全的"连珠"体;脱略具体性而只存"臣闻"格式,这是"连珠"体又一构成模式.因此,"连珠"体就是此二者的结合,把某种推理、论证从原生态语境中抽离出来进行新的组合,使得原本有具体指向的劝谏话语有了某种抽象和普世化,这些话语在新的语境中被再联结、新组合又有"历历如贯珠"的语言上的要求;其意义指向也由单纯的劝谏而兼有观赏,接受者由痛苦的被劝谏者而兼有对形式的某种欣赏,不再仅仅是对内容的接受.倒过来讲,"连珠"某某首又如同<韩非子>中<说林>、<储说>,人们或许可以直接将其引用在自己的论述中.     

论谶纬对《汉书》的影响

谶纬是盛行于汉代的重要社会思潮.班氏父子皆通于谶纬之学,且<汉书>形成于谶纬鼎盛时期,因此<汉书>自然多受谶纬影响.在思想意识方面,<汉书>将"尧后火德"思想作为揭示西汉一朝兴衰的主线,此外,<汉书>颇重灾异与祥瑞.从人物形象塑造来看,谶纬是<汉书>神化汉代帝王、丑化王莽的重要媒介,谶纬往往被视为决定人物命运的关键因素.从叙述层面来看,<汉书>对谶纬颇有兴致,不仅记载了许多谶纬的源流,还详细描述了一些符命的具体内容和形态等.     

身体经验“文革”记忆启蒙叙事——《兄弟》（上）、《后悔录》合论

本文认为,余华的<兄弟>(上)和东西的<后悔录>是以身体经验为中心书写"文革"记忆,所承续的依然是"五四"以来启蒙叙事的文学传统.首先,文章通过<兄弟>(上)中偷窥、<后悔录>中围睹的情节,分析了"文革"时期普通中国人荒诞的身体经历.根据现在的身体经验,用带有夸张、反讽意味的调侃笔调描写身体可笑可悲的处境,以揭露"文革"的历史理性和道德戒律压抑摧残人性的"罪恶",是两位作家共同的旨趣.其次,文章通过"文革"特殊的呈现方式,分析两位作家经由荒诞的身体经历进入"文革"政治的特殊途径.支撑"文革"政治的是其历史理性即阶级理性.余华和东西并不属于没有历史的失忆一代.在切己的身体经验中回忆"文革"政治如何渗入、控制身体,这是在生存论的意义上反思"文革".在阶级理性和道德戒律的支配下,运用政治化的身体修辞,性基本上被社会化或阶级化了,性关系基本上被革命友谊或阶级情义所取代.这无疑有其深刻的中国传统文化根源.最后,文章通过对"五四"以来启蒙叙事传统的清理,对两部作品中启蒙因素的概括,分析了两位作家与这一传统的精神联系.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以"人的解放"为核心的启蒙思潮,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创作.然而,他们的先锋或叛逆姿态遮蔽了这种精神联系.他们重视艺术而不反启蒙,并未抛弃自西方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对人的认识,后现代的消解意义的文学游戏与他们无关.     

国民党中政会若干问题的订正与商榷

<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发表的王奇生撰<中政会与国民党最高权力的轮替(1924-1927)>,有四处论述对笔者发表于<湖北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演变述略>的有关观点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批评,这些批评或者歪曲了笔者的原意,或者对历史现象做了机械、简单的理解,因而是站不住脚的.同时,该文关于国民党的"党治"等三个问题的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国民党的"党治"仍是一种人治,而不是与"传统帝治"有着根本区别的"法治";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确经正式成立,而不是"最终未能正式成立";国民党中执会与全代会并不同时发挥国民党最高权力机关的作用,因而不是两个并列的最高权力机关.     

先秦诸子散文的"史"体性质及渊源

先秦没有"史"的文体概念,"论"的文体概念最早见于<庄子>,故先秦的著述家基本是"史"、"论"不分.有人将<尚书>、<国语>视之为"史",将诸子散文视之为"论",其实诸子散文和<尚书>、<国语>不仅同本同源.同是政坛言说的产物,而且在功能和文体的形式方面都没有太大区别.<尚书>、<国语>主要记言,"史"中有"叙".诸子散文从<尚书>、<国语>发展而来,仍然保留了<尚书>、<国语>所记政坛君臣言说"对话式说理"的方式,虽以"论"为主,却有众多的叙事因素,存在一个显形或隐形的叙事框架.可谓"论"中有"叙".诸子散文和记言体历史散文在文体上有着相同的内在特质.故先秦将记载晏子话语的典籍称之为<晏子春秋>,将吕不韦门人撰写的完全以论说文结集的著作命名为<吕氏春秋>.造成诸子说理散文对记言体历史散文体式继承的根本的原因在于诸子说理散文和记言体历史散文为同一种行为方式.     

