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礼)”与吐蕃对唐朝“宾服四方”的效仿

在《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中记载了很多其他民族遣使至吐蕃的历史,文书均书以“■”,现今译为“致礼”较为恰当。该词是吐蕃效仿唐朝宾礼的表现,反映了吐蕃随着地域扩大,建立“宾服四方”天下观的愿望,但由于政治制度、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吐蕃对唐朝的效仿并不成功。唐朝高度发达的文明,始终对吐蕃具有强大吸引力,对唐朝宾礼的效仿本身也反映出吐蕃对唐朝的向心力,这种向心力为后来西藏纳入中央政府统一管辖奠定了基础。     

《格萨尔》与部落战争二题

<正> 英雄史诗是歌颂民族童年时期英雄武功的长篇叙事诗,主要表现古代民族形成过程中,氏族、部落、部族或民族之间的战争。《格萨尔》所描写的就是吐蕃历史上发生过的部落战争,在古藏文历史文书中都有记载。因此可以说,古代藏族部落战争是《格萨尔》的创作源泉;《格萨尔》是古代藏族部落社会战争的艺术再现,一部《格萨尔》,就是一部形象化的古代藏族部落社会的战争史。 部落战争的目的 《格萨尔》所描写的古代藏族部落战争,总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是《门岭大战》、《松岭大战》、《羊同之役》、《米努绸缎国》、《白利羊国》等部,表现吐蕃统一青藏高原诸部族的一系列战争;二是《阿豺之役》、《木雅黎赤国》、《粟特之战》、《朱古兵器国》、《霍岭大战》、《姜岭大战》等部,表现吐蕃同兄弟民族之间的一系列战争。三是《卡切玉宗》、《大食财国》     

吐蕃著名宰相恩兰·达札路恭生平考

恩兰·达札路恭是公元八世纪吐蕃史上的著名人物,为赤德祖 赞和赤松德赞两朝宰相,对吐蕃王朝的鼎盛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若言松赞干布时期 的著名宰相噶尔·东赞域松为吐蕃王朝的建制安邦立下了万世不灭之功,毫不夸张地 说,达札路恭为吐蕃王朝走向鼎盛立下了赫赫功勋。因此,赤松德赞亲自为他树碑立 传、大加颂扬、优渥礼待。所以,达札路恭一直成为吐蕃史研究的热点。藏学界的前辈 们各抒己见,对其生平事迹进行了诸多考评,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使后人受益尤深。但 囿于史料,仍留下一些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对达札路恭,笔者不揣冒昧,拟想在前 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就其生平、家族姓氏、名字和宗教信仰的转变几方面略抒管见,旨 在对这位著名历史人物之功过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评价。     

敦煌写本S.370(5)号残卷所涉及的吐蕃史的几个问题

本文通过对一份发现于敦煌藏经洞的古代藏文手写残卷进行历史学的比较研究,分析了它的内在的史料价值和对古代吐蕃史研究的价值,认为该残卷中蕴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除了文献学与一般的历史学内容外,其显示出来的文句语态也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至于该文献所表现出来的历史观则非常有助于我们研究当时吐蕃人的思想观念和吐蕃历史学的发展水平,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五部遗教>、<拔协>等后期"伏藏"著作在文献学方面的价值和意义.     

哥舒翰陇右诸役刍议

天宝八载,陇右节度使哥舒翰,继天宝六载为反击吐蕃的掳掠而进行的“麦庄之役”后,又攻陷吐蕃占领的石堡城(今青海西宁市西南)。天宝十二载,再击败吐蕃,“收九曲之旧疆”(九曲在今青海省贵德县东河曲一带)。自此,直至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使吐蕃无力与唐在河西抗衡,比较彻底地解除了吐蕃对唐西部边疆的威胁。     

吐蕃王朝早期的韦氏家族

韦氏家族是吐蕃王朝时期主要的贵族家族之一。以韦氏为代表的贵族集团在吐蕃王朝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它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也是复杂的。韦氏家族在王朝早期的活动集中表现在不同内容的盟誓和贵族家系间的关系上,显示出吐蕃贵族们的行为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吐蕃政治的发展。可以说,吐蕃政治是王室与贵族间妥协的产物,这一思路对于古代吐蕃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读僧义净的两本书

