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社会变革中的灾荒赈济

晚清社会急剧变革 ,促使我国灾荒赈济呈现出许多新的时代特点 :近代工商企业捐款助赈 ;民间义赈逐步成为灾荒赈济的重要方式 ;近代交通、通讯、报馆等新兴行业推动了荒政近代化 ;外国人员在华赈济活动开创了灾荒赈济国际合作的新渠道。     

民族情怀与政府旌奖：晚清赈济中的华侨

中国是个多灾荒的国度，晚清时期亦不例外。晚清赈济除官赈外，民间义赈亦颇为显著。其中逐渐获得“正名”身份的海外华侨日益成为协赈的新生力量，并在普赈、工赈等环节表现出色。从“丁戊奇荒”到徐海水灾，在全国各地的水旱灾害中，华侨以多种方式募捐赈款汇寄灾区，与国内官赈和其他义赈相辅相成。晚清华侨的跨国赈济行动除近代性这一最大特征外，还呈现出祖籍地施善与跨省际赈济并存，主动捐赈与劝募施赈并存，精英领捐与群体集捐并存，以及注重救助物品的适宜性等特点。具有深厚民族情怀的海外华侨通过赈济，积极参与晚清事务，并获得了官方嘉奖，成为其提高国内政治地位，并与晚清政府构建新型官民关系的重要切入点。     

有关近代河南灾荒的几个问题

河南省是一个灾害频仍的省份 ,在近代居于突出的地位。河南灾荒的特点有二 :一是频发性 ,二是强度高 ,危害甚巨。关于赈济 ,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官赈 ,另一种是义赈。官赈的内容包括仓储制度、善堂、蠲缓、放赈等。为了筹措放赈钱粮 ,清廷采取了捐纳、商借、协济等措施。义赈作为我国长达几千年的灾荒史上并不多见的现象 ,即从河南等省首先兴起 ,传教士也参与其间。人类与灾荒的关系是 ,人口增多导致生态环境恶化 ,生态环境恶化导致灾荒 ,灾荒又促使人口减少 ,某种意义上对人口数量起着自然而残酷的调节 ,这一恶性循环使我们不能不产生这样一个认识 :人满为患 ,灾荒是由人类自身造成的。     

论元代中央政府对藏区赈济

有元一代,藏区各种灾害频发,对当地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严重影响.为了维护藏区的稳定,保证灾荒年份平安度过,元代中央政府采取了钱赈、粮赈、蠲免等许多赈济措施.另外,元朝中央政府也根据施政重点的不同,在特定年份对特定部门加以赈济.本文通过对赈济措施和事件的研究,阐述元代中央政府对藏区赈济的时代特色及其意义.     

中国古代的工赈思想

我国幅员广阔,历史悠久,在古代由于生产力还不能控制自然因素的作用危害于人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灾荒。古代典籍中记录了许多因灾荒造成的人民流离失所,野有饿殍的惨象,绘《流民图》以献上的,也不乏其人①;与此同时,也记录了有识之士帮助灾民度荒与安抚复业的议论,以及统治者的救荒诏令或政策。本文的任务,只限于初步探讨历史上的工赈思想。工赈是赈济的形式之一。一般说,赈济是遇灾采取的临时性措施,是治标的办法,其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很早的古代。例如:《月令》载“仲夏振乏绝”。《左传》文公十六年载“振廪同食”。振就是赈的意思。在古代的赈济,以赈谷、赈钱的为多,而工     

清中后期山西乡村的民间灾赈——以灵石县静升村为中心

清中后期,山西灵石县静升村频繁遭受各类灾异侵袭。在国家荒政体系衰败、乡村社义仓赈济收效甚微的大背景下,静升村西王氏在乾隆年间多次开展捐输施赈,除本族人外,亦兼及族外乡民。随着西王氏的式微以及异姓乡民实力的增强,静升村逐渐形成以村社为核心,通过捐赈公项购粮救济全体乡民的民间灾赈机制。历次灾荒赈济过程中,静升村不仅有效地救济了乡民,而且捐赈公项往往留有盈余,甚至在丁戊奇荒赈济后还有余额。静升村的个案研究表明清代华北以村社为核心的民间灾赈具备持续开展较大规模赈济的能力。     

