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清本《香空宝忏》与回鹘本《摩尼教徒忏悔词》同源说

在福建福清市近期发现的摩尼教文献中,《香空宝忏》可谓福清摩尼教在功德道场中所使用的一个核心文本,内容丰富,而且保存完好,内容完整,其中的15条忏悔文均与敦煌、吐鲁番等地发现的回鹘本《摩尼教徒忏悔词》能够一一对应。关于福建摩尼教的最早传播者,史书记载为呼禄法师。笔者此前推测“呼禄”为回鹘语■（吉祥）的音译,意在说明福建摩尼教由回鹘高僧传入,福清本《香空宝忏》中的15条忏悔内容竟与回鹘本《摩尼教徒忏悔词》高度一致,可以证实福清摩尼教与唐代北方摩尼教一脉相承,是漠北回鹘摩尼教南迁的嫡传系。     

高昌α寺遗址所出摩尼教、佛教寺院回鹘文账历研究

8世纪后期，世为游牧民的回鹘人接受了摩尼教。9世纪迁徙到塔里木盆地之后，他们依然是摩尼教的狂热崇信者。不过在10世纪11世纪之交，回鹘君主放弃对摩尼教的支持，转而皈依在塔里木盆地据有主流地位的佛教。高昌故城α寺院对回鹘摩尼教的命运具有象征性的意义。那里曾经是一座繁盛无比的摩尼大寺，但随着983年回鹘君主开始对这座摩尼寺展开迫害，最终在1008年将之改建为一座佛寺。目前尚待研究的是摩尼教徒如何转化为佛教徒的过程，这也是我们探讨的主题所在。出土于昔日的α寺院遗址的古回鹘语写本*U 9271，记录了摩尼教与佛教并立时期回鹘高昌国的信仰状况，其中神职人员的员数和捐施品数量的多寡，业已显示摩尼教在衰落而佛教恰在欣欣向荣之际。不过，文书也体现出当时两大教团仍然由同一官方功德主或平信徒集团资助，在α寺两教和平共处，既有竞力角逐、彼此压制，也有融合之势。      

摩尼、印度和摩尼教

1969年发现的希腊文《科隆摩尼古卷》讲述了3世纪摩尼的印度之行,这份文献显示摩尼的印度之行应该在240年至242年之间,他可能让印度西北一个国王皈依了摩尼教,并在印度各地建立了摩尼教的社区群体。摩尼的印度之行,对摩尼教的形成与早期发展产生了影响,主要表现在摩尼吸收了印度宗教思想以丰富摩尼教的理论,在寺院建设、宗教仪式等方面,印度宗教对摩尼教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拜孔不拜王与拜金不拜孔——曲阜孔林见闻

显然,这是一块碑王。外观上,碑石的长度、宽度、厚度,全墓地3600多块墓碑与它相比,都不免略逊一色,低矮三分。最主要的是,它的份量来自碑主本人。试想,碑下长眠的如果不是孔子,曲阜城北、洙水河畔能有这座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的家族墓地吗?如今,旅游热潮     

福建摩尼教祈雨与丝路沿线祈雨传统之关联

摩尼教兴起于波斯,盛行于中国,近期福建新发现的摩尼教祈雨文献《祷雨疏》和《求雨秘诀》记载了一套完整的祈雨仪式。通过这些文献及史书所记载丝路各民族的祈雨习俗,可以看出,波斯摩尼教及其祈雨术在东传的过程中,粟特与回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公元843年回鹘摩尼僧开教福建后,摩尼教正式走向民间,其祈雨术完全与福建当地流行的道教和地方信仰融于一炉,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祈雨传统。     

多罗郭德回鹘文碑的初步研究

蒙古考古学家策·道尔吉苏隆撰写的《多罗郭德的墓和碑》,是篇关于一块未经研究的回鹘文碑及图片的文章。这块碑如若不是象《九姓回鹘可汗碑》那样被误认为回鹘文的粟特文,那将是在蒙古草原发现的第一块回鹘文碑铭。关于碑铭的发现,文章作了这样的描述: “墓和碑所在的这地方,是乌布苏省图尔根苏木地面叫哈尔乌苏的     

明教“五佛”考——霞浦文书研究

10—19世纪的中国知识界将琐罗亚斯德教及其变种祆教、基督教东方教会(旧称涅斯托利教派)和摩尼教混为一谈,与此同时,欧洲基督教对不同的异教也混淆不清。摩尼承认一系列先知,把婆罗门教先知、琐罗亚斯德、佛陀和耶稣视为自己的先驱。因此摩尼教徒对婆罗门教、琐罗亚斯德教、佛教、基督教和本教的区别很清楚。吐鲁番出土摩尼教回鹘文文书声称摩尼在四佛之后降生。吐鲁番出土的摩尼教绘画中有五个先知的画像,以释迦牟尼居于右上方,以耶稣居于右下方。宋人传说白居易曾有"五佛继光明"之句,但将明教五佛与《金刚经》五佛相混淆。通过对霞浦文书的研究,现在我们知道,明教徒崇拜的五佛是:一佛那罗延,出自婆罗门教;二佛苏路支,即琐罗亚斯德;三佛释迦文,即佛陀;四佛夷数,即耶稣;五佛摩尼,即最后光明使。中世纪知识界中的混淆,却在不经意间于中国民间宗教文书中得以澄清。     

