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杨官寨遗址是应确定黄陵祭祀为“国家公祭”的考古学主证?--论黄陵墓主即西安“黄帝都邑”杨官寨遗址族群盛期的首领

在古今黄帝及其文化研究中,从无人认真地把“黄帝都邑”与西安正式联系起来;也从无人认真地把西安之“黄帝都邑”作为陕北黄帝陵历史真实性的考古———历史学证据。随着西安杨官寨遗址(以下简称“杨址”)出土且被确认为“黄帝都邑”,以及其盛期首领即“第一届黄帝”为陕北黄帝陵的墓主,这种情况彻底改变。这不仅是黄帝及其文化研究中的质变突破,而且实际也是中国文明“探源”研究的质变突破。本文将在此前相关拙论的基础上,聚焦黄陵墓主为西安“黄帝都邑”杨官寨遗址族群盛期首领即“第一届黄帝”,从而证明杨官寨遗址是应把“黄陵祭祀”确定为“国家公祭”的考古学主要证据。     

史前银川“萨满”:经平凉到关中——关中黄帝族来源探研

《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曾“西至于崆峒”,司马迁也亲至崆峒山调查.此崆峒山即在今甘肃平凉西,该地出土了一些黄帝时期遗址遗物.西安近年发掘出的杨官寨遗址即“黄帝都邑”,可以设想黄帝族曾在崆峒山至西安一带即关中发展.但他们源于何处？宋耀良先生发现,中国远古神格人面岩画所代表的文化曾沿东南海边向北传播至宁夏银川一带后,发生分裂,其向南的一支最具生气但在贺兰口突然消失.有考古学和神话学证据显示,这一支可能从贺兰口沿清水河溯流而上,抵达今平凉崆峒山,并从崆峒山沿泾河河谷进入关中,在西安建成了“都邑”,形成最早的黄帝族.     

礼——中华文明起源的首要标志

通过对中国中原和北方等重大考古发现,尤其是以辽河流域为中心的红山文化的代表牛河梁遗址分析,论述了在中国文明起源的诸要素中礼是文明起源的首要标志。     

中国大遗址保护的现状、问题及政策思考

大遗址是我国文化遗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构成中华五千年辉煌文明的主体,是中华文明曾经高度发达并对世界文明与进步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历史见证。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往往是大遗址遭受破坏的高危险期。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中,如何保护好大遗址是当前及今后很长一段时期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任务。     

牛河梁遗址与文明起源的诸因素

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形成,是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近年来,人们对辽西红山文化新发现的热烈探讨和争议,正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或以为这些发现“使中华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多年”。①或评价其“代表了我国北方地区史前文化的最高水平”,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②或指出,这些发现“说明了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③反对上述意见者则认为,“尽管牛河梁遗址有‘女神庙’和积石冢群的存在,但在五十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还没有发现人类的居住遗址,在这种情况下尚难于全面地衡量它的社会结构”,“特别是象城市、文字、金属器那些基本要素。在这里也是完全缺乏的,因而象‘文明的曙光’,‘文明黎明’     

红山文化祭祀遗址探析

红山文化祭祀遗址类型丰富,多位于山梁或较平坦的山顶上。在红山文化晚期,出现以牛河梁为代表的由"女神庙"、积石冢、祭坛组成的大型祭祀遗址。本文依据已发表的考古资料,就红山文化祭祀遗址的种类及特点进行初步探讨。     

炎黄文化的滥觞与中华文明的起源

梳理炎黄文化与中华文明之间的关系,对于探寻中华文明的起源不无裨益。结合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从农业、冶铜、玉器、祭祀、文字、筑城及聚落等方面综合考察。研究认为,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是中国的炎黄时代,是炎黄文化的滥觞期,也是中华文明的起源期;炎黄时代已经有了铜的冶炼和使用,龙山文化时期中国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玉在中国文化中有着十分特殊和重要的意义,玉器是决不亚于青铜器的礼器;石峁遗址和陶寺遗址虽然出土了少量铜器,但远不及玉器突出,说明直到铜石并用时代,玉器仍是主要的礼器,是炎黄时代的鲜明标识,也是中国早期文明的重要表征;刻划在龟甲、骨片和陶器上的符号,是中国文字的来源之一;文献记载炎帝神农氏培育粟谷,制作耒耜,耕而作陶,发明医药,考古发现证明,中国是稻作农业和粟作农业的发源地,炎黄时代是中国耜耕农业的起源和初步发展时期,随着农业的长足发展、人口的不断增长和财富的逐渐累积,大型聚落越来越多;作为大型聚落的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文化中心,城邑的出现是文明诞生的标志之一,中国发现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址已近百座;炎黄时代是中国冶铜、文字、城邦乃至国家的滥觞期,也是中华文明的初创期,炎黄二帝是开创中华文明的人文初祖。     

遗址论

遗址是历史的化石,文明的碎片,文化的载体,旅游的对象。对遗址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对于我们学习历史,弘扬传统,开发旅游,保护生态都具有重要意义。上个世纪末,我们提出了“生态旅游”的口号。在新的世纪初,我们是否可以提“遗址旅游”的口号,从而推动各类遗址的保护和开发呢？     

大遗址在西安城市新定位下的作用探讨

对大遗址在西安新城市定位下的作用进行探讨,认为西安是周、秦、汉、唐等13个王朝建都之地,也是中国大遗址资源集中分布的城市之一.目前西安确立了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定位战略性目标,为应对全球化趋势下城市发展指明了方向.国际大都市定位目标给大遗址保护利用带来了历史发展契机,也带来了新的要求,研究旨在为充分认识和发挥大遗址在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中的积极作用提供参考.     

