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社会中的类型分化——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明星研究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电影“明星”成为一种广泛流行、初具规模的社会现象和工业制度。本土“明星”承载起传播传统文化意识和时代精神状况的重要责任,并呈现出三种典型角色一是“悲剧明星”成为黑暗社会的控诉者。二是“左翼明星”成为人民大众的代言人。三是“有声明星”成为时代风尚的引领者。     

“戏”“影”互证:中国早期电影发展研究的新视角探索

百年中国电影发展的民族化、现代化以及与其他艺术间的互动关系一直是影响其艺术审美走向的关键因素。20世纪20年代，现代戏剧家规模化地进入电影领域，为早期电影走进艺术、建构艺术品格、丰富艺术表现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戏剧与电影的互鉴发展中，中国早期电影利用民国政府架构中的省域以下宣传系统的缺如拓展了其生发的空间，利用传统文化中的“现代性”元素让舶来艺术有了被本土受众接纳的基础，“影戏”（电影）更是借戏剧之“戏”完成了“作为艺术”的身份转变。以上三个“影响源”促发了中国电影的发展观念变革，为中国电影走向建构现代民族影像的目的提供了宝贵经验。     

“普适性”策略:中国电影与好莱坞电影系的另一种思考——以电影《金陵十三钗》为例

面对与好莱坞的关系,各国民族电影习惯于从二元对立的思路将自身置于好莱坞对立面的“他者”位置,中国在国际权力版图中位置的微妙变化为我们思考与好莱坞的关系提供新的契机,即“普适性”的策略.《金陵十三钗》通过普世价值观、好莱坞明星和英雄叙事实现“普适性”策略,谋求中国电影与好莱坞另一种非对立关系的可能性及其存在的问题.     

“中国现代民族电影”观念的初步建构——中国早期电影思潮(1905—1930)概论

中国早期影坛主要出现了五种电影思潮,即“教化”思潮、“为人生”思潮、“娱乐”思潮以及“为艺术”思潮、“革命”思潮。这是中国早期电影家、影评人和观众,对于电影与社会人生的关系,对于电影的审美特性、艺术表现、美学价值等的思考和探讨,体现出当时中国人对于电影的不同理解、阐释和认知。这些电影思潮伴随着中国早期电影的发展,而又在或相同或矛盾的“合力”推动下,初步建构了“中国现代民族电影”观念。     

试论中国中小资金商业电影的困境与出路

首先概括与梳理中国电影产业近三十年的发展状况,指出中国电影产业在过去三十年中发展的得失,为论述近十年中小资金商业电影成败交代背景。其次,着重讲述近十年中国电影在中国社会语境下的生存状态,并指出中国电影产业化过程中具有的“二元特征”,即：“大片”的票房成功与中小资金商业电影的整体失败,进而阐释出中小资金商业电影在民族电影产业中的重要性。再次,重点论述中小资金商业电影的困境,即：生存环境之困、体制之困与主创人员之困。最后,试图借鉴国外电影产业成功的经验及民族化的创作特点去寻找中国中小资金商业电影的出路,并提出类型化创作、重视剧本创意和民族化创作等见解,希望对中国中小资金商业电影的发展具有建设性的意义。     

论改革开放20年中国电影美学走向

本文论述并揭示了改革开放20年中国电影的整体综合美学走向,有如“百川归海”,乃是新形势新条件下民族电影振兴与发展并走向当代的必然;而当代整体综合电影美学,融综合化与个性化、世界性与民族性、变化性与恒定性于一体,“无流不纳”,则为当代艺术自然和电影世界存在与发展的自然之势、自然之理。     

中国"文人电影"与欧美"作者电影"

明星公司主要代表了以传统的现实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戏人电影"的创作倾向和潮流,文华公司则主要代表了更加注重创作者的主观表现,因此也更富于艺术个性的创作倾向和潮流."文人电影"与"作者电影"具有较多可比性,其艺术上的异同及其所体现的艺术规律,对于中国电影创作,特别是对于中国电影走向世界,正显示日久弥新的启示意义.     

图说万象

补——在票房不断创新高的国内电影市场，“看电影”正逐渐演变成“看明星”。影片再烂，只要是明星大腕主演，就有观众涌入影院。一边是不断追涨的明星巨额片酬，一边是屡屡出现的高票房“烂片”。     

论明星品牌与华语电影产业的对接

明星是电影产业中最为重要的创意人才之一,明星凭借其广受赞誉的演技、为观众所喜爱的性格特征,吸引众多注意力,从而具有很高的商业价值。为加速实现华语电影产业振兴与文化繁荣的双重发展目标,华语电影产业开始在明星品牌定位、明星品牌如何介入电影产品的生产、明星品牌的价值评估等三个层面积极采取有效的品牌化运作,以进一步满足电影受众/消费者的需求而获得电影市场优势,进而满足电影生产者的利益。     

