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词漫议

一个词兼有两个词的同性、同义和语法作用,叫作兼词。《论语·阳货》：“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句中的“诸”是兼词,相当于“之”和“于”。“之”是人称代词,代“阳货”;“于”是介词,表示处所,译为“在”。“之”作动词“遇”的宾语;“于”同“涂”构成介宾词组,作“遇”的补语。兼词有两种。一种是合音的兼词．一种是合体的兼词。合音兼词的读音为所兼两个词的拼合,也就是两个词的快读。合音兼词又称合音词,也叫急音。《孟子·梁惠王下》：“文王之围,方七百里．有诸？”句中的“诸”是合音兼词,相当于“之乎”…     

龙榆生的词史思想与价值

龙氏的词史思想是近代史学与传统词学相结合的产物。在“一代有一代之音乐制度”、“一代有一代之社会风尚”两大词史思想的理论基础之上,龙榆生更为客观、理性地阐释了“词”的发展历程,突破了传统词学中“空言标榜”的习气和拘于“四声清浊”的“图谱之学”,为中国近代词学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     

《茗柯词》及其对常州词论的实践意义

作为常州词派的代表作之一 ,张惠言的《茗柯词》具有一定的溯源开境之作用。其所开的“新境”主要有二 :一是以“热肠郁思”之笔写春咏春 ,意高格高 ,充满积极进取的精神 ,翻出词家之旧窠 ,创出春词之新境 ;二是借托情寄意之物 ,开别有会心之新意象。但就总体而言 ,张氏创作所开新境影响不大 ,常州词派的创作理论之影响远远大于创作实践。     

“说唱词话”和《金瓶梅词话》

“词话”是元明说唱文学重要形式之一。1967年上海嘉定县宣姓墓出土了一批明代成化年间竹纸刻印的书籍,内除一本南戏《白兔记》外,其余都是“说唱词话”,共十六种。近年来有人据此推断《金瓶梅词话》的成书问题,造成了混乱。曾有人提出,词话之“词”,“可有三种解释:一词调之词;二偈赞之词;三骈丽之词。”更有人认为,词话就是“有词有话,即有说有唱。词泛指诗、词、曲等韵文而言”。实     

江顺诒“情境”说与词创作

江顺诒《词学集成》词境卷中提出“词家之情境”,把“情境”作为词境的第一阶段,认为词之“情境”有三方面的特征：一是有以点染、不隔、寄言为主的“词家三昧”艺术特征;二是“体物赋景”的表达特色;三是“言愁”寄情的审美特质。江顺诒用心灵情感进行词的创作,他的词作与“情境”说词学思想大体上也是相一致的。     

周邦彦恋情词浅论

周邦彦曾被词论家誉之为词中“圣手”,“万世不(礻兆)之祖宗”;他的词作被称之为“词家神品”,“词之正宗”。这些总体评价不可谓不高,但对其恋情词的具体论析,却又是与前面的评价很不一致。张炎说是“惜乎意趣却不高远”,刘熙载嫌其“旨荡”,“当不得一个贞字”,王国维也说“永叔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方之美成,便有淑女与娼妓之别”。解放后,一些论者受上述说法的影响,走得更远,竟将周邦彦说成是“风流词客”、“狎客”、“艳情词人”。直至目前,这类说法影响犹存。对周邦彦恋情词的看法关系到对他人品和词品的评价,也关系到对词发展道路的评价,似有单独作为专题探讨的必要。     

论谭献词学“正变”观及其对常州词派的推进

谭献词学的“正变”观念是对周济“正变”观的一种反拨。不同于之前学者讨论词学正变多从词体发生的角度立论,谭献更注重词的功能。他认为词是古代乐教的重要载体,故而,言志之词是为词的“正声”,永言之词是为词的“变声”。具体而言,表现手法疏越、显豁之词为“正声”之词,表现手法含蓄、婉丽之词为“变声”之词。谭献不仅以其“正变”观建构唐宋词史的体系,而且用以建构清词史的体系,这体现在他的《复堂词录》和《箧中词》两部词选中。     

周济“寄托”说纵议

清代号称词的中兴时期,而词学研究尤盛。作为常州派的重要理论家,周济的词学理论主要见于他的《介存斋论词杂著》、《宋四家词选序》、《词辨序》等。周济论词,主要继承张惠言关于词应“意内言外”,以“比兴手法表现其温柔含蓄、低徊要眇”之情,有“风骚”之义的主张,并加以阐发,使之具体化。特别是他对于词必须有寄托并如何才能达到寄托的途径的论述,进一步完善了常州派的词学理论,给后来词家、词论家以很大影响。《宋四家词选序》云:“夫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一物一事,引而伸之,触类     

词气理论的成熟形态——谢章铤“词气说”的独特内涵

“气”是中国传统诗学重要的理论范畴,在构建诗学体系中有其不容忽视的地位和作用。在词学领域,谢章铤在其“性情说”的基础上,发展前人有关词气的理论成果,形成较为完整的“词气说”,将词气理论形态推向成熟。其“词气说”有着独特的内涵,包括和永与豪雅的词人之气、词作内容之气以及和而不促的词作行文之气。“词气说”与贵气、气厚、词量等相关的词学命题联系起来,丰富并拓展了近代词学理论的范畴。     

论贺铸词之“诗化”

北宋中后期词人贺铸词中呈现出“诗化”的特点,主要表现在：题材的“诗化”和表现手法的“诗化”。题材的“诗化”,包括抒怀词、怀古咏史词、思边词和悼亡词,这些词对宋词对题材的开拓具有重要意义;表现手法的“诗化”,包括比兴手法的运用、化用唐人诗句入词和运用典故等方面。在北宋中后期沿着苏轼开辟的“以诗为词”的道路进行创作的众多词人中,贺铸的创作成就是最突出的。贺铸词之“诗化”,对其词多样风格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其词之“诗化”及其“诗化”后的豪放词对南宋辛弃疾及辛派词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积极意义。     