从《文心雕龙》的“赞曰”看刘勰对《诗经》传统的通变

<文心雕龙>每篇末尾的"赞曰",均为押韵的四言八句,形式上独立于全篇,具有诗歌的文体特点.这种形式与同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五言诗不同,它们直接师承<诗经>,也借鉴了<诗经>"比兴"的艺术手法,寓抽象于形象之中,生动地总结全文.对<诗经>的推崇背后蕴藏着刘勰自觉的文化追求,也是魏晋南北朝整个时代的过渡性特征在个体身上的反映.而<文心雕龙>赞语独特的诗性言说方式源于诗性的思维方式,这也是中国古代文论的诗性特质之所在.     

论德拉布尔小说《磨砺》中男性的“他者”地位

小说<磨砺>中的女主人公罗萨蒙德是在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知识女性的代表.<磨砺>中的男性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事业上都被边缘化,成为女性的"第二性"与"他者",这种倾向表现出作者对女性的一种期待,是女性获得平等途径的一种有意义的探索,但这一做法显然带有早期女性主义者追求女性绝对独立的偏激,而我们所倡导的是建立在两性和谐共存基础上的男女平等.     

瞿秋白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建构——基于《"现实"》中俄文本对勘的视角

在<"现实">一书中,瞿秋白秉承自己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框架,对俄文原文进行了大量的增删、注解和阐述.通过与原文的对话乃至博弈,瞿秋白确立了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中俄文本对勘提供了天然的比较研究视野,并生动展现了瞿秋白文本及思想的生成过程,这在新的层面开启了辨识瞿秋白现实主义美学特质的可能性.     

沈从文文化视野的人类学解读

沈从文在创作初期以湘西本土文化代言人的身份,对湘西文化的地方性知识系统进行深度描写,揭示湘西文化的精神特质。这种对湘西文化的本土阐释是把湘西文化作为都市文明的反观之镜,也是作为拯救现代都市文明诸多病态的良方,这是沈从文此期的文学题材选择与创作思想的人类学向度。这种缺失现代历史理性的价值取向必然受挫。沈从文的民族感情和民族自尊同历史理性尺度之间的冲突,正是他文化困境的来源。历史理性是沈从文走出文化困境的必然之途。沈从文从本土文化阐释意识到历史理性的转变高度说明了他的文化理解阐释身份的全面置换,也揭示了他文化阐释的方法的自觉更新。沈从文从苗族、湘西区域意识到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的逐步归聚,实际上是他跨文化思考、历史理性思考乃至对人"类"意识思考的结晶。这是沈从文对中华民族文化如何走向复兴问题的深度思考。     

论沈从文的文学批评

坚持“纯正的文学趣味”，反对文学的商业化与政治化，强调文学的独立品格，是沈从文进行文学批评时遵循的基本文艺思想与美学原则。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批评观念与准则，如作品应“匀称”和“和谐”，作家应讲求创作的“技巧”与独创性等。而在批评方法与风格上，则表现为典型的印象式批评，他不是从作家的生平与外部环境入手，而是结合自己的创作实际，深入作家的内心世界，就文章本身加以分析与点评。同时，他还十分重视批评文体的多样性，反对千篇一律。沈从文的文学批评体现出的批评观与批评个性，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占有突出的位置。     

沈从文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研究

沈从文是一个具有土家族血统并在一定程度上传承了土家族文化传统的作家,他以湘西民间优秀文化精神及城市下层民众的优秀品德为参照观察"现代"文明,从而发展了自由主义的保守性,成就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家。他虽然与中国文化保守主义传统具有一致性,但更多的是基于救亡与启蒙的使命而"退返民间",从民间优秀文化精神中探索中华民族的活力与重造的根基。     

对沈从文创作中文化反思的几种误读的辩驳

沈从文的城乡文化反思既没有美化乡村文化也没有美化城市文化,他只是在城乡文化的互相对比中打破一种二元对立而去关照乡村文化及城市文化各自的优劣利弊.沈从文既追求中国文化现代化,也质疑现代性.这种反思具有一种在回瞥中怨恨的现代性体验,并以"爱与美"为文化建构的立足点,企图重构一个超越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理想的、完美的中国文化.     