中国早期电影结局的演化与现代国家建构

在中国早期电影中,从20世纪20年代的家庭伦理片、30年代初国片复兴运动的悲情伦理片到左翼电影、国防电影、抗战电影、40年代的战后电影,其结局整体上呈现出从“天良发现”到“寻找出路”再到“根本解决”的演化路径。电影结局的演变、发展路径脱离不了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和时代诉求。在这条演化之路上,有一个法则主导着思想观念的选择。中国早期电影表现出与理学如出一辙的重伦理道德、轻科学知识的人文理性取向。无论是“天良发现”,还是“根本解决”,具体时代的行为规范固然大不相同,但那个“万物一理”的普遍原则仍然成为它们本性的源泉,人的“善”与社会的“善”,都来自那个普遍的形而上的“善”。无论是“天良发现”建立起来的“立人立家”,“不解决的解决”自觉或不自觉地探索出的“破家立国”,还是“根本解决”对现代国家的构想,都饱含中国早期电影对一种新的国民、一种新型的社会形态、一个新型国家的期待、设计和想象。     

从电影《澳大利亚》看和谐自然观与多元文化主义

《澳大利亚》是一部被誉为解读澳大利亚国家社会与文化的史诗电影,它是澳大利亚国家历史和社会各种族关系发展的缩影。本文拟从土著人的文化习俗和白人殖民的背景内容以及电影的演绎角度来探析土著人的和谐自然观和影片所要表达的主题：一个由种族冲突走向多元文化融合的国家。     

解析《诗经·唐风·绸缪》的历史背景与“三星”所指

《绸缪》是西周唐国儿女闹洞房的民间歌谣,表达了一对新婚夫妇在洞房花烛夜与亲朋好友在欢乐庆幸中,对传说中的牛郎织女的怜悯、同情与眷恋。《绸缪》中的“三星”,即河鼓、织女和营室。然而,春秋未晋人子夏,为维护和巩固晋国传统嫡长子王位继承制,在《诗序》中把历史背景篡改到250年后（前784年）晋国起始的“公族之乱”时期,从而使毛公、郑玄等人把“三星”谬注为兄弟不睦的“参星（实沈）”或“心星（阏伯）”。     

浅谈电影语言的修辞

电影语言通过图像、声音等手段,经过编剧、导演、演员、剪辑师等的艺术创造,达到传情达意的目的,而电影修辞使电影产生一种逼近于真实世界的存在感。文章通过对比电影语言与小说语言、电影修辞与小说修辞的差异,利用语言学的理论,探讨电影语言的修辞。     

“虚拟现实”科幻电影的叙事结构探析

在当代信息社会,人们对信息的获得越来越依赖传播媒介,真实与非真实的区别越发模糊不清。“虚拟现实”科幻电影以当代社会中的媒介技术现状和发展趋势为叙事基础,形象传达了人们对信息技术和人的发展关系的哲学思考。在突出探析“虚拟现实”科幻电影的双重叙事结构的基础上,深层次解读了此类电影对于当代社会的人文思考。     

主题的突破 商业的运作——解析电影《建国大业》的成功模式

《建国大业》的成功有一个特殊时代背景——国庆，有评论者认为影片的成功更大意义上是时势造出的英雄，此片的制作模式是不可复制的。但是，这样一个产生重大影响的案例，看过电影之后还是想从中吸取些经验，模式虽不可复制，其中的一些元素还是可以探讨的。作为一部主旋律的商业片，本文从主旋律的题材表现以及商业运作两个方面来探讨其突破、创新及对今后电影发展的思考。     

明星个人品牌开发的相关问题研究

文章从明星个人品牌含义展开,提出在明星个人品牌开发中的几个误区及相关解决方案,最后把品牌开发中的“5R”模型引入明星个人品牌开发心理评价体系研究中,从而成功解决了明星个人品牌开发中的心理评价体系问题。     

美国梦 美国噩梦——解读欧茨小说《浮生如梦——玛丽莲·梦露文学写真》

美国当代著名作家欧茨的小说《浮生如梦》是一个典型的美国梦文本。它以好莱坞影星玛丽莲.梦露为原型,叙述了一位美国女演员的电影之梦、爱情之梦、家庭之梦、为人母之梦,塑造了一个在媒介、男权、政治、命运裹挟中挣扎、成功、最终香消玉殒的女性形象。这部小说对美国梦的本质、可能性和荒诞性的深刻剖析将有助于我们深化对美国社会和文化的认识。     

论抗战电影知识分子“被大众所化”的“原罪”意蕴

与戏剧、诗歌、小说等艺术样式的创作者所遭遇的情景不完全相同——在电影和电影知识分子＂被大众所化＂的语境中,蕴含着很深的原罪意识。电影在中国民族文化和民族艺术的谱系中,其地位就显得十分尴尬——它不是民族文化艺术的＂亲子＂,最多只能算作一个外来的＂养子＂,而且是＂来路不正＂!只是因为,电影不仅是西方现代文明的产物,而且从一开始就是商品经济＂唯利是图＂的产物,其原罪之深重可想而知。     

泡沫文化及其防治

“泡沫文化”现象主要表现在影视、学术、文学和网络等方面，对青少年和成人都产生很大的危害。“泡沫文化”产生的原因有社会、文化需求、文化体制等。可以从加强思想道德和文化体制建设以及发展文化事业来防止泡沫文化的产生。     

网络数字时代的电影本体与电影批评

对比传统电影,我们即可发现传统电影尽管也有观众欣赏的读者中心存在,但是话语权实质仍旧在导演和放映者手中,网络数字娱乐可以保证审美主体的审美个性化,强调审美体验者的审美主体性。数字技术时代的技术是电影发展的推动力,电影又回到原初意义上的视觉艺术,这是艺术本身的发展规律的体现。网络批评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大众的,它已经成为大众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冲击社会中既有的以专家批评为代表的＂权威性＂审美标准和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