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与名教的统一--王弼名教思想探析

魏晋是个体自我觉醒的时代。王弼作为士阶层的典型代表,援道入儒提出“名教本于自然”的命题,倡导在尊重个体本性的前提下重塑名教的权威。道家的自然既是世界的运行法则也指个体的自然本性,它是个体与名教沟通的桥梁。个体既是名教的遵循者也是名教的载体,对名教有效力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王弼名教与个体统一的名教思想的基本观点是：自然之性是名教存在的基础;自然之道是名教施行的方法;“性其情”是名教与个体统一的人格范式。个体安于名教,圣王施行名教,以及性其情的个体人格范式。个体与名教的统一,既可以维护个体本性又可使名教生命力持久不息。     

从王弼“名教本于自然”思想论天道人道的统一

王弼对世界存在普遍原理的追问展现在多个方面,认为世界万事万物的存在以"无"为根据,万事万物的运行遵从自然原则;对于人类社会,同样强调自然原则对于人类规范制度的创立具有本源意义,肯定了自然原则对于人类社会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该观点被总结为"名教本于自然"。将自在的物质世界的运行规律规定为自为的人类世界的行为规则,其理论前提是包括人类社会历史与人类思维在内的人类世界与物质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共同适用的普遍规律。     

刍议郭象的“寄言出意”及其独化论的建立

王弼以"得意忘言"的方式建立贵无论进而开创魏晋玄学之后,郭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自觉地运用"寄言出意"的方法,借助注《庄子》的机会及形式,对《庄子》中诸如逍遥、自然等关键性的概念加以创造性的解读。在郭象看来,世间万物于其性分之内顺其所待而得自由,万物各安于其性分并使性命得安、其性自足而得逍遥。郭象对自由和逍遥的见解建基于其性分思想,即事物各自秉承的天性便是事物自身的根据,事物实现自身正是依靠自适其性的方式来达成的,所以凡人也可以达至逍遥之境,关键在于对自身秉性的把握。郭象之"自性"含有人为修饰之意,所以把"有为"之意渗入"无为"范畴遂成为其思想进路,认为事物依其本性而行便是"无为",万物自适其性而自生独化于玄冥之境乃理之至极。郭象的独化论指向了个体自性的完满和自足,在调和名教与自然的基础上将魏晋玄学推向高峰。     

从亚里士多德的质料观看定义与个体间的张力

亚里士多德针对个体的存在区分了原始质料和最接近质料,并在事物本质的定义中将普遍质料包含其内。他既认为定义依托于个体的存在,又认为定义在认识上具有独立性。个体虽因其特殊性而不可被定义,但离个体最近的属定义可以表述个体本质,从而使得定义的普遍性与个体的特殊性之间形成了内在的张力。这种张力既突出了现实物相对于认识的优先性,又显示了定义在表述个体时的积极意义和局限性,而对不可言说的原始质料的强调则彰显了逻辑自身的边界及其根基之神秘。     

教育均衡的伦理性质

教育均衡最基本的要求是在教育机构和教育群体之间平等地分配教育资源，达到教育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相对均衡。教育作为个体解放的无限中介环节，把人从自然的质朴性和自然欲望中解放出来，核心和实质就是伦理解放，目标就是造就“有教养的人”。有教养的人的特性是达到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使人和人的行为符合事物的本性。教育关系是一个伦理共同体，学生、教师、学校、政府等构成这一伦理共同体的主要部分。教育共同体目标的实现，并不能完全依赖于强制力来完成，更多的是不间断的诱导与变化，使得共同体中的不同因子，不断进化至自己的对立面，在反复否定自身的过程中，完成共同体的进化过程。教育均衡体现教育共同体的伦理普遍性，外显形式为对于受教育者的知识、意识的传达，内在本质却是必须摆脱各类知识的传达目的，成为“为义务而行”的行为。这一“义务”便是通过教育共同体内部各因子、部门的自觉行动，努力实现这一共同体的伦理现实性与伦理普遍性，使这一实体成为活的、发展的实体。教育均衡具有现实的伦理本质，这一本质的起点为人本原则，其后包括义务原则、公平原则、辩证原则等各个环节。     