抚按与明代灾荒救济

抚按是明中后期灾荒救济的核心力量,他们奏报灾伤,请蠲请赈;踏勘灾伤,核实灾情;受命赈灾,主持赈务;监督赈济,澄清吏治。二者职任有交叉也有分工,巡按侧重勘灾和救灾监察,巡抚侧重报灾和领导赈灾,共同推动了灾荒救济的进行,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因执行救灾程序的机械化及抚按自身的贪腐和不为,也严重影响了其作用的发挥。     

中国古代赈灾研究——以湖南为例

中国古代每遇自然灾害,社会动荡不安,统治者为维护政权长治久安,不能不对灾民加以赈济安抚。古代赈灾类型从灾因上分为水灾赈济、旱灾赈济、虫灾赈济、疫灾赈济;从赈源上分为朝赈、官赈、民赈;从施赈方式上分为急赈、蠲缓、平粜、工赈。尽管各种赈济方式均存在弊端,但对救民于垂危还是颇有成效的。     

清代京畿灾荒与秩序控制——以乾隆朝顺天府通州告赈案为例

灾荒容易诱发社会冲突,乾隆朝中期,顺天府通州发生了一起乡民告赈案,面对灾情,地方社会、地方官、皇帝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处置措施。身处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采取群体告赈的方式,谋求生存权利;州县官在处理告赈事件的过程中,面临着来自地方社会与皇权的双重压力;乾隆帝以维护统治为首要原则,采取宽严相济的策略,及时调整赈济政策,缓和官民矛盾,从而到达秩序控制的根本目的。告赈案反映了清代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多方互动关系。     

元代的信用和信用机构

元代的信用和信用机构叶世昌一、赈贷及同赈济有关的信用中国古代对饥民的救济有赈济、赈粜和赈贷等。赈济是无偿的；赈粜是以较低的价格粜粮给饥民；赈贷则是有偿的，归还时不付利息或付较低的利息。这三种方法历代政府多有采用，重点可能有所不同。元朝较多采用赈济和赈...     

光绪三十二年徐淮海灾赈中的官义合办

一中国是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历代都比较重视对于灾荒的赈济。长期以来,由朝廷和各级政府组织的官赈,是古代中国唯一重要的救荒形式。光绪初年,由东南义绅首倡,出现了“民捐民办”的义赈。义赈与官赈并行不悖,成为官赈的有益补充。义赈本着“救人救彻”的原则,查户切实,放赈及时,加之没有官赈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种种弊端,因此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甚至影响到官赈。因为官赈“泽不逮下,海内成为风气,一若非义赈不得实惠”,因此有的“遇灾省份,官中亦驰书告粜,仿效义赈办法”（经元善《筹赈通论》）。也就是以官作义,将官赈按…     

晚清湖南赈灾救灾

晚清湖南赈灾措施相当完备,历代赈救之术,凡赈济、平粜、施粥、除害、蠲缓、借贷、无不具备;日益崛起的绅士阶层、方兴未艾的近代报刊、电讯及交通事业,有力地推动了晚清湖南赈务的发展,实现了传统荒政向近代荒政转变的重大突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近代直隶天主教传教士对自然灾害的赈济

近代以来,直隶地区灾荒频仍.面对自然灾害,传教士采取多种方式救助灾民,取得了一定成效.传教士在本着博爱、慈善愿望开展赈济事业的同时,也带有改变教会殖民形象和吸引灾民入教的实用功利动机.正因为一些传教士过分注重赈济事业的传教目的,采取了一些急功近利的传教政策,故而弱化了教会赈济事业的慈善色彩.     

从国家无偿赈给到"劝谕"富民出资——唐宋国家实物救灾职能转变之考察

唐代前中期,国家赈灾多采用无偿赈给的方式.唐中叶以后,在无偿赈给之法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唐政府一方面改行有偿赈贷之法,另一方面则开始积极引导富民出资出力参与社会灾荒救济.宋代赈灾分为政府直接赈救与利用社会力量赈济两个方面.政府直接赈救,继承并发展了唐后期以来用富民之资恤救贫民之宗旨;利用社会力量赈灾,国家荒政逐渐演变为"劝分"之政,即"劝谕"富民出钱米参与灾荒救济,并表现出两个重要特点:第一,视灾伤程度与官府赈灾能力而行劝诱力度.第二,"劝分"举措的制度化与优待性特征越来越明显.若受灾地无富民或富民较少,则地方政府让富民赈灾的"劝分"之政无施展之余地.     

