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城市贫困者撑起保护伞——A．江苏“应保尽保”惠及30多万低保户

城市贫困者数量呈上升趋势，贫困引发的社会矛盾日益显现。为解决这一社会问题，江苏和上海近几年作出了巨大努力，千方百计为城市贫困者提供社会保障，用“民心工程”打造和谐社会，赢得了经济社会稳定发展。     

社会工作者在我国城市反贫困中的使命和角色

社会工作的使命是“扶贫济弱、助人自助”,贫民和劳工是社会工作的两大传统服务对象。由于对致贫原因看法的不同,社会工作在反贫困中的助人活动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围绕改变贫困者个人而开展的助人活动,二是围绕改变贫困者周围的社会环境而开展的助人活动。这两类活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城市贫困问题主要是社会结构变迁造成的,所以社会工作在城市反贫困中以推动社会政策制度和改变为主,同时也强调贫困者的自立。由此形成了社会工作在政策制定环节中的贫困者利益维护者,政策执行过程中需求的评估者;致力于提升贫困者能力的使能者;积极参与劳动力市场活动的倡导者和为贫困者解决实际困难的服务提供者等多重角色。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城市绝对贫困现象研究

随着下岗现象的继续增多,城市贫困问题也越来越普遍。在诸多对贫困现象的研究中,人们的视线似乎主要集中在相对贫困上,忽视了城市中的绝对贫困。我们通过对南京市建邺区的调查认为,在整个社会发展、绝大多数居民生活有大幅度提高之同时,城市尚存在着为数不少的生活几无着落的绝对贫困者。对他们可以从绝对贫困线和现实生活状况两方面来加认定。绝对贫困者已形成了城市中的特殊弱势群体,必须多方面综合加以解决。     

城市贫困人口心理分析及对策研究

由于社会转型、经济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等原因,产生了下岗职工、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和贫困大学生等大量的城市贫困人口。但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加剧了城市贫困的进一步恶化,危害城市的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本文从城市贫困人口的界定和成因出发,在贫富分化的态度和容忍上分析城市贫困者心理差异,及对社会稳定产生的影响,提出解决对策。     

基于增权理论的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创新模式探索 ——以新希望集团为例

由于社会利益分化及制度不均衡等原因,位于社会底层或边缘的贫困者往往处于“资源与能力双重缺乏”,即“失权”或 “无权”状态,因此,需要通过增权提升其自我获利能力。以新希望集团为例,深入剖析企业如何将增权理论应用于精准扶贫： 在个体增权方面,通过丰富教育培训体系,提升贫困者的人力资本;在联合增权方面,通过建立合作组织,结成利益共同体,从 而赢得更多权益;在社会增权方面,通过创新产业模式,增强贫困者的社会资本。在此种扶贫创新模式下,贫困者达到了全方 位增权,可望实现永久脱贫,同时,企业履行了精准扶贫的社会责任,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后新时期"城市小说情感模式研究

"后新时期"城市小说的一个重要情感模式是"反抗城市".它体现了某种与西方当代文学的共有主题,并构成这一时期城市小说的主要审美内容,这一情感模式在具体创作中又分别体现为"走出城市社会"、"反抗制作世界"、"选择桑丘·潘沙"等子模式.     

亚洲的城市化与青年问题

我们的世界正在发生着变化,而这些变化仅在几年前还是不可想象的。在发展中国家,新的并且不断发展的城市化现象已经使那些用于应付贫困者、新移居者以及青年的基本需求的政策和规划丧失了作用。 城市化进程是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功能的一场变革,通过这一进程,小城镇发展为城市。城市化也影     

社会人口学特征对农村贫困者自我和谐的预测作用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人”的和谐。本研究以970名农村贫困者为研究对象,采用自我和谐问卷研究贫困者的 自我和谐度及与其社会人口学特征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贫困者自身、家庭和社会因素与自我和谐均存在一定程度的相 关关系;（2）贫困者的年龄、文化程度、健康状况、代际贫困、贫困程度、家庭规模收入来源等变量以及年龄与文化程度、家庭规 模与贫困程度等变量的交互作用在自我和谐的三个因素上存在不同程度的显著性差异;（3）贫困者的文化程度、健康状况和家 庭规模变量对自我和谐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教育公平:破解城乡代际继承效应的关键——关于推进教育公平的思考

教育不公平是导致社会不公平的重要原因之一。教育不公平导致我们社会的富有者与贫困者的鸿沟不断加深,尤其是城乡之间的代际继承效应明显增强,社会的"下层"无法向"上层"流动,社会弱势群体不断增加,并出现了定型化的趋势。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核心和前提,是破解城乡代际继承效应的关键,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内在要求。     

滇西边境农村社会救助减贫成效及其制约因素——以澜沧县为例

澜沧县是滇西边境的民族聚居区,该县农村社会救助在保障贫困者基本生活和缓解支出型贫困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减贫成效增强了边境民族聚居区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和国家自豪感。然而,该县农村社会救助减贫成效也面临诸多制约。一方面是制度自身发展不足的制约。包括经办监管能力弱、家计调查实施难、以户施保制约救助精准性、医疗救助待遇"捆绑"问题严重;另一方面则是特殊县情的制约。包括因灾致贫人数多、地方财政能力弱、艾滋病感染者和跨境婚姻贫困家庭等特殊贫困人员增多。此外,乡村金融服务滞后和对有劳动能力贫困者的就业帮扶不足也制约了农村社会救助的减贫成效。     