论晏殊词的创作心态

诗词有别。王国维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①即词虽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上有逊于诗，但在抒写情致的深度上却有所开掘。由于“词为小道”、“词为艳科”的观念影响，词这种文学体裁受到的封建伦理方面的约束就少得多，因而在表现世俗人情的真、深方面就具有了更多的自由：朱乔尊云：“词虽小技……盖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其词愈微，而其旨益远。”②刘体仁云：“词中境界，有非诗之所能至者，体限之也。”③王拯云：“（词）窈深幽约，善达贤人君子恺恻怨悱不能…     

苏轼“以诗为词”臆探

诗词分疆而治,大约从唐末五代到苏轼之前这段时间。当时的情况是:词言情,诗言志。词应歌,诗应诵。文辞有雅俗之分,格调有尊卑之别,题材相异,功用亦殊。总之,“诗庄词媚”,是那时影响深广的传统观念。因此,在词的创作中出现了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是“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於此”(胡寅语),以标榜名士的风雅;另方面又借口“谑浪游戏”而“自扫其迹”(同上),以保持身份的尊严。晏几道为其父“扫迹”曾说过“未尝作妇人语”(《宾退录》);陈直斋为欧阳修“扫迹”曾说过“当是仇人无名子所     

吴伟业“词史”观及其影响

梅村词在清词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一再被推为本朝词家之“冠冕”.吴伟业具有由“诗史”观延伸而来的自觉的“词史”意识.其“词史”观及梅村词对清代“词史”观的确立发展及后世“词史”创作具有开山之功和重要影响,有力地推动了明末清初词风的转型.     

女性语言与女性书写——早期词作中的歌伎之词（中）

从“性别与文化”的视角,对早期词作中的歌伎之词之美感特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论述主要围绕女性语言与女性书写展开:“女性语言”是指女性之词在语言中所表现的女性之内容情思;“女性书写”则是指女性在从事词之写作时所表现的写作方式与风格。通过对词例的分析认为,第一类文层次较低的歌伎所写之歌词。因其“男性书写”格式之习染与约束较少,表现为生动变化而赋予本真的生命之感发;第二类与文士往来的文化层次较高的歌伎之词,则因受到文士们“男性写作”方式的影响,表现出双性的美感。     

女性语言与女性书写——早期词作中的歌伎之词（下）

从“性别与文化”的视角,对早期词作中的歌伎之词之美感特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论述主要围绕女性语言与女性书写展开:“女性语言”是指女性之词在语言中所表现的女性之内容情思;“女性书写”则是指女性在从事词之写作时所表现的写作方式与风格。通过对词例的分析认为,第一类文化层次较低的歌伎所写之歌词,因其“男性书写”格式之习染与约束较少,表现为生动变化而赋予本真的生命之感发;第二类与文士往来的文化层次较高的歌伎之词,则因受到文士们“男性写作”方式的影响,表现出双性的美感。     

陈澧《忆江南馆词》简论

陈澧是清代词史上的一位重要词人。参加越台词社对陈澧的创作有重要影响。有学者以为陈澧词突破了浙西词派和阳羡词派,此说不确,事实上陈词正属浙西格调。陈澧词向有“学人之词”之誉,无论是从岭南词史还是整个清词史来看都值得重视,且这种特质还有功于清词词境之开拓。另外,考察陈澧词有助于对浙西词派后期的发展有更为准确的认识。     

论东坡词的“雅化”及其对词史的影响

东坡词的本质意义是对词的“雅化”。苏轼批评柳永并非针对“婉约”，而是针对“从俗”。“以诗为词”的本质是引诗之雅以改造词之俗。“雅”的内涵已由唐之前社会功利性极强的“言志”转变为宋大夫以归隐为中心的精神宣泄。苏词以其题材之雅、境界之雅、艺术手法之雅完成了这一改造。其影响自秦、周而达姜、吴     

“出版”概念考辨

由于不同语言环境和历史背景的影响，“出版”一词在中国与欧美有着不同的含义。在中国，“出版”一词有两层含义：一是书籍的印出，二是印出后使之流通，分别强调的是整个出版过程的不同环节，涵盖两种不同的形式。在欧美，“出版”一词只有一层意思，即强调“公之于众”，也就是发行。因此，“印刷”与“发行”是出版的两个核心内涵。     

镜与灯：本体论视域下王国维与 况周颐求“真”词学观比较

王国维与况周颐的词学思想都有共同的词旨“真”,对赤子之心的认可、对女性真实情感的肯定、对艳词的青睐都是以“真”为旨归。然两者对“真”的思考从词学审美理想、创作方法以及情景表达的物我关系等角度来比较,有本质的不同。王国维受庄子和叔本华影响,认为词作之“境界”如镜子,是对审美客体理念以及主体心境与生活意志的再现,是以“小我”之真来追求普世“大我”的善;况周颐则认为“词心”乃向外烛照,注重词人主观情志的抒发,强调由内而外的真情流露,以“性灵”统摄“真”“善”,通过自我对客观世界的烛照来表现“词心”,是传统词学的集大成者。     

幽艳倩婉词 秦氏为大家——简论秦观

清人张德瀛在《词徵》中说:“同叔之词温润,东坡之词轩骁,美成之词精邃,少游之词幽艳,无咎之词雄邈,北宋唯五子可称大家。”今人唐圭璋在去年十一月召开的“全国首届秦观学术讨论会”上又说:“宋词大家不多,名家很多。秦少游是大家,不是名家。”这是知人知词之言。的确,在我国词史上,秦观是一位拔奇于前代名家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