王弼哲学的“本”与“本体”之辩:人与物的两个进路

王弼哲学中的"本"就物事来说,应指的是"本体",也就是万物存在的终极视域及存在和发展的内在根源与依据,即"道"。它外在体现的形式是"无";而就人事来说,则只能称作"本",即作为主体的人解决问题的根本原则,指的是"无为"。就以上意义而言,"本"由"本体"自然而生成,而"本"则为"本体"之行为方式。王弼以"本体"作为自然哲学基础,以"无为"作为政治实践手段,试图通过维持自然万物的本源之道,使社会秩序彻底回复到应有的和谐稳定状态。     

差异与人之本质的生成样态

差异即指事物或事物内部诸要素间的差别，它普遍地存在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之中，与相对同一构成世界的经纬。[1]作为事物根本性质、组成事物基本要素之内在联系的事物本质，是事物区别于他物内部所固有的普遍而稳定的客观规定性，它必然要生成于事物间的差异关系之中。因此，人的本质就应在人与事物的差异中去寻找。由于人是类、群体与个体三重形态的感性统一，因而人的本质就先在地同时包涵着类本质、群体本质与个体本质三种生存作态，而这三种样态的具体生成和侧重展现又是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水平及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密切相关的。…     

自然主义环境伦理学的伦理基础与环境问题的解决

环境问题的产生不仅有其现实根源,更在于其理论根源,即传统伦理学.传统伦理学是建立在传统人道主义基础上的,其伦理基础是人类共同的人性价值.因此,传统伦理学是仅适用于人类内部的伦理学.在传统伦理学那里物不再是具有存在论根基的自在之物,自然也不再是具有自在的存在论本性的自在自然,而是成为为主体产生又为主体所用的人化自然.因此传统伦理学堵塞了人类通向自然的伦理之路.面对这种情况,西方自然主义的环境伦理学应运而生,其建立的伦理依据是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和自然界的权利.他们认为自然界的"内在价值"是不依赖人的评价而改变的,是内在的存在于事物的本质当中的.自然界的权利是指自然界中的自然物一旦存在,便有按照生态学规律继续存在下去的权利,是任何人都无权干预的.这对于把自然界纳入伦理学研究对象这一方面具有进步意义.同时也使得人能够正确认识自身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为环境问题的解决奠定理论基础.     

黑格尔哲学当中的“类”思想

"类"在黑格尔哲学当中显得尤为重要,它是理解整个黑格尔哲学的基础和源头。黑格尔哲学当中的"类"概念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指外在的思维形式,另一方面是指内在的事物本质或共相。其中外在的思维形式是主体先天所具有的,它是主体用以把握实体的逻辑方式,是对康德的先天范畴的理论推演。内在的本质和共相来源于柏拉图的理念,它是世界的本质和动力,它是存在于特殊性之中的普遍性,是事物当中不变的永恒。由于本质存在于事物内部,这样,就无法通过感觉感知它的存在与否,于是"类"作为事物的本质只能通过反思才能获得,而不可能透过事物"看"本质,因为本质是离开了经验界的存在。     

孔子道德哲学的内在理路——从对"忠"和"恕"的剖析入手

"忠"和"恕"是两种直接相关但又互不相同的心理过程,在孔子的伦理思想中,它们也代表着两类密切关联但又彼此区别的道德原则。通过对这两个概念的剖析,我们可以揭示出孔子道德哲学的内在理路。这就是:"人之道"(即仁与义)的实现从根本上讲是人自然本性的实践化;人的自然本性对于作为人的行为动机的情感而言,就是人的心理或情感居于一种最内在、最本然的状态(即忠);只有当我们回归并持守这种最内在、最本然的心理情感状态时,才会在生活实践中自然流露出对事物的公正之心和同情之心(即恕)等确定性的道德情感;我们既可以依公正之心确立自己对待事物的基本准则,也可以把同情心运用于实践,从而通过"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方式实现道德关怀对象的普遍化;整个社会的道德秩序就是在"忠"和"恕"这两种德性情感之上得以建立和遵循的。     

王襞自然人性思想概述

泰州学派是以自然为宗的,王襞继承了王艮自然人性论的思想,主张人性天然具足,所以要保持人性本身的纯粹完美,反对刻意修养、在人性上着力。王襞把＂自然＂与＂中＂统一起来,并把＂致中和＂看着是＂顺自然＂的重要手段,要求人们在心理和行为上保持＂中和＂状态。在自然人性的理念和＂中＂的思想指导下,王襞又大倡简易之道和日用之学,认为平常愈本色,希望人们注重在＂日用＂和＂即事＂中学习。     