民国时期赈济慈善业运作机制述论

民国时期的赈济慈善业不仅有较为完善的管理机构及社会慈善组织,而且有较为完备的成文法规和组织制度;在实际运作上,在救灾赈灾、战争赈务、安老、育幼、扶孤、助残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国民政府在指导思想上打破消极赈济的观念,注意将赈济与生产创业结合起来,这些都体现了民国时期赈济慈善业的新特点。     

论明代的民间赈济活动

明代自然灾害发生的频度高,波及的范围广。至中后期,由于朝廷腐败,政府救灾不力,多次激起民变。于是,士大夫阶层自发组织民间赈济,代行政府职能。这固然是出于维护阶级本身的利益,但也决不能排除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作用。明代民间赈济不仅力度大,而且组织严密、方式稳妥,为近代义赈事业奠定了基础。     

中国传统荒政程序:理论与实践——基于明清救荒书和两湖地区赈济实例的考察

宋明以来中国救荒书的发达和国家救荒程序化规章的不断出台构建起中国传统荒政的理论宝库,但它们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荒政理论有了实质性的进步.对明清救荒书和两湖地区不同朝代赈济实例的考察表明,传统灾荒赈济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工作,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时空条件都会影响到荒政的实施效果.救荒策略的成功运用和救荒程序的顺利完成更多地取决于救荒措施、手段的配置,财源的争取和动员,赈务的组织和协调以及地方官的个人素质等"实践性因素".     

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中的“义赈”及其作用

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采用委托慈善组织办理赈济的办法,使义赈组织成为此次救灾的主体,并有效促进了民间义赈事业的发展。为加强各义赈组织之间的合作,专门成立京畿水灾赈济联合会,开创了义赈组织联合办赈的先例。义赈组织不仅为此次水灾筹集了大量资金,而且受委托办理"急赈"和"官赈",并在"散赈""灾民收养"和"灾后恢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赈灾款物筹集困难、义赈组织间的协调性不强等原因,导致"义赈"多集中于某些重灾区,且赈灾款物分配不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义赈"在此次水灾救济中的效果和作用。     

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救灾思想与实践——以华洋义赈会为例

华洋义赈会作为近代中国一个有国际影响的救灾组织,为西方救灾思想东传提供了平台.置身于其中的传教士以自身的实践感受到中国灾荒频发的主要原因是国家缺乏积极的预防措施.为此,他们不停地宣传防灾重于救灾的思想,在参与制定华洋义赈会救灾政策时,将信用合作及筑坝、修路等预防性措施作为治本之策,并付之于实践之中,为华洋义赈会的发展和民国乡村社会建设做出了宝贵贡献.     

南宋湖南地区仓储制度研究

在中国古代,仓储是防灾救灾的重要设施,其重要性历来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宋代亦然。有关宋代仓储制度的研究,成果较丰,但这些成果主要注重于宏观和整体的把握,对区域性的研究则略嫌不足。本文在吸收学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对南宋时期湖南境内的仓储制度进行探讨。作者指出,南宋湖南仓储有以下几个特点:(1)从仓种的性质看,有官办的国家仓储;官督民办的地方仓储和由士绅出资以赡济族人或乡里的民间仓储三种。(2)从时间来看,国家仓储主要形成于北宋时期,到南宋时期往往被侵夺,救灾效果有限,而地方仓储和民间仓储则主要形成于南宋时期。(3)从经费来源来看,国家仓储是由国家拨款,而地方仓储多是节缩地方官之公费,加上地方自筹和士绅出资。(4)从赈济方式来看,无偿赈给较少见,主要是以赈粜和赈贷形式出现,最常见的是赈粜。(5)从施救主体来看,宋政府依然是灾荒救济的主体,但到南宋中后期士绅阶层在基层灾荒救济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填补了政府救灾的不足,救灾的主体形成了政府与民间互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