民政部对“低保”制度落实进行“直通”监督

民政部于今年开始建立城市“低保”对象家庭备案制度，这种“直通车”式的监督将进一步保证城市贫困者的正常生活。     

城市民族事务部门"安全阀"定位研究

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城市民族事务部门应当明确自身在城市民族工作中的"安全阀"定位,充分利用组织体系健全、法律保障坚实、社会认可度高、实践经验丰富等优势,在日常管理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等方面,发挥资源动员和服务传递的职能,为城市发展服务.     

口述史:武汉城市社会研究的"活材料"

近年,随着城市史研究热潮跌宕,口述史进入社会文化的书写与阐释中,弥补了文献资料的不足。然而,面临材料匮乏之瓶颈的武汉城市史研究,却尚未重视口述史这一宝贵的"活材料"。虽然口述史存在局限性与搜集之难,但在武汉城市社会历史与文化研究中的价值日益凸显。只要我们沿着合理的路径操作,一定能繁荣武汉口述史,促进武汉城市社会研究的升华。     

民族产业与城市文化--关于"惠山泥人"的保护与拓展的思考

文章就传统工艺美术的继承与拓展问题进行了论述,指出建立传统文化艺术发展"生态链"是现代社会民间工艺美术发展的必然之路.文章指出"惠山泥人"的保护与拓展问题应该纳入城市文化建设的整体规划中,为创造无锡市城市品牌形象发挥作用.     

民族地区扶贫对象依赖心理的主观成因探析

民族地区的贫困者由于种种原因,很容易对政府和社会的扶贫工作形成某些心理依赖, 其中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成因。主观成因指以下几个方面,经常遭受社会生活的重度挫折, 这是贫困者形成心理依赖的生理机制和心理机制;民族群体自卑心理的影响, 这是贫困者形成心理依赖的心理基础; 某些落后的文化观念的影响,这是他们形成心理依赖的思想基础和观念基础。因此,扶贫必须先扶志, 治穷先治心。     

中国发展面临"半城市化"挑战

是否走城市化道路的问题,曾经困扰了中国几十年,进入21世纪后,这似乎已经不再是问题了。然而,现在我们面对的挑战是如何让进城的农村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会。最近几年,社会各界都在为农民工问题而呼吁,政府也出台了一些旨在改善进城农村流动人口状况的政策,比如要求让他们的子女在城市与其他孩子享受同等的教育待遇,要求将他们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等等。这些政策以及一些相应的研究主要针对如何改善他们在城市的"暂居状态",很少考虑到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社会融合。然而现实中,由于系统、     

城市外来"散工"社区就业与社会支持——以武汉市为例

目前,尽管外来"散工"群体还没有形成社会学意义上的一个"社会阶层",但城市中日益显现的"散工"现象特别是其就业问题应该引起充分的关注和重视.文章以武汉市为例,采取问卷调查的方法考察城市外来"散工"社区就业的社会支持状况,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期为这一特殊群体就业构建完善的社会支持网络,进而促其就业,尽快融入社区生活.     

社会资本与政府反贫困治理策略

社会资本是嵌入在社会结构之中使社会行动得以实现的资源。社会资本的分布具有不平衡性特征,一些贫困群体因在社会结构中占有较少的社会资源而陷入关系贫困的境况。关系贫困是在社会资本理论基础上形成的一种贫困分析范式。从关系贫困的视角,政府反贫困治理要由目前的物质资本范式和人力资本范式转向社会资本范式,其具体策略应包括提高贫困者的社会地位,构建贫困者的社会支持网络,以及增加贫困群体的社会资本存量。     

福利国家社会救济制度的伦理考量及启示

福利国家(以英国、瑞典为例)通过完善的社会救济制度为其国民提供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可靠的生活保障.其彰显的伦理价值在于:社会保障制度直接具有“人本主义”的基础,其本质是形而上的.国家为贫困者提供维持其生存的福利救助的正当性在道德逻辑上是自明的.鉴于此,完善我国社会救助制度关键在于明确国家的福利救助义务,并将这种接受救助的道德权利转为法律权利,从而在制度上保证贫困者能够有尊严地生存.     

我国农村产权改革亟需"政企分开"

我国农村产权改革本质上是一个在所有权关系基本不变前提下的生产经营方式的调整,它具有强烈的路径依赖性。尽管农村产权改革为后来的城市产权改革提供了社会稳定和实践经验的条件,但由于产权安排的内在矛盾,它却落在了城市产权改革的后面。这种矛盾的一个主要表现就在于管理体制与农地集体所有之间的相互绑定,加上农业的产业特性和主导生产要素的不同,我国农村产权改革已经走到了亟需进一步深化的临界点。与城市产权改革一样,农村产权改革也必须"政企分开"和制度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