读僧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对了解古代中西交通和中外人民友好交往很有参考价值。古代中西交通中的吐蕃路吐蕃人即今藏族同胞,其主要居地,即今西藏。“吐蕃”应该读为“吐播”,西方各国称藏族为Tibet,中国古代文籍中亦作“图伯特”,大概是原来的译音。《新唐书·吐蕃传》说:“吐蕃本西羌属”。《旧唐书·吐蕃传》微异,说“吐蕃在长安西八千里,本汉西羌之地”。羌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每与氐并提,称为氐羌。氐羌和匈奴都是古代中国境内强大的少数民族,氐可能就是Tibet的缩音。     

试论吐蕃王室中赞蒙的政治地位和作用

分析和研究赞蒙在吐蕃王朝中的政治地位和作用对于我们了解整个吐蕃王朝的历史,尤其是王朝内部各派政治集团之间的争权斗争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在奴隶制的吐蕃王朝时期。赞普是一邦之主,至高无上,统一掌管政治、经济、军事等一切权力。而赞蒙从形式上看她只不过是赞普的大小妃子而已,查阅《贤者喜宴》中载录的吐蕃官职品级,他们没有任何官阶和职权;但从王朝历史发展过程中看,赞蒙在王朝里很多时候却     

吐蕃伦理文化研究

吐蕃伦理文化是吐蕃时期活动在青藏高原上的藏族先民所认同的,具有社会效用的行为之事实如何的规律及其应该如何规范的制度总和。吐蕃伦理文化所解决的是社会的伦理价值和规范的问题,     

唐代内地经吐蕃道与印度的佛教文化交流

唐初,随着吐蕃的兴起和对外交往的发展以及唐蕃友好局面的形成,使得内地经吐蕃出泥婆罗到印度的一条新通道即吐蕃道随之畅通,成为内地与印度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主要表现在:经吐蕃道许多内地僧人不畏艰险到印度求法,印度高僧不远万里来内地弘法,官方使节往来对两地佛教文化交流的推动以及印度佛教和内地佛教在吐蕃的碰撞与交流.     

吐蕃时期的禅宗传承

按藏史载,吐蕃汉印“法诤”后,汉地禅宗败北并被逐出吐蕃,但敦煌藏文禅宗文献表明,至少吐蕃后期,禅宗不仅在活动,还发展出一条藏人的禅宗传承———善知识传承。如何解释史料与史实间的矛盾?吐蕃时期禅宗传承是怎样一种发展样态?禅宗传承的活动区域在哪里?这些问题将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本文认为吐蕃禅宗传承活动的中心区域在藏语称作″玛域″(青海东部之黄河流域),即吐蕃时期称作″宗哥″(讼割)的地方,10世纪以后,该地遂成为后弘期下路弘法传承的策源地。吐蕃禅宗的传播与摩诃衍相关,其弟子虚空藏及再传弟子益西央是吐蕃禅宗系统建设中的重要人物。     

吐蕃统治西域时期的农牧业管理

吐蕃对西域农牧业发展比较重视,设置了专职农牧业管理官员,在一些地区实行分配土地、鼓励垦荒、划分牧场、治疗牲畜疾病和饲养产仔牲畜等措施,还设置税收官员,设立土地税、户口税、劳役税和年税等税种,征收粮食、牲畜等实物。吐蕃对西域的农牧业管理在沿用唐政府经济政策的同时,结合自身的管理体制对之进行改造糅合,在牧场划分和税收方面,吐蕃首先切实维护本族利益,这些均对该时期西域农牧业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伊斯兰文化视野中的吐蕃人文社会——8-16世纪阿拉伯、波斯文献记载的吐蕃

本文分析了公元8-16世纪西方传教士进入吐蕃之前,阿拉伯、波斯文献关于吐蕃人文社会的各种记载。这一时期记载吐蕃的阿拉伯、波斯文献有十余种之多,这些文献的作者均有伊斯兰文化背景,但其中到过吐蕃的仅为少数。根据考证,这些文献关于吐蕃人文社会的描述大部分可信,但仍有部分误传或误记的地方,反映了伊斯兰文化与吐蕃文化的相互交流与影响。     

从敦煌文献看礼在吐蕃文化中的地位

礼作为文明社会的重要表现形式,在吐蕃时期得到了重视,从现存敦煌吐蕃文献来看,礼既是统治者统治社会的重要手段,也是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丧葬之礼在文献中频繁出现,记述非常详细,反映出吐蕃时期礼在社会生活中占据非常重要地位。     

