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山西民变中的政府举措

清末民初,庚子赔款、教民冲突以及新政的推行导致了民众对统治当局的官、绅日渐不满,不满情绪的长期压抑迅速激化民变。预控不力的地方官员在事件爆发后无力平息民怨,使得民变进一步恶化。民众的暴动行为是对政府权威性的挑战,也是地方社会失序的表现。层出不穷的山西民变冲击了清政府的统治,最终山西在武昌首义后迅速响应,建立了新政权。     

灾荒与民变:略论道光十七年山东潍县马刚天柱教叛乱

道光时期,国家内忧外患不断,就在清政府平定新疆张格尔叛乱后,鸦片战争尚未爆发前,在山东潍县爆发了一次因灾荒而引起的武装暴动,这次民变以宗教为旗帜,不但攻破县城,而且劫狱杀官,对清朝最高统治者造成了巨大的震动。从表面看此次民变是因灾荒而诱导的,实质是清中叶后阶级矛盾不断积累与恶化的结果,是清政府对基层社会逐渐失控的具体体现。     

民变与“政变”：清末山西“交文惨案”与地方政局困境

清末政局动荡,社会管控力量渐弱,山西民变此起彼伏。1910年春交城、文水两县因抗拒新政禁烟引发官民冲突。民众的暴动行为是基层社会失序的表现,也是对地方政府权威性的挑战。“交文惨案”后续引发山西咨议局议长、山西巡抚、《晋阳公报》主编等相继辞职。此事背后反映了清政府错综复杂的政治生态及其在推行新政中所面临的多重困境。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新政改革制度设计的缺陷、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活动等等都使得山西地方政权岌岌可危。“交文惨案”的事发,不仅让这些矛盾更加凸显,也造成了军政权力的更替。政府式微,民变愈增。反过来,日益增加的民变也强力冲击了地方政权的稳定性。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问题研究综述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风起云涌,成为当时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研究民变问题是透视清末社会恶性运行的重要视角。关于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尤其是乡村民变)问题的研究,学界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但从总体上看还存在一些不足和空白。     

湖南农村民变与辛亥革命

湖南省在辛亥革命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近代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清王朝的残酷压迫 ,是造成中国社会悲剧尤其是农村的贫困与反抗的根本因素。清末湖南的阶级关系由于留学生增加等因素而发生了一些变化。清末的灾荒与民变实在是一对常见的孪生儿 ,湖南的情况可视为典型。会党和农民对帝国主义侵略毫不畏惧 ,使这一时期的民变具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性质。革命党人提出的斗争纲领与农民利益相符 ,这是湖南农村民变与辛亥革命发生关系的重要一环。     

论宋朝政府对民变的非军事对抗性策略

宋朝统治者在平息以民变为主的“内患”时,虽然也剿、抚并用,但与前代相比,却更多地采取以招安为主的非军事对抗性策略。这种策略在平定王小波、李顺起义,宋江起义,钟相、杨幺起义的过程中都有充分表现。宋朝政府对民变采取这一较为和平的策略,理由有三:一是军事力量不足,州郡兵力尤为空虚,经常是不得已而为之|二是宋代士大夫深受“仁政”思想影响,对部分民变怀有一定的同情,容易倾向于用和平手段平息|三是用武力镇压民变成本太高,并有严重后遗症。对民变采取非军事对抗性策略,有利于宋朝社会的稳定和减少对社会经济、文化的破坏,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是,以此策略平息民变并非都能奏效,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业已存在的社会矛盾。     

灾荒·长沙抢米风潮·辛亥革命

1900-1909年灾荒直接导致了长沙抢米风潮的爆发.连年灾荒使社会生活紊乱、道德失范、人性扭曲;而政府赈灾济荒的措施不能达到安抚灾民的目的,又为民变爆发提供了某些偶然因素.以此为起点的民变与同时期各种斗争聚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为革命的环境.     

道义、灾荒、民变——长沙抢米风潮新探

道义、灾荒、民变等"合力"共同催生了作为辛亥革命前奏之一的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并很快由长沙波及至全省,甚至是临近的省份。此次民变发生的"多元合力"主要有二,即"内在理路"与"外缘影响",其中:"内在理路",是指"道义"(斯科特语)和焦虑、怨恨等情绪;"外缘影响",即指湖南连续的"天灾人祸"。在二者的共同参与和催化下,饥民放弃以往的"低姿态"斗争方式,而采取"前台"形式的斗争,催生了湘省民变。此次民变,是对晚清社会控制的一次检阅,亦为后来的社会安全问题提供了"以史为鉴"的教材。     

近代中国城市民变的比较审视——以1908年汉口摊户风潮与1946年上海摊贩风潮为中心

在近代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中,政府管理下层社会群体时常失效从而诱发城市民变,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城市政治文化与日常生活。1908年汉口摊户风潮与1946年上海摊贩风潮对比表明,摊贩集体行动的爆发是政府管理摊贩失效与异化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抗争方式、步骤、目标呈现出一般性展演规律和大众心态,也在历史的发展中发生局部变异。市政当局、商会组织、新闻媒体、权力谋求者等不同社会力量基于各自利益的考量与行动,左右了摊贩风潮的发展轨迹与社会关注。摊贩集体行动影响了市政公权与下层民众间的关系态势,但并未根本改变摊贩的生存状态。背离民生的执政理念使市政当局时常置市容整顿于小民生计以优先的位置。政府立场与民众利益的根本对立,注定了风潮后的宁静只是暂时的,城市民变成为社会动荡与统治危机的预演。     

清初海上对外贸易政策变化研究

清政府制定海上对外贸易政策时是基于政治统治稳定的因素,而非基于财政上的需求。选择严禁海上对外贸易,是因为从政治上要防止郑成功收复台湾后谋求从闽粤之地补给物资,切断郑成功的后援路径。当清政府收复台湾后,基于对沿海百姓生活上的关切,取消了海禁,以贸易行为促进经济发展。随后又出现了部分商民居海外不回导致人口减少的问题,不得已清政府再度严禁。但是,在国际上其他国家迫切的贸易需求之下,在沿海居民迫切需要改善生活的需求之下,清政府最终决定进行四口通商,增加对外贸易收入,以此开拓财政收入来源,改善民生。