金代戏剧形态研究——兼考《辍耕录》“院本名目”

许多研究者认为,金代只有院本。检阅《四库全书》中金代文集、《金文最》、《金文雅》及《全金元词》等文献,可知金代有三种戏剧形态,即金院本(杂剧)、刮鼓戏、乐舞戏。金代杂剧的产生、繁荣以及衰落的过程,与金代历史、文化以及文学的发展过程正好同步。金代杂剧的兴盛离不开辽代教坊散乐和北宋杂剧。根据表演对象、场所,金代杂剧可分宫廷杂剧、民间杂剧,即燕京宫廷杂剧、河东杂剧,金代杂剧在金世宗、金章宗时期达到了其繁荣时期,这是所谓“国朝杂剧”时期,到了金代末期,随着政局的危亡,杂剧也就衰落了。陶宗仪《辍耕录》“院本名目”中600种院本属于金代,而其余分别属于宋、辽、元。金代杂剧同宋杂剧相比,具有自己的意趣指归：虽然不脱谑浪调笑的风范,但题材范围比“官本杂剧段数”广,历史故事类题材比重加大。刮鼓社来源于北宋的“斗鼓社”,是北宋时代中原地区存在的一种村社小戏,金灭北宋,这种村社小戏就继续存在,并且受到了重阳子王喆的重视。金代歌舞戏与当时的祭祀娱乐神灵的风俗密不可分。     

从《七色魇》看沈从文4O年代的创作心态

新时期以来，对沈从文的研究大都集中于他的小说创作上，对于其散文创作，研究者们更多地把目光投向其3O年代的《湘行散记》等作品，相对忽略了他4O年代的创作。仔细研读沈从文4O年代的散文，发现这些抽象散文与他当时的心态息息相关，可以看作是他在外界痛苦、寂寞、压抑中对于自我灵魂的坚守和对生命意义的追问。由此，以《七色魇》文集为例，讨论沈从文在4O年代的创作精神。     

章太炎的魏晋文情结

民国文人的魏晋情结发轫于章太炎对魏晋文的推崇,辨名析理的魏晋文深契民国初叶的文化生态,信而好古的章太炎以小学为基础,取法魏晋,获取民族文化重建的能量,他激于时弊而拯衰起敝,盘活了传统文化的现代生机。他的朴学理路,有力冲击了文以载道的传统观念,也为当下甚嚣尘上的政教功利说祛魅,表达了古雅和存质的文化诉求,隐寓对中华传统之文的再认和重估。     

沈从文作品中的泛神论成因探析

沈从文在20世纪40年代承认自己是一个泛神论者。泛神论这一舶来品在沈从文的视野下发生了异变,成为一个独特性的文学史现象。崇尚自由和执著理想是其泛神论的两个成因。一方面,沈从文崇尚自由的天性得益于地域文化、母性文化等的影响,使其以悲悯的情怀看待人与自然万物,消解了人与自然万物的界限。这为其后来泛神论的形成提供了契机。另一方面,沈从文得益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外来文化的撞击,把描写“人性最深切的情欲”,重塑民族性格作为自己的文学理想。虽然20世纪40年代自身境遇特殊但信念执著,更加专注于“人性”的描写和研究。最终导致了泛神论的确立。二者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同时是相辅相成的。正是二者的同时兼备,促使沈从文的泛神论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这一个”。     

巴金与法国文化

巴金曾经三次踏上法兰西的国土,通过文学、景观、社会实践等多种途径亲密接触法国文化的多个侧面,所以他无论在创作和革命思想以及人格发展等各个方面都深受法国文化的影响。文章认为巴金作为一个主体,他不仅被动接受了法国文化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他在中国本土文化特点、当时的社会现实、个人的经验和追求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对法国文化作出了个性化的阐释和重构,并在此基础上深刻挖掘出他者形象对自我文化的迂回式反观,主要探讨了在巴金对法国大革命和法国平民社会的阐释,以及“文革”后巴金对法国文化关注重点的转变中所深刻透析出的他对中国革命及社会发展的深刻思考。     

沈寂和他的陈独秀研究——兼评沈寂著《陈独秀传论》

沈寂长期坚持陈独秀研究,是国内陈独秀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陈独秀研究成果最为丰富的学者之一,《陈独秀传论》是其代表作,承载了他一生执著学术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