谆谆教诲 殷切期望——读《徐特立同志谈艰苦奋斗》

正当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地贯彻党中央关于政治上进一步安定,经济上进一步调整的方针的时候,重读徐巷谈艰苦奋斗的文章,深受教益。虽然今天我们面临的是建国以来少有的很好形势,今天的物质基础比起六十年代初期要雄厚得多,但是我们今天仍然有不少的困难,这就需要我们继续发扬井冈山时期、延安时期、建国初期六十年代初期那种顾大局,识大体,严守纪律,艰苦奋斗的精神。 徐老的谈话是以“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     

对《红楼梦》研究者的殷切期望

《红楼梦》是两百年来为人们所称道的小说。全书结构严谨,穿插复杂,所描绘的人物达四百多人,这在世界文学作品里,确是罕见的。 《红楼梦》所以能够成为传世之作,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对于腐朽的封建制度的揭露;对于封建伦理的控诉;对于虚伪奸诈的人事关系的鞭挞,从而为读者描绘了一幅封建社会多姿多彩的画卷。这样,《红楼梦》也就成为我们今天认识中国封建社会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一面镜子。 马克思曾说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给我们提供了一部‘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又     

崇高与堕落——读《生活在别处》

昆德拉的小说常常给人提供咀嚼和思索的巨大空间,耐人寻味,余味无穷,让人在文学美的陶醉之中,更有着哲学层次上的领悟、通融和豁然洞开。《生活在别处》亦不例外。诚如笃信宗教的人,总是把理想境界的实现寄托于末来,寄托于天国,对于他们来说,幸福在别     

悲壮而崇高的人生——读《瞿秋白传》有感

2011年6月,王铁仙主编、刘福勤为副主编的《瞿秋白传》,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部传记,一方面受惠于20多年来瞿秋白研究的积累,有丰富而较为全面的资料论证予以支持;另一方面得益于传记作者的精心作传布局,使读者在读史识人的同时,精神上和情感上得到极大满足。     

对同济社会科学学科建设的殷切期望

我校社会科学系和社会与文化研究所为庆祝建校八十五周年举行科研报告会,并聘请十多位著名学者专家为学术顾问和兼职教授。报告会上,顾问、教授们对我校社会科学的建设提出了宝贵意见和殷切期望,特择要选登。     

理想的青年爱情结构——读《北国草》

从维熙一部以五十年代青年开垦北大荒为内容的长篇小说《北国草》发表后,广大青年读者奔走相告,争先传阅,反响是强烈的。全国已有八十多家省、地、市电台广播了这部小说,并被列为全国青年振兴中华读书活动的必读书目之一。作家也收到了大量的读者来信,他们纷纷赞扬小说象一首轻松活泼而又雄壮深沉的歌曲,道出了当代青年的心声;有的大学生立志要去开发祖国边陲,有的青年还提出要求,要去北大荒拓荒。这些反馈信息,用接受美学的观点来看:作家——作品——读者是     

深情的祝贺 殷切的期望——本刊迎春座谈会纪要

辞往迎来,春意融融。2008年1月25日,《中华魂》杂志社举行迎春座谈会。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有林、郑幼枚,副会长沙健孙、梁柱、马蓥伯、苏希胜参加了座谈会。到会的贵宾有中央党校的薛鑫良,国防大学的林伯野,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刘武生,中央宣传部的刘祖禹、徐非光,中国人民大学的周新城、清华     

热切的关注殷切的期望——季羡林先生谈翻译

季羡林是我国著名学者,而且是大翻译家,他对翻译事业十分关心,提出了许多独到而精辟的翻译理论和观点。季老高度评价了翻译在发展中华文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却也清醒地指出了我国翻译现状的诸多弊端,并对我国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的建议。     

崇高的失落──读《千条线一根针》

当政治话语不再是社会的话语中心之后,人们的生活归于世俗和平庸,一味追求崇高的知识分子在社会道德观、价值观的转型期,又遇到了失去崇高、堕入世俗的历史性难题。杨沫发表在《中国作家》1998年第2期上的中篇小说《千条线一根针》,给社会价值转型期中的知识分子所感到的文化错位、反差和冲突作了一个注释性的描绘。小说中两个文化差异巨大的家庭成员各以自己的游戏规则上演着人生的悲喜剧。木同价值观人生观追求构成的生活图景都奔向同一个主题：回归世俗。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黄前是一个处在崇高与低俗、理想与现实、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     

精辟的论断 崇高的评价——读瞿秋白的《鲁迅的精神》

瞿秋白同志是中国最早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的先进分子之一,是中国人民革命的先驱,卓越的政治活动家,中国共产党早年的领导者之一,不屈不挠的烈士.他的战斗的一生,完全献给了祖国的人民解放事业.瞿秋白同志,同时又是一个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杰出的散文作家和出色的文学翻译家.在过去反动统治时代的文化战线上,他曾运用文艺这一工具作为锐利的武器,进行     

想象·理想·现实——读《骚》探微之一

屈原的《离骚》,自古以来多数论者认为是继《诗经》之后的绝唱,刘勰在《辩骚》中指出:“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     