辽河文明与"红山古国"和"燕亳方国"的文化反思——浅论辽河文明在中华早期文明形成中的历史地位

辽西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是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方国)时期辽河文明发展的两个重要阶段."红山古国文明"在中国北方文明起源中具有先导性的文化意义;夏家店下层文化虽相当夏商和西同初期,但不是先商之源,而是北方多元中心的先秦"燕亳方国"文化.辽河文明构成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总体格局中的一元.     

聚焦与提升: “查海遗址”文化品牌

座落于辽宁阜新的“查海遗址”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古代居民的村落遗址,被尊称为“中华第一村”。作为人类文明的起源,它的发现对于追溯人类的文明史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但从“查海遗址”文化保护现状来看,这一文化品牌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打造“查海遗址”文化品牌迫在眉睫。聚集与提升“查海遗址”文化品牌,对于延伸中华民族文明史、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推动区域文化产业共同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从汉字、儒学、秦始皇看中国“大一统”的文化模式

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独一无二地保持了自己文化的完整性、独立性、绵延性达数千年,这与中华文明早熟的“大一统”文化模式有着密切的关联,而汉字、儒学、秦始皇为这“大一统”文化模式的建构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中国的“大一统”文化模式在世界文明史中独具特色,这一模式对当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用“三重证据法”进行先秦古史“新证”研究——以《史记》为例

古代史书对先秦时代史事的记载存在诸多问题。有些是由于年代久远,记载失真;有些是由于立场不同,后世记录者利用话语权对前代历史的故意隐瞒或歪曲。《史记》是司马迁对当时所见先秦史料的集大成性著作,具有重要价值,但同样存在上述问题。传统的局限于传世文献范围内的考证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史料可信性的问题,造成史事众说纷纭。清末以来,甲骨文等大量先秦出土文献面世。随着20世纪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三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献、考古文物和传世典籍相互印证的古史“新证”成为先秦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也为订正《史记》记载的失误、发掘其研究价值提供了新条件。     

中国古代“大一统”的文化战略思维

中国古代以儒家为主流的政治家、思想家在对外关系中非常重视文化的战略地位与作用,崇尚贯注王道精神的大一统政治理念,主张以文德教化为主要战略手段构筑华夏文明主导的和谐的天下秩序。这种文化战略的理论基础是“华夷之辨”与“华夷共祖”的文化族群观念。“尊王攘夷”与“用夏变夷”是具体的战略手段。“亡天下”与“王天下”表现了文明的自我警示和最高理想。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文化战略思想,扩大了先进的中原汉文化的影响,对中华文明的延续传播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团结统一起了重要作用,也对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现代汉语“有＋VP”结构特征简析

从语言事实入手，把“有＋VP”分为两类：一类能受程度副词修饰（“有＋VP1”），一类不能受其修饰（“有＋VP2”）。主体部分对这两类结构在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进行了深入分析，力求解释造成两类结构与程度副词结合状况差异的原因。     

《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出土文书》释词

吐鲁番出土文书因保存了大量的方言俗语词和新词新义而成为语言研究的珍贵语料。以《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例,其中的＂勘责＂、＂庄坞＂、＂保知＂、＂即顿＂等词在《汉语大词典》中未见,多为唐代新兴语词;而＂ ＂、＂餧＂等俗语词系形近而误录,＂的见/的知＂、＂百方＂则例证偏晚。正确释读这些俗语词,对于系统整理敦煌文书和深入研究吐鲁番出土文书语言有重要意义。     

陈其泰“红楼梦回目拟改”的得与失——兼与顾鸣塘先生商榷

清代《红楼梦》评点家陈其泰曾对《红楼梦》的回目加以拟改，但并未引起学者们的重视。顾鸣塘先生在《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陈其泰”词条中专门对其《红楼梦回目拟改》进行了评述，认为它“多为败笔”，基本上持否定态度。笔者却认为，虽然它对个别回目的拟改值得商榷，甚至是败笔，但对大多数回目的拟改还是有道理的，不仅丰富了《红楼梦》研究的内容，而且还体现了陈其泰对《红楼梦》研究的真知灼见，是对红学研究的一大贡献。它在学术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红楼梦》词语札记

《红楼梦》中有些词语带有浓厚的方言色彩,较难索解,一些辞书也解释不确。运用现代汉语方言资料及其他典籍文献、参考有关辞书考察其中的9个词语,并探索词义的来源,可知：“抖露”有“揭示”义,“方便”有“设法”义,“拐”有“捎回来、带回来”义,“尽”是表极限的程度副词,有“最”义,“话”有“事”义,“口舌”有“发议论、说闲话”义,“能”有“将就”义,“清楚”有“完毕”义,“歪”有“躺”义。     

训诂论证的有效与结论的可靠——再论《论语》“植其杖而芸”与《归去来兮辞》“植杖”

训诂结论的可靠取决于论证的有效。有学者认为《论语》＂植其杖而芸＂指水稻中耕除草培苗。这是以或然为必然,不能成立：水稻当时未占主要地位,＂耘＂＂耔＂并非水稻中耕特有,《天工开物》特指水田以手拔草的＂耘＂不能用以衡量上古文献,出土汉代文物既有水田耘田又有握锄除草,断言＂植＂不能释为＂放置＂,不符合语言实际。有学者认为此＂杖＂是＂犁杖＂。这是以特殊为一般,不能成立：释＂杖＂为＂犁杖＂是偷换概念;所谓＂古人关于耘、耔的训释恰与犁杖耕耘禾垄的作用相吻合＂这一证据,既不符合铁犁历史,又不符合古汉语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