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物权契约

物权契约出现于19世纪,是德意志法的产物,理论基础是无因性。物权契约理论一直为一些德国学者和法官所批判。近年来出现了一种物权契约理论相时化的发展趋势。文章对物权契约作了全面剖析。     

我国立法真的承认物权行为吗?——以对萨维尼“交付是一个真正的物权契约”之检讨为切入点

自萨维尼创立物权行为概念以来,围绕物权行为理论的纷争已数百年。本文首先试图藉由对交付之性质的分析为切入点,借助历史溯源考察的方法,力图还原Traditio(交付)在古罗马法中的真实历史定位(Traditio仅仅作为一种单纯的事实——占有的移转,并不必然包含"移转所有权的意思",因此并非物权行为),继而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通过剖析现行德国民法典之规定,一并检讨萨维尼关于"交付是一个真正的物权契约"之经典论断的合理性。随后深入探讨物权行为到底是什么,经由以上分析,结合我国立法现状,梳理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之相关规定,以期从中窥探我国立法对物权行为理论之态度。     

论民初田宅买卖契约法中的物权行为理论及其当代启示

民初在田宅买卖契约法中对于物权变动采取意思主义模式,并不要求田宅物权变动具备一定的外在形式,并且区分债权契约与物权契约,认可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但并无物权行为无因性适用的空间。故民初田宅买卖契约法中所体现出的物权行为理论可谓是有因的物权意思主义,此乃近代中国民法对外来法律综合继受的反映,可以说具有相当的特殊性甚至矛盾性。民初此种"独特"物权行为理论的出现对于我国当代民法典的编纂亦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论物权合同的契据性

合同买卖过程中是否存在独立于债权合同的物权合同,是物权行为理论争论的焦点。债权合同是承诺转移物权的契约,物权合同则是证明物权的契据,两者应当予以区分。     

从交易成本看物权行为理论

一、什么是物权行为及无因性、有因性理论 物权行为这一概念最初由德国伟大的民法学家萨维尼所提出,他在1840年出版的《现代罗马法体系》一书中率先提出物权契约的概念,从而将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分离,即在基于买卖契约而发生的物权交易中,同时包含了两个法律行为: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并且后者的效力不受前者的影响。但是对物权行为概念的具体界定则是晚近的事,一百多年来,世界各国的民法学家对物权行为均有多种     

论“行政契约”的判断标准

从大陆法系几个主要国家（地区）对行政契约含义的阐释来看,行政契约的判断标准主要有：一、以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为代表的＂契约标的理论＂,即行政契约是以发生、变更或消灭行政法上的法律关系为标的;二、以法国和日本为代表的＂三标准＂：即以＂合同主体＂＋＂公务目的＂＋＂特殊权力保留条款＂作为行政契约的判断标准;三、混合标准：我国内地部分学者采契约标的理论,部分采三标准,部分将契约标的理论和三标准共同作为行政契约的判断标准。     

契约对第三人保护问题探究

契约相对性原则是契约法的基本原则。它曾经严格限定了契约责任的范围。随着契约相对性原则被突破 ,契约对第三人的保护力度得以加强。无论是德国法上的附保护第三人利益的契约 ,还是美国商法典中的利益第三人担保责任 ,都扩大了契约对第三人的保护效力 ,从而使契约对第三人的保护问题有了新的发展     

解读契约自由之限制与契约自由之关系

从纯粹的自由理念的契约自由原则到契约死亡、契约正义理论的出现,给我们展现了两个极端的契约理论,有学者认为这是契约理论发展的必然。本文通过对这两个极端理论的研究发现,契约自由原则之限制是正确理解这种契约理论发展的核心问题,并认为契约自由原则仍然是现代契约法的核心原则,契约自由之限制是契约自由原则的合理边界。     

物权行为新探

由于在契约生效至履行这一段时问内,影响法律行为效力的因素如当事人的适格性,意思的真实性,内容的合法性等会发生变化,一个有效的债权行为并不必然导致一个有效的物权行为,物权行为的相对独立性是客观存在的现实,而物权行为无因性却是立法技术的产物。在权衡利弊之后,作者认为。在债权行为无效,而履行时无效因素消失导致物权行为有效的情况下,此时即系缔结了一个新的有效的债权契约并据以履行,这就既坚持了物权行为有因性,合乎生活情理,又确保了物权行为的效力,保障了交易安全,不失为一种更好的立法技术。     

日本契约拘束力理论的嬗变——从债权·债务构成走向契约构成

日本债权法基本理论正在经历一场意义深远的革命:从传统的潘德克吞模式下的债权.债务构成走向契约构成,其结果,造成了新理论在履行请求权的定位、债务不履行的归责事由、损害数额的确定基准、解除的要件、风险负担制度的价值以及情事变更制度的理解等债权法重大问题上都与传统理论立场根本对立。造成这种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新旧理论对契约中他律要素的不同定位:传统理论将他律要素定位于契约内容之外,主张契约是基于当事人自由意思的合意;而新理论则将他律要素也纳入到契约内容中来,认为契约是制度之下的自由意思的合意。     