考古资料所见焉耆摩尼教

天山南路中段的焉耆,是古代中西陆路上重要的“城郭之国”。该地主流信仰为佛教,但从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中亦可见其他夷教之身影。俄藏粟特语文书（L44）较早透露出8世纪初焉耆摩尼教的信息,但当时该教尚未公开传播。8世纪30至60年代间,摩尼教势力在焉耆有所发展。中古波斯语《摩尼教赞美诗集》（〖STBX〗Mahrnāmag〖STBZ〗）跋文显示,762年之前,该教已在焉耆建有寺院。780年前后,回鹘内乱,漠北教会遭到迫害。受其影响,焉耆摩尼寺虽得以保存,但僧徒日见零落。至8世纪的最后十年,因吐蕃对焉耆的短期占领,该教的发展亦未现转机。这种颓败的境遇直到9世纪后才得以扭转。西迁后的回鹘在高昌建立政权,重立摩尼为国教,焉耆教团终于迎来新的生机。     

固原隋唐时期文物考古的发现与研究

固原隋唐时期文物考古的发现始于1982年10月对南郊乡王涝坝村唐代史道德墓葬的发掘。1995年,考古工作者陆续在南郊乡羊坊村、小马庄村、王涝坝村先后发掘了隋唐时期的九座墓葬,即为目前考古界与学术界所称的“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引人注目的是从中出土的墓志铭,史料价值极高,记载了墓地的主人为流寓中国境内的中亚粟特侨民,即中国史籍所载“昭武九姓”之一的史系家族。其中出土的大量反映中西文化交流或中亚风格的遗物,再现了隋唐丝绸之路繁盛时固原的重镇地位。     

漠北回鹘的摩尼教信仰

漠北回鹘改宗摩尼教是其历史发展中的一件大事。摩尼教早在公元 76 3年以前就已经传入回鹘民间 ,并得到官方认可 ,开始公开传播。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回鹘改宗摩尼教的社会条件在此之前尚未成熟。其后 ,回鹘为了依靠粟特商人发展商业经济 ,故赋予粟特人所崇之摩尼教以崇高的地位。摩尼教在漠北回鹘国教地位的确立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在回鹘立足后 ,曾借回鹘之势盛行于唐地。摩尼教对回鹘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古代突厥文 《苏吉碑》新释

《苏吉碑》属于墓志铭类铭文,其写作体系与叶尼塞河流域黠7斯碑铭有所不同。全文采用交叉韵形式。从碑文的书写特点、语法规则以及长度来看,创作者和书写者非常了解古突厥语。《苏吉碑》第一句可译为:我为追赶药罗葛汗来到回纥之地,从所述事件推测文献的创作时间应为公元845年前后。yarγan应是后突厥核心部族三旗突厥人或鞑靼人,而不是学者们所说的黠7斯之子。文献第7、9行后半句的mar、marmna中,mar应源自叙利亚语mār,意为师傅,通常指摩尼教传播者。这也体现yarγan是摩尼教徒。文献第4、5、6行描绘yarγan的财富和家庭成员,借以炫耀自己的声名。     

巨石阵巫术笼罩的地方

2003年．英国的考古学家在英国的索尔兹伯里因史前巨石阵附近发现了一座古墓。经过他们的考证．墓的主人是公元前2300多年前的一位显赫人物阿彻。令考古学者感到惊讶的是,阿彻的墓地距离巨石阵只有几英里远,自从巨石阵被发现以来,巨石阵是谁建造的？它是用来做什么的？又是如何建造的？一直没有确切的答案,那么这座墓中的主人,是否生前和巨石阵有着某种联系呢？     

洛阳新出土唐代粟特人康昭墓志考释

康昭墓志是近年洛阳出土的唐代粟特人墓志之一。墓志既未提及康昭的粟特背景,家世渊源也明显攀附卫康叔。从其家族人名、居所、婚姻、丧葬等内容可以看出其家族的汉化程度。康昭佛教信仰至深,而本民族宗教信仰丝毫未见踪迹。该墓志展示了唐代入华粟特人后裔在唐代中后期的社会生活和汉化情况,也凸显了当时洛阳国际大都市的地位,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粟特人与青海道

