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诗外传》新论

本文主要探讨《韩诗外传》的思想特征和诗学观念 ,其中能从“情”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既考虑到《诗》蕴涵着治国安邦的大道理 ,同时也赋予《诗》以情性 ,这就透露出韩婴能从文学的角度来审视《诗》的朦胧思想 ,比起前人乃至同时代人都有很大进步     

论《韩诗外传》的《诗》学性质及特点

关于《韩诗外传》与《诗》学的关系,东汉班固、南宋陈振孙、明代王世贞均认为与解《诗》无关,特别是王世贞“大抵引《诗》以证事,而非引事以明《诗》”之语,影响很大.清代汪中更提出此书为“《荀卿子》之别子”,对当代研究者亦有一定影响.但笔者经过仔细考察,并从经学史的视角加以观照,认为《韩诗外传》是一部说《诗》之作,且带有比较显著的今文经学通经致用的特点.此书注重阐释微言大义,力图起到积极的政治作用,同时也便于启发、教育学《诗》的经生,满足他们修身、议论的需要.     

《韩诗外传》情性论与《性自命出》的渊源

在孔子及其后学七十子所畅论的心性话题里,产生了对日后中国文学理论及实践至关重要的情论,《性自命出》见出情论的活跃。至荀子学派,情性论随着情欲一体的话语在儒学衰落的大背景下亦有式微之势。汉初《韩诗外传》的情性论是对七十子的一次回归,在诗学与性命道学之间架起了桥梁并可能借说诗的方式推动了诗学话语里“情”的正当化。     

《韩诗外传》与《荀子》用《诗》之异同

前人多笼统言说《韩诗外传》与《荀子》之间的诗学关系,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以《韩诗外传》和《荀子》所用之“诗”较多相同为证据,推论二者在《诗》传上之关系等问题。而通过对《苟子》与《韩诗外传》在同一语境下用《诗》情况的微观考察可见,《韩诗外传》用《诗》与《荀子》大异而小同。同时,就著作目的而言,《荀子》为立说而用《诗》,《韩诗外传》为解诗而引事、引理。而就具体每一处用《诗》来说,《韩诗外传》与《荀子》类似,体现出以诗证事、以诗证理的特征。     

《韩诗外传》中的神灵与祭祀

：《 韩诗外传》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先秦时期所形成的神灵信仰,承认神灵作为一种人格化的主宰干预并控制着人世的生产与生活。而以天或天神为主导的神灵对人事的影响遵循着赏善罚恶的原则。但同时,《 韩诗外传》又通过一种感应论的阐述削弱了神灵的权能及意志,并借由阴阳之说为天人感应及其维系的善恶报偿赋予了新的依据。《 韩诗外传》对神灵的矛盾态度也体现在对祭祀的理解中,《 韩诗外传》一方面承认祭祀讨好神灵的效用,另一方面又认为祭祀有助于维系、彰显礼乐伦常所需要的某些情感,具有教化的意义。     

《韩诗外传》版本流变的三个阶段

《韩诗外传》是汉初儒生韩婴编写的经学著作, 但今天见到的《韩诗外传》已非汉时旧貌。结合文献记载与征引情况, 可知在版本流变中, 至少经历过三个较为明确可考的阶段, 即汉代六卷本、隋至宋时十卷本、元代以来十卷本。这三个阶段, 使得《韩诗外传》在卷帙与篇章方面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对《韩诗外传》进行研究之时, 须将这三阶段的变化考虑在内, 才能获得更加严谨可靠的结论。     

以《韩诗外传》为例看孟子对汉诗的影响

汉代三家在解《诗》用《诗》的过程中,无不突出强调《诗》的王道政教功能,这是汉《诗》经学特点的最重要的表现之一。而这一特点,又以《韩诗外传》表现最为突出。不过追根溯源却会发现,汉代诗学的这一经学特点源于对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观点的承袭和践行。甚至可以说,孟子的"迹熄《诗》亡"观,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汉诗解经释旨的诗学方向。     

论《韩诗外传》对孟子圣人观的承袭——《韩诗外传》渊源新探

"法先王"和"法后王",是儒家学说中两种截然不同的圣人观,这一区别,往往成为划分儒家学说中孟子一派和荀子一派的关键性依据。然而,被人们认为是荀子后学的韩婴,却在其著作《韩诗外传》中,展现出了对孟子圣人观的大量承袭:无论是对"圣"这一概念的推崇;对古代圣人的称颂;还是对成圣标准的判定上,均与孟子的观点如出一辙。这一现象提示我们,对于《韩诗外传》的渊源问题,值得引起我们的重新思考。     