耻感的伦理价值研究

“伦理是一种本性上普遍的东西。”“耻”是其本身不能作为“普遍物的那种个体”。耻感是人对自己的普遍本质即伦理实体的认同和皈依。在伦理维度上研究耻感价值,从而推动民族伦理精神发展。     

从执一统众到理一分殊——试论魏晋到赵宋政治哲学的一个变化

魏晋玄学与宋明理学与其说是一种形上学形态,毋宁说是政治哲学;而玄学到理学转变,本质上也是一种政治哲学的转变。玄学的政治理论可以用"执一统众"来概括,理学则以"理一分殊"为基础。以往对于玄学和理学各自与政治的关系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但二者转变的逻辑则需要进一步进行研究。"理一分殊"在其多方面的内涵及其相关的人性论上回答了王弼、郭象等人的难题,尽管王、郭未必会同意这种回答。     

王弼之“无”作为本体的具体含义新探

王弼将“无”描述和规定为不可名的、非物质性的、绝对的、单一的、超时空性的和无限的。“无”在王弼的哲学思想中完全是形而上的范畴，是万物的本体。但“无”仅仅是万物之所以能够产生和存在的依据、条件，它是万物之所以“存在”的根据，而不是万物之所以“是”的根据。王弼以“无”为本，同时以“无”为用，“体用不二”是其本体的思维方式。     

“自然美像艺术”的美学基础

＂自然的美必定显得像是艺术＂是美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它与＂艺术的美必然像自然＂一起揭示了美的深层内蕴。自然物身上感性地呈现出的＂万物在一中＂的自然而然的存在状态就是自然美。艺术作品的美体现为非概念认识的感性呈现、无利害的被觉知、纯粹的愉悦、被创作存在4个方面的特征,这4个特征同样是美的本质特征,自然美作为自然物在美中的呈现必须经过这4个方面的烙印。     

泰州学派王襞的审美人格思想

“道”范畴是泰州学派王襞审美人格思想的高度凝练,其内涵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一是审美人格本体论的“自然之谓道”;二是在“自然之谓道”基础上提出的审美人格境界论——“率性之谓道”;三是审美人格理想论的“王道”。     

用无常道 唯变所适——论王弼《周易注》在其玄学体系中的地位

王弼<周易注>在玄学上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把人的"情"、"性"问题与以"无"为本的本体论思想密切相联系,使"崇本息末"而后"举末"这一空洞、抽象的玄学原则因为在人的"情"、"性"关节上找到了支点,从而变得更加切实、更为可信.二是把"崇本息末"然后"举末"这一原则所潜在的生动气韵揭示了出来,使以"无"为本的玄学理论所包含的刚健有为的一面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正是基于<周易注>对"性其情"及"用无常道"、"唯变所适"的特别强调,才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贵无论"玄学的本质.     

道德理性精神的重建——论顾宪成对王学的修正

顾宪成是明末清初王学修正运动的重要代表，对阳明心学及其后学的批驳修正主要有三方面：反对一味言“心”，突出“性”、“理”；驳斥王门“无善无恶”说，重中性善论；反对轻视修养，强调修身践德。顾氏企图通过修正以重建道德理性，但揆之王学本身，亦有不尽情理之处。     

王襞的"身本"论及其对王艮思想的改造

王襞是"身本"思想的竭力倡导者,他继承了王艮"身本"思想并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发展.王襞突出了人在天地万物中的主导作用,强调内求,主张见危顺受;在格物问题上突出正己修身,正心为国,反身而修.因而王襞的"身本"论比王艮的"身本"思想更具合理性,也更有价值.王襞还继承了王艮的亲民思想,突出了"亲民安民"的时代要求,他心系民众...     

王阳明对科举之态度及其意义探讨——以《重刊文章轨范序》疏解为中心

王阳明通过《重刊文章轨范序》婉转批评了儒家知识分子对举业一贯的批判态度。举业犹如其他现实事务一样,都属于"事上磨练"之"事"之范围,举业与圣贤之学并不矛盾。只有通过端正应试者的动机和目的,才能救治举业所带来的问题。科举制度及其所代表的社会秩序作为儒家知识分子治国平天下的制度设计与安排,本身具有合理性,对科举制度的批评否定潜藏着否定秩序本身的危险。阳明对待科举制的态度,所折射的正是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冲突,深具政治哲学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