粟特人是中古时期以善于经商著称、并主要活跃在“丝绸之路”沿线上的商业民族之一。近年来 ,随着安伽墓、虞弘墓、史君墓等一批粟特人墓葬在中原一带的考古发现 ,引起学术界对粟特人来华活动路线、居住范围、文化传播及影响等若干问题的热烈讨论。然而 ,粟特人的足迹是否踏上了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 ?是否到达过中国的西南边疆 ?这些问题却尚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本文通过文献与新出考古材料的分析 ,认为汉唐时代粟特人不仅已经活动在青藏高原 ,而且通过具有重要交通意义的“青海道” ,与中国西南地区很早便有可能产生了商贸交往 ,拓展了对粟特人活动范围及路线的认识。     

晋江草庵签诗探源

福建晋江草庵是著名的摩尼教(明教)遗址,清代这里的明教徒借用民间信仰占卜形式,制作一套签诗,其内容包含着摩尼教反对黑暗、崇尚光明的理念,保存着一些摩尼教经文特有的术语。对照近年福建霞浦发现的明教坛堂科仪文书,可以看出晋江草庵签诗中嵌入整段的摩尼教经文。由此可以探寻到晋江草庵签诗、霞浦科仪文书与敦煌发现的唐代摩尼教经文一本同源,可以作为摩尼教在华传播路径的佐证。     

“细柳将军”的传奇人生——富文其人其事

时光在野草的枯荣中摇曳成舞,岁月伴随着古老的松涛吟唱成歌。在文成石庄山上一个杂草丛生的老坟前,人们意外地发现了蒋介石和张学良亲笔题词的碑刻。在一处坟墓同时出现蒋介石和张学良的题词,这在全国来说也是极为罕见的。拨开杂草掩盖的坟茔,人们清晰地看到右碑为蒋介石的行楷题词:"既安既固";左碑为张学良的篆书题词:"利其嗣人"。中间墓碑上还题有八字:"富公松亭府君之墓"。据墓志铭记载,墓的主人富松庭为北宋名相富弼之后裔,他的儿子就是民国时期被人称作"细柳将军"的富文。多少年来,石庄老坟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而且带有了几分渲染的传奇色彩。坊间,最普遍的传言是:当年,富文是蒋介石的贴身侍卫,还担任过张学良的副官,这些题词便是蒋介石和张学良对他的褒奖……那么,这种传言会不会是真的?富文到底是怎样的一位将军?他与蒋介石和张学良又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在这座老坟的背后还隐藏着怎样的传奇故事呢?     

宋代民变与摩尼教的蟠结和原委

宋代东南沿海一带民变频繁,不少与摩尼教相蟠结。摩尼教本为一尚和戒斗、奉行王道而又特别注重道德的宗教,何以沦为农民起义的工具,长期困扰学界。从近期福建霞浦、泉州和福州等地发现的摩尼教资料看,宋代摩尼教在遭受来自官府的种种打压后,开始由尚和戒斗而向尚武斗狠方向转变,以图自保,同时向帮会化转型,逐渐形成了严密的宗师体系和堂口组织,加上摩尼教崇尚光明,提倡禁欲崇俭和团结互助,对于贫苦农民很有吸引力。这些特征非常有利于农民起义的发动,应为宋代民变多与摩尼教相蟠结的历史原委。     

大理地区佛教密宗梵文碑刻与白族的佛顶尊胜信仰

白族历史上火葬之风十分盛行,留下了许多重要的火葬墓遗址。在现存的火葬墓地中保存有大量的梵文碑刻,其时代从大理国后期至明代中期,这些碑刻是我们今天研究南诏大理国乃至元明时期白族密宗和白族丧葬文化的重要材料。在现存的梵文碑中大多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经碑,这与白族的佛顶尊胜信仰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陕西韩城梁带村两周考古又有重大发现（二）

据《光明日报》2006年4月30日报道，陕西韩城梁带村26号墓为“甲”字形大墓，墓道长26米，墓室长7米，宽5．8米。在26号墓中同样发现了数目可观的精美随葬品，包括22件铜礼器、六件“弄器”和多组组玉佩饰。值得一提的是，26号墓葬中出土的一件高50厘米的铜方壶益盖内侧铸有铭，为确定梁带村墓地的国别又提供了新的证据，而作为玩物的“弄器”的出土，不但体现了北方草原化与中原化的完美结合，同时也是墓主人生前奢华生活的真实写照。     

阿拜多斯墓地考古的新发现

阿拜多斯墓地是古埃及前王朝、早王朝墓葬地之一。近年来 ,在该墓地的考古发掘过程中 ,取得了许多新进展 :在U墓地发现了所谓的“蝎王Ⅰ”的坟墓 ,在B墓地重新界定了坟墓的主人 ,在进一步考察第1、2王朝墓葬群的基础上发现了许多遗物。这些新发现将会对埃及史、埃及学的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