知人论世：韩婴诗学的再解读

韩婴诗学不仅在汉初得列官学,而且有《韩诗外传》存世。关于《韩诗外传》著述性质的讨论,无论是司马迁的“推《诗》之意”,还是班固的“推诗人之意”,关注点均在文本意义上的诗学层次,而不是发挥诗义方式上的诗学层次。“诗”与“诗人”的一字之差,其实体现了司马迁与班固在各自经学观下对《韩诗外传》的不同理解,可视为探讨《韩诗外传》相关问题的学术参照。只有着眼于韩婴其人及其诗学系统,将之放在区域文化史背景下作深入分析,才能更加客观地评论《韩诗外传》,并充分认识韩婴诗学的学术价值与历史地位。韩婴质朴的学术品格、分明的处事风格,以及包括诗学传统在内的燕赵地域文化的滋养,对《韩诗外传》的命名、特点、传播等诸多方面确实产生了重要影响。     

《韩诗外传》解诗说

以往认为《韩诗外传》引经史、采杂说,不是解《诗》文献。经过仔细梳理分析,认为《外传》是汉初三家解诗文献中一种独特体例。作为一种讲疏体例,在引诗体例,说诗的对象与解说方式的关系,“外传”与“内传”“说”“故”的关系,及解诗的方法和角度等方面的内涵和特点。     

韩非的道德思想与法律发生学

韩非汲取道家的道德学说,以＂道＂率＂德＂,把＂道＂作为＂德＂之形上本体和终极依据。把道、德、仁、义、礼五者视为因依相生的关系,通过＂德＂＂礼＂结合,进而将礼与法结合,认为法的产生是道不断向德、仁、义、礼依次递生的必然结果。韩非同时又将道与理相结合,视＂理＂为事物的特性与发展变化规律,将其扩展到政治领域则为治国之理,治国就是要＂缘道理以从事＂,于是,韩非又从道、理、法的相生相依的关系中诠释了法律的产生。     

“以意逆志,得孟子之一体”——以《韩诗外传》为例看孟子对汉《诗》经学化的影响

孟子的"以意逆志"说,最先强调了读《诗》者在《诗》义阐释过程中的主体性作用,这意味着读《诗》者不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诗》义;还可以通过主动推求去寻找《诗》的创作意图。《韩诗外传》正是汉《诗》践行孟子"以意逆志"观的突出代表。《韩诗外传》对孟子"以意逆志"观的传承,不仅展现了《诗》学发展至汉代的一次飞跃,同时也证明了汉诗通过《诗》义阐释传达经世意图的经学化倾向正是由孟子导夫先路的。     

论《唐诗品汇》的诗体正变观

《唐诗品汇》是明初高棵编选的以盛唐为宗的一部重要唐诗选本,诗体正变观是其诗学思想重要组成部分,分三部分：体因代变,正本清源,对唐以前成熟的诗歌体裁五、七古、五绝源流正变;以盛唐诗体为正、晚唐诗体为变的“一代诗体观”;古体为“正”,律、绝为古诗之“变”;五排律为六朝古诗之“变”,是后世五排律之“正”,七排律是后世该体之“正”;五律为“正”,七律为“变”;五言为“正”。七言为“变”,重视“正”,接受“变”。《品汇》以盛唐为宗,“四唐”、“九格”品诗,“终明之世,馆阁宗之”,其诗体正变观对诗体渊源流变研究和明、清诗人诗体辨析影响深远。     

儒家诗教与“礼乐”传统

从典籍中关于"礼乐"传统的记叙和<左传>中的引<诗>赋<诗>例看,早在孔子诗论之前,作为儒家诗教基石的功利诗学观和"中和"艺术现已具雏形,并产生了广泛影响.以孔子诗论为源头的儒家诗教,只是对"礼乐"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并不具备原创性.儒家诗教之所以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量,其根本原因在于它脱胎于有着深厚民族文化底蕴的"礼乐"传统.     

《全明词》漏收1000首补目

《全明词》的出版,填补了词史文献整理研究的一大空白,但漏收词人词作不少。据明人诗文别集、词别集和词选、词话,补《全明词》漏收之词人20家词作463首,另补《全明词》已收其人而失收之词 537 首,共补词1000首。     

《全明词》漏收1050首补目

从明人诗文总集、别集、词选、诗选、词话、诗话、笔记中辑得《全明词》漏收词作,除去部分与王兆鹏、胡晓燕文《〈全明词〉漏收1000首补目》重叠外,另外补《全明词》失收明词人67位,失收词作1050首。     

论“海岱诗社”与《海岱会集》

＂海岱诗社＂是明中叶嘉靖年间出现在山东古城青州的一次重要结社,由八位致仕或赋闲的官员组成,八人皆正直刚方,不事权贵。《海岱会集》乃诗社成员倡和之作的结集,内容多吟咏山水名胜、叙写时令聚会、怀古寓托情志、忧叹民生疾劳、关注时政举措。＂海岱诗社＂结社于＂台阁体＂余风未绝、＂前七子＂倡言复古、天下巍然向风之时,八人不为风气所移,其诗以抒写性情、真率闲雅为主要特征,自适其意,清雅可观,既无台阁陋习,亦无模拟之弊,在当时甚为寥落的山东文坛实属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