扬起理想的风帆——读《海伦·凯勒传》有感

我们每天用眼睛看东西,用耳朵听声音,用嘴巴与人交谈——这一切好像都是那么理所当然,所以并不觉得可贵。可是,如果一个人眼睛瞎了,耳朵聋了,因而妨碍到语言的学习,进而变成“哑”,那么这样的生命是多么灰暗和寂寞啊!面对这样的不幸,海伦·凯勒并没有怨天尤人,并没有失去奋斗的     

崇高的评价 珍贵的情谊——读毛主席《七律·吊罗荣桓同志》

《七律·吊罗荣桓同志》,是一首悼念诗。诗篇对罗荣桓同志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表达了毛主席对罗荣桓同志无限怀念的深厚感情。 罗荣桓同志的一生,是光辉、战斗的一生。他自一九二七年鄂南暴动后至一九六三年逝世的几十年时间里,历任我党、我军的要职。他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坚持原则,勇于斗争,善于联系群众和团结干部,工作兢兢业业,从不畏艰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工作繁重,环境艰苦,他自     

康德美学的经验主义视野——读《对美感和崇高感的观察》

《对美感和崇高感的观察》是康德《判断力批判》的前奏,是康德运用经验主义方法对美感和崇高感的初步考察。《观察》中对主体性的强调、对美感和崇高感的分类、以及伦理学美学思想都为后来的《判断力批判》所继承和发挥,而《判断力批判》则在先验哲学的层面上对《观察》中的经验主义方法实现了超越。     

客观、简略、透辟的金融史专著——《中国货币银行》

《中国贷币银行(1840—1952)》是中南财大姚会元同志的新著、新近由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读完此书,觉得作者的研究有许多独到的见解; 一、该书结构独具匠心。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到1952年对私营银钱业改造大体完成的漫长世纪中,中国社会风云变幻无常,金融活动纷纭繁杂,要真正做到提纲挈领、清晰道出其间“金融”的发展演变、起伏兴衰、总结经验,引出教训,并非易事,需要在长期仔细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勤奋扒梳,精思竭虑。因此,写出一本好的“中国货币银行史”是十分困难的。从这一角度讲,姚著及其研究带有拓荒补空的意义。该书篇幅精悍,仅18万字,但却论及了其他书中未论及或常被忽略的“南京临时政府的金融政策与实践”,“对资本主义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重要内容,这是十分难得的,诚如作者所说:“南京临时     

康德前批判时期美学思想述评——读《优美感觉与崇高感觉》

康德(Kant,1724—1804)是德国古典美学的重镇。他的思想发展,以一七七○年为界,分为前批判时期和批判时期。他的美学专著《判断力批判》同《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简称为三大批判,构成他的整个思想体系,都是批判时期的力作。而《优美感觉与崇高感觉》写于一七六四年,则属于前批判时期的著作。对于此书,学术界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此书并不是美学著作,甚至其中也不包含康德前批判时期的美学思想。卡尔弗尔仑得的《康德传》认为:“不能按照题目的表明,说他是美学的文字”。[苏]阿尔森·古留加的《康德传》进一步以“没有任     

壮美理想的壮美描写——读《保卫延安》、《东方》和《高山下的花环》

理想是与奋斗目标相联系的抱负和追求,它是人生观的核心和方向,是人们的精神支柱、心灵的光和热。理想描写对于人物精神性格的刻划乃至于整个文学创作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祝辞》中就明确要求表现四化创业者的革命理想以及科学态度、高尚情操等精神风貌,为描写和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做出更大的努力和贡献。但是在实践上,这个问题长期未获解决,把个人变成精神(理想是其根本标志)的单纯的传声筒者有     

回归法理学理想的精神家园——读周永坤著《论自由的法律》

中国法学是近代以降西学东渐的产物,经晚清沈家本、伍庭芳及民国时期东吴、朝阳诸法律先贤筚路蓝缕,始初呈一派蔚然之气象,然终因历史变革之缘故而学脉中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阶级斗争为纲”笼罩下的法律彻底沦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甚至法学专业一度曾被取消,至于法理学更成了论证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合理性的工具。改革开放后,法学界尤其法理学界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批判阶级斗争法学,破除“左”的法学教条主义,在废墟之上重建法学学科。作为改革开放后诞生的第一批法学家中的翘楚,周永坤教授秉承东吴法律传统,一直以无畏的理论勇气、犀利的批判精神、卓越的学术见地、强烈的现实主义关怀而特立独行于学界。最近,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周永坤教授的《论自由的法律》,这是作者从事法理学研究二十多年的一个学术总结,她不同于一般的论文集,而是按照一定的中心予以组织,浑然自成体系的一部学术专著。     

一曲高尚美丽理想的颂歌——读雪莱《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

雪莱不止一次地说过,《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是他全部诗作中“最好的诗”,他是怀着“改良世界的欲望”来创作这首诗的,目的“不过是想使一般爱诗的读者们细致的头脑里,记住一些高尚美丽的理想”。的确,透过这部诗剧浪漫主义的神话外衣,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真实地揭露了专制暴政给劳动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歌颂了以普罗米修斯为代表的人民大众反抗暴君统治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表达了诗人建立自由平等的大同世界的美好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