论期前违约制度及其立法完善

按照英美法系的合同理论,合同违约包括实际违约和期前违约两种形态。期前违约的本质在于期前违约方侵害了对方的期待利益,对此合同相对方有权获得法律救济。我国《合同法》在继承不安抗辩权制度的同时也引进了期前违约制度,但对期前违约制度的规定却存在很多不足特别是在与不安抗辩权制度的协调上出现很多问题,因此有必要对我国《合同法》做出适当的修改。     

论解除劳动关系理由的证明责任——从《劳动合同法》第38条谈起

劳动者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第38条“用人单位未为劳动者购买社会保险”为理由,提起仲裁或诉讼,要求用人单位向其支付经济补偿,往往因为没有证据证明自己是以《劳动合同法》第38条为由解除劳动关系,而被驳回起诉.法院擅自要求劳动者承担该证明责任的规定,违反了法律的基本原理,也导致了法律的不公开化.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中解除合同的权利构成要件与《劳动合同法》中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构成要件,进行分析与比较,认为法院要求由劳动者来承担由于用人单位未为其购买社会保险而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责任既不合法,也不合理.法律应当平等地保护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利益,甚至应当倾斜于劳动者.     

出卖他人之物合同的效力——评《合同法》第51条对买卖合同的适用

在买卖合同中出卖人欠缺处分权时,应将其合同认定为有效,在现有法律规范框架下按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优先适用合同法第150条关于瑕疵担保义务的规定,限定适用第51条关于无权处分合同无效的规定。     

非理性主义与劳动合同法立法精神之嬗变

时至今日,劳动合同法中劳动者的角色已从传统作为平等、自由和抽象的法律人格成功完成到具体的、事实不平等且自然应受倾斜保护的这一角色的转型。然而,这一看似为劳动者争取权益、谋求话语权的积极行为事实上,是建立在一种基于对人、商品和市场的理性认识前提下完成的,这种先天缺陷也必然给今天众多学者在对劳动合同法问题的范式研究上挖掘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基于该疑惑和思考,文章对如何看待及怎样正确处理劳动合同法所贯穿的理性主义、客观认知和社会实践中劳动合同主体非理性主义的应然存在这一问题进行尝试研究。     

论留置权在建设工程合同中的适用

留置权作为法定的担保物权 ,在《合同法》分则的承揽合同、运输合同、保管合同和行纪合同中皆有明确规定 ,但在法律准用性上规定可适用承揽合同的建设工程合同是否能适用留置权呢 ?本文通过国内外相关立法的比较 ,对我国现行立法上的留置权性质及其留置标的物范围作了分析 ,探讨了建设工程合同中适用留置权的优越性、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行使留置权时应注意的问题。     

《合同法》中不安抗辩权与预期违约制度刍议

不安抗辩权与预期违约制度分别是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中的传统制度 ,我国《合同法》经过借鉴和吸收 ,在其第 6 8、6 9条和第 94、10 8条分别规定了我国的不安抗辩权和预期违约制度。这填补了原立法上的空白 ,固然是一大进步 ,但不分清优劣利弊 ,简单地把两种制度揉和在一起 ,在适用过程中难免会产生许多问题 ,并会导致这两种制度的传统优势难以发挥。     

缔约过失责任的法律问题

我国传统的合同法理论在责任承担的问题上只注重保护合同从生效到履行阶段 ,即规定了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 ,忽视了合同尚未成立或无效时由于一方当事人的过错而给对方带来损失时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为了更加全面和公正的保护合同当事人的权利 ,需要有一种新的责任形态来追究有过错方的责任 ,新《合同法》的第二章将缔约过失责任进行了比较具体的规定 ,即缔约过失责任产生于合同订立的过程中 ,是违反先合同义务而承担的责任。从而确立了我国合同法上的这一制度 ,弥补了合同法学理论的不足 ,这是新合同法的贡献。     

论不动产物权变动中的公证制度

不动产物权变动中的公证制度是大陆法系关于不动产交易的重要制度。法国、德国、瑞士民法将公证作为不动产转让合同的形式要件,并建立公证与登记的配合机制以保障不动产的交易安全。我国不动产物权变动与法国、瑞士一样实行登记要件主义,但我国相关法律未规定不动产交易的公证制度,物权法草案也将公证制度付之阙如。借鉴法、德、瑞士的立法例,在我国即将颁布的物权法中规定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公证制度有着重要意义。     

对《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关于格式条款规制的再理解

法律对格式条款进行规范的法理基础在于其对于契约自由的挑战.关于《合同法》与《合同法解释（二）》对格式条款的规定,一经诞生便引来许多学者的争议,可谓是“尽是批评之言而鲜有赞美之意”.批判格式条款相关法律规定的论点集中在其法律条文之间的用词表述含糊不清和效力形态判断依据扑朔迷离以及法律规定之间互相冲突或者重叠等几个方面.因此,本文拟以《合同法》第39条、第40条与《合同法解释（二）》第9条、第10条的规定为出发点,通过学理研究对于它们各自的含义与相互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厘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理解与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