关于唐宋时期龙家部族的几个问题

唐代西域焉耆的龙家部族在788～794年间吐蕃进攻焉耆时归附吐蕃,首领龙王曾经觐见吐蕃赞普,率领一部分部族成员移居河西走廊地区,敦煌古藏文文书P.T.1089号中吐蕃凉州节度使衙署中的lung dor dmag pon(迁移之龙家将军)应为管理定居于凉州、甘州地区的龙家部族的吐蕃官员,晚唐五代时期龙家在西州、焉耆、凉州地区也有分布,宋代陇右等地的龙家部族则融合于当地的吐蕃部族之中,但仍保持有龙、龙家、陇逋、陇波等称号。     

从宋人对"熙河之役"的评价看宋与吐蕃之间的关系

熙河之役是宋朝与吐蕃进行的一次大觌模战役.宋人对之有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赞扬和反对.然而从这褒贬中,不仅展示了吐蕃的风俗,而且表明了宋人对吐蕃的关系、态度.宋人为熙宁之役的胜利欢呼,而在兴奋之后,他们理性地感到宋朝的国势是不能够以武力对外征服,只能用文化和道德来感召其他民族才是上策.     

一块发现于滇西北的藏文石碑——格子石碑

1992年,在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的格子村,发现了一块吐蕃时代的藏文石碑,该碑由碑文、“臣服图”及碑饰图案等几部分组成。本文认为,该石碑是当时吐蕃经营南诏、远交唐朝的又一历史见证。碑文记载了龙腊塔部落臣属于吐蕃的历史事件。由8人组成的“臣服图”表现了神川节度使吐蕃君臣正在接受归顺者龙腊塔及其随从进贡的场面。石碑的碑饰图案反映了唐朝、吐蕃、南诏几种文化在当地相互汇集、交往与融合的历史。     

吐蕃占领西域期间的军事建制及其特征

吐蕃王朝占领西域塔里木盆地南缘地区后,以绿洲城邦为主要特征的自然地理条件及与之相应的当地社会生活方式,对驻扎吐蕃势力的军事建制产生了一定影响。历史典籍及西域、敦煌出土古藏文文献对吐蕃在西域的统治多有反映,从中可以看出,吐蕃在西域的军事建制是以吐蕃王朝建立之初的＂三勇部＂及军事部落联盟制度为基础,在军事扩张过程中逐步军事区域化、集团化的结果。吐蕃攻略西域的军区由四道节度（khrom）组成,与其河西、关陇、川康、西洱河等战区相平行。节度之下的基层军事建制,亦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西域绿洲地区传统意义上的以交通线路与城邦保障为主的管理模式,给养方式则出现分配土地、资财登记造册、军粮统一发放等形式,相应地引发职官体系及其职能的调整。     

《贤者喜宴》■摘译(九)

本译文上承摘译(八)。在这部分译文中可以看到,在桑耶寺建成之后,像著名的叶尔巴寺、曲卧日寺及谐拉康寺等一些修道场所又相继建成,再加上注释中所记述的吐蕃各地的各种修道处,表明佛教在吐蕃的传播日益广泛和深入。此时吐蕃不仅是形式上的建造寺院,而且已重视实际的修行,并且还出现了吐蕃族的高僧,像著名的拉壠贝吉多吉和娘丁增桑波等等。这样,吐蕃开始了由本民族僧人收徒传教的局面,僧众之多已     

“吐蕃乐舞”中的民间说唱及杂艺百技

藏族历史上的吐蕃乐舞,由于其独具特色的舞赋与音律以及门类齐全的综合性艺术体系,在藏族乐舞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吐蕃乐舞,不仅仅是歌、舞、乐的组合,其中也包含了民间说唱及杂艺百技,从而构成了其综合性艺术特点。民间说唱及杂艺百技在民间有着广泛的基础,其浓郁的本土文化色彩和通俗易懂的表现方式,不仅成为吐蕃乐舞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广大民众最为喜爱的艺术形式之一。本文从吐蕃乐舞综合性艺术特点的角度出发,对吐蕃乐舞的体系结构与艺术风格、说唱艺术和杂艺百技的艺术特点、说唱艺术和杂艺百技在吐蕃乐舞中的重要意义、说唱艺术和杂艺百技与吐蕃乐舞的构成关系,以及在吐蕃时期发展状况等展开探讨,以阐明吐蕃乐舞所具有的多类型、多品种、多形式的综合性艺术特点,使我们对历史上的吐蕃乐舞